谍飞行在u一2飞机事件之后已经停止，“我不知道下任总统会做什么决策。但是，无论在这次会议期间，还是在我今后的任期内，都不会恢复这类飞行。”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还反击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的基本目的是不让我进入他的国家，也大可不必作这样令人厌倦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如此的理由……我来到巴黎谋求与苏联达成协议，以清除包括越境飞行在内的一切形式的间谍活动。我看没有理由利用这个偶然事件来中断会议。”
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互不相让。为了打破僵局，会议『主席』、东道主戴高乐建议休会一天，以便就u一2飞机事件达成妥协。为了能使会议开下去，戴高乐16～17日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进行调解和斡旋，但没能使他们紧绷的面孔松弛下来。
17日上午，到了预定复会时间，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一起来到爱丽舍宫，赫鲁晓夫却捎来话说，除非美国总统对u一2飞机事件道歉，否则他就不出席会议。下午，西方三国首相再次来到会场，赫鲁晓夫却在马利诺夫斯基的陪同下外出观光，只留外长葛罗米柯坐阵巴黎，与两方代表团保持联系，随时“澄清苏联的立场”。赫鲁晓夫这样做的政治寓意十分明显，迫使美国让步。
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戴高乐意识到已无希望按原订计划继续这次会议。经过协商，18日，西方三国发表一项简短的公报，宣布不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要求和推迟会议的建议，同时表示愿意“在将来任何适当的时候”，就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同苏联进行磋商。
巴黎四国首脑会谈失败。毫无疑问，u一2飞机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处理此事的方式是导致这次会议破裂的主要原因。u一2飞机事件成为美苏关系、东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7个月之前，赫鲁晓夫访美似乎预示冷战缓和时刻已经到来。而此时，冷战缓和的希望、东西方关系改善的希望都破灭了，美苏的“蜜月”也结束了。东西方关系又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严寒时刻”。巴黎首脑会议破裂也损害了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前者失去了在东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后者开始走下坡路，跌跌撞撞，不久便离开了白宫。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0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不久，中央又作出了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到1968年9月5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开展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7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1．中共“九大”
——特殊历史时期召开的非常会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不正常的大会。当时的情况是：“文革”正激烈进行，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全国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瘫痪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开幕。
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大会主要议程是：一、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希望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报告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斗批改、党的整顿与建设、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报告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合法化。
报告首次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规定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报告夸大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提交大会讨论的党章修改草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错误的阐述，片面地规定了党的『性』质和任务，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一致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党章。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
九大的主要特点是整个会议始终充斥着极“左”观点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九大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主要鼓吹、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理论论证，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这个报告歪曲事实，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会通过的党章，竟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可见当时极“左”狂『潮』已发展到何种地步。九大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中央委员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在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进一步加剧；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重点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和加强战略问题。林彪首先发言，大赞『毛』泽东是天才，随后的讨论却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会立即休会，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会上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2 捷共中央全会
——短暂的“布拉格之春”
1968年8月20日夜ll时许，一架苏联民航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机组人员通过无线电与布拉格机场联系，请求在该机场紧急降落，理由是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机场指挥塔同意了苏联飞机的请求，这架飞机安全地降落在机场地面。
机舱门打开，数十名手持自动步枪的苏联突击队员迅速冲下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机场指挥塔。没有丝毫准备的捷克斯洛伐克机场，做梦也想不到苏联老大哥的军队会从天而降，被轻而易举制服。紧接着，一架又一架苏联大型军用运输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速度在该机场降落。机上开出一辆又一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一队队的苏联军人。空降兵在苏联驻捷外交官的带领下，占据捷克斯洛伐克各要害部门，包围了捷克『共产』党中央大厦和总统府。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其他主要中央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下令抵抗，就成为苏军的阶下囚。
与此同时，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5个国家的50万大军，越过捷边界，占领了捷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第二天，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声称苏联及其盟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应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请求，支援捷人民，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成果。
事实上，这不过是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一个借口。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要求改革的力量占据上风，担任党政一把手的诺沃提尼被迫下台，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出任中央第一书记。3月22日，诺沃提尼又辞去总统职务，斯沃博达将军继任总统。
3月28日至4月5日，杜布切克主持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对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全面撤换党政军领导中的守旧人物，提拔任用改革派。全会通过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文件——《行动纲领》，正是这份文件招来了苏联的入侵。
《行动纲领》宣称，“我们要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提出必须改造整个政治制度，使之有利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改革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保证实行宪法中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权，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行动纲领》还决定改革经济制度，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市场的积极作用；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东、西方同时发展关系。
《行动纲领》公布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人们热情高涨，思想活跃，对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和批评，提出许多改革建议。4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改组『政府』，主张改革的切尔尼克出任总理。捷作好了改革的组织准备。
在春天到来的日子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出现民主、自由、改革的政治氛围，被称为“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引来了世界的关注，尤其使苏联领导人深感不安。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更换中央第一书记时，苏联就很不满意，此后一直注视着捷局势的发展。3月23日，苏联召集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在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举行会议，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霸主地位，发明了“有限主权论”。他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要服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当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危险，就不仅仅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关心的问题，就有必要进行干涉。
5月17日，苏联以共同防御联邦德国为由，要求在捷西部边境驻扎苏军，遭到捷的拒绝。苏联又要求在捷境内举行一次军事演习，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应允。6月15日，苏联指挥华沙条约组织的武装部队在捷克斯洛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