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制器物上挥自己的雕镂技艺。在他制作的十座护灯小屏上，雕刻着《寒雀争梅图》，形象逼真。《明宫杂咏》上有诗吟道：“御制十灯屏，司农不患贫。沈香刻寒雀，论价十万缗。”天启帝雕琢玉石，也颇精工，他常用玉石雕刻各种印章，赐给身边的大臣、宫监。
明熹宗喜欢看傀儡戏，当时的梨园弟子用轻木雕楼成海外四夷、蛮山仙圣及将军士卒等形象。明熹宗情绪高时，也施展自己的手艺。他做的木像男女不一，约高二尺，有双臂但无腿足，均涂上五色油漆，彩画如生，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安一拘卯，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凿订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上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萍藻之类的海货，使之浮于水面。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朋纱囤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拽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的戏台。在屏幕的后面，有一艺人随剧情将小木人用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鼓声喧大。当时宫中常演的剧目有《东方朔偷桃》《三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大闹龙宫》等，均装束新奇，扮演巧妙，活灵活现。天启帝做得是如醉如痴，看得也是如醉如痴。
每到冬季，西苑冰池封冻，冰坚且滑。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亲自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小巧玲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引绳子，一部分人在上用绳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两面用力，拖床行进速度极快，瞬息之间就可往返数里。整个工程中明熹宗都亲临现场。
明熹宗亲手制作的娱乐工具也颇为精巧。他用大缸盛满水，水画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启闭灌输，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天启帝与妃嫔在一起观赏喝彩。有一次他做了个花园，里面的可以走路，鸟可以唱歌，水能流动。
除木工活外，天启帝还醉心于建筑。吴宝崖在《旷园杂志》中写到天启帝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小巧玲珑，巧夺天工。他还曾做沉香假山一座，池台林馆，雕琢细致，堪称当时一绝。天启帝喜欢蹋球，常与太监在长乐宫打球，天启帝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蹴园堂。天启帝酷爱建筑，还表现在对朝廷建筑工程的关心上，天启五年(1625)到天启七年(1627)间，明朝对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重造工程，从起柱、上梁到插剑悬牌，整个工程中天启帝都亲临现场。天启帝常常在房屋造成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反复欣赏，等高兴劲过后，又立即毁掉，重新造新样制作，从不感到厌倦，兴致高时，往往脱掉外衣棵作，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
面对这样的主子，j臣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天启帝引绳削墨，兴趣最浓时，拿上公文请天启帝批示，天启帝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正如《酌中志余》所述：“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诸j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
明朝旧例，凡廷臣奏本，必由皇帝御笔亲批；若是例行文书，由司礼监代拟批问，也必须写上遵阁票字样，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号为批红。天启帝潜心于制作木器房屋，便把上述公务一慨交给了魏忠贤，魏忠贤借机排斥异己，扩充势力，专权误国。而天启帝却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可叹他是一名出色的工匠，却使大明王朝在他的这双手上摇摇欲坠。
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一手制造了客魏专政的天启帝皇帝还在后宫玩乐，在盛夏季节，他喜欢穿上冬装，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装巡游，有时扮成宋太祖上台演戏，游山玩水。因嬉乐过度，酿成了一身的疾病，面无血色，虚弱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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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明朝实行的海禁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户人家都要承担实物税和徭役，这徭役很可能就是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或几千张纸送往南京，轮到这一任务的家庭，结局往往是破产。军队也如此，实行卫所制，官兵在驻地自耕自食，亦农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伟、最长的南京城墙时，每一块城砖竟然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来的。明太祖也许没有想到，在南京建一个烧制城砖的工厂会是更高效、更经济的手段。
这就是明太祖的思路和治国理念。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连国内贸易都想要禁止，更何况是对外贸易？防御倭寇不过是实行海禁的一个很好的借口。
明朝皇帝曾有一次公然违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就是郑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动机来自于篡夺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是怀疑建文帝隐藏在西洋，进行搜寻追捕；二是为了宣扬大明国威进行的政治游行。郑和七下西洋一不殖民，二不贸易，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因此遭到臣下的普遍反对是必然的。明成祖好大喜功，执政时间一长，必然结果就是国家财政的破产。郑和七下西洋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价值，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华而不实的举动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的胃口，但却是国力所不允许的。大臣们慑于明成祖的滛威，敢怒不敢言，只好借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刚刚落成即被雷电击中烧光的机会难，逼得他罢下西洋。其实不要说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按照这种动机和做法，对中国只是有害无利的，徒费国力的政治游行而已。
明朝一直陷于财政困难的窘境，因此国家动员能力极差。虽然到了明朝末年，人口已经差不多两亿，但最大一次动员的兵力不过就是松山会战时的13万军队，这已经是穷尽国力。军队的动员能力不仅仅单纯是军事上的动员，军队远征的数量和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能动员多少人参军，而是后勤能否保障，这纯粹就是国家的全面动员能力了，尤其要有财政能力作为支撑。
明末为何军队最大的动员数量不超过13万？这是因为明朝的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支撑更多的军队出征锦州。即使如此，松山大战的明军最终违背了统帅洪承畴步步为营的战略初衷，匆忙迫近锦州，结果被清军包围并切断了后勤补给线，全军崩溃覆灭，其原因也是由于后勤无法支撑，明思宗朱由检只好严令速战速决。历史浪漫主义在评价军事史时看到的仅是长坂坡上的赵子龙，而现实主义看到的往往是后勤。
如果比较一下明朝和宋朝的政府财政收入更能揭示明朝的财政困境。明朝在国力强盛的嘉靖年间，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仅两百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增加到了四百万余两；万历末年，因为辽东满洲兴起，骤加“辽饷”应付军事需要，达到了五百二十万两，并成了固定的数额；明末崇祯年间，既有辽东战事越激烈，只好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加派“辽饷”、“练饷”、“剿饷”号称“三饷”，逼得全国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纷纷造反，但即使如此，年收入也不过两千余万两白银。北宋中后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达六千万贯，而南宋时期则常年超过了一亿贯，甚至一亿二千万贯。[转自铁血社区bbstiexue/]
由于宋明两朝相差至少近百年，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货币进行比较，尤其自从哥伦布现新大陆以后，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白银的购买力自明中叶以后急剧下降，因此必须用购买力平价比较宋明两代的政府财政收入，而最基本的必需品——米，是衡量这两个朝代货币购买力的最好的标准。宋代的一石米价格在400钱至1贯（1000钱）之间，取较高的米价一石一贯计，明代中后期的米价以较低的一石一两白银计，明石是宋石的15倍，也就是明代的财政年收入最大值两千万两白银折合约三千万宋石米，而南宋的常年中央财政收入是一亿宋石米，是明代的33倍；如果用明代中央财政收入较高的万历年间常额的五百二十万两计，那宋代则是明代的10倍以上。为何这两个相距并不遥远的朝代中央财政收入会相差如此之大？
明代的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但即便如此，明末的“三饷”加派已经突破了农民的承受极限，农业完全破产，但即使这样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也只不过搜刮了区区二千万余两白银。因此，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显然宋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据统计，宋熙宁十年（1077年），在中央财政收入中，70以上来自于工商业，而南宋时，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15非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展起来的国内、国际贸易才是宋代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宋明两朝财政收入如此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明代实行海禁，以及在其背后的经济政策和建国思想，相比较宋代而言，明代在经济体制上是一个大倒退。
中国殖民海盗——林凤
传统的观念中，中国的性格特点在于内向和保守，然而对于中国沿海的居民，这一点似乎并不大适用，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殖民海外的经历，不过这得不到国家的承认，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运动罢了。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一个号称殖民海外的中国第一人林凤的经历。
林凤出生在广东省潮州饶平县，19岁的时候就开始出海闯荡，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公元1568年（隆庆二年），以林凤为的海盗集团攻陷了惠来神泉镇，次年又劫掠了澄海，然后到了广州。在此期间，由于大海盗曾一本战死，因此林凤就取得了头领的位置，并在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种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政府的警觉，于是在1574年（万历二年），朝廷派兵围剿林凤，结果林凤战败，不得不退出广东。于是他就逃到了台湾的澎湖，然后又去了台湾的北港，在那里他遇到了林道乾留下来的人马。于是他便将两股人马合在一起，于这年冬天启程出征菲律宾。
当时他率领着62艘战船，2000名战士，2000名水手，甚至还有妇女儿童1500名，船上还载有牲畜、农具、种子等等，浩浩荡荡的就向菲律宾的马尼拉湾出征了。11月29日，他们到达了马尼拉湾，然后就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动了猛烈的攻击。林凤的先锋官日本人萧柯带领着700名战士很快就解决了城外的西班牙士兵，并且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然而就在西班牙人以为整个城市将陷入中国人的手中的时候，林凤却带领他的军队突然撤退了，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至今未解开的谜团。
离开了马尼拉湾之后，林凤将队伍带到了吕宋岛西部的彭加斯兰湾和仁牙因湾，也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玳瑁港，在距仁牙因河口四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城市，很快就建起了许多住所以及防御工事，林凤还自称为王。西班牙人数次前来报仇，都被林凤击退了。然而，就在双方的斗争接近白热化的时候，明廷再次介入了这场事件，明廷的政府官员访问了西班牙人，要求他们与明廷携手剿灭林凤。西班牙人对此当然是非常欢迎的，于是双方投入了更大的兵力联合剿灭林凤。林凤无法对付两方的合力围剿，于是在1575年8月，他偷偷的转移出来，回到了潮州，继续从事贸易活动。
不过，对于在中国这片海域上活动的无论是海商还是海盗也好，如果政府将目标锁定了他们，他们是无力与政府抗衡的。由于林凤集团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海盗集团，所以政府就下了大力气围剿与招抚。最终政府的政策终于见到了成效，在海盗集团内部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再背井离乡，于是投降了明政府。林凤不愿意投降，于是带领着其余的人马又离开了中国，但是对于后来的事情，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关于古代银两
关于银子到底价值几何，今人大多毫无概念，经常犯错误。很多电视剧尤其可笑，描写古人动辄使用几十两，甚至几百、几千、几万两银子，更有甚，竟然常常出现从口袋里掏出面额成百上千两银票这些荒唐的情节，显示了创作人无知以及不认真到了何等程度。甚至包括金庸这样的大师也对银两的货币价值没有进行深入研究：郭靖初遇黄蓉，被她宰了一顿，结果“一会结账，共是一十九两七钱四分”。这些错误荒唐严重到什么程度，你往下看就知道了。
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主要为两个误区：一是以为古代一两银子等于今日的一元钱；二是以为古代的银票就是今日的钞票或支票了。
其实，古代中国银子缺乏，看过一些古籍就可以现，一两银子的货币价值相当的高。一两银子等于制钱一千二百多文(清初以前)到三千多文(清道光以后)。而直到清末，一斤(相当于12市斤)猪肉只要二十文钱，一亩良田只要七至八两银子或十二、三个银元。几两银子、几十两银子就是件大事情，有百两银子就是今日的大款了，能够买上十几亩良田。在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所以戚继光的士兵军饷一日只有三分银子，一月不足一两。清代稍贵点，主要是鸦片战争前外贸顺差大，银子大量流入后，银价下跌造成的。后来大量赔款后，银与铜的比价又上升了。平常老百姓使用的是铜钱，清末时使用铜元，很少用银子作为日常交易用。许多老百姓至死都未见过银子。所以口语中表示没有钱(贫穷)时用“铜钱(钿)没有”而不说“银子没有”。要知道万历年间国库年收入才达到200万两，而且还是经过张居正改革后国库收入丰富才有的数字。
《红楼梦》里刘姥姥看到贾府上下一餐螃蟹24两银子，感叹说小户人家可以过一年了。要知道刘姥姥家当时也算中产阶级的，有房有地还雇得起工人丫头，第一次上贾府打秋风，得了20两银子，千恩万谢的。《明史》里也提到七品知县一年的正当俸禄（基本工资）只是45两白银。而《射雕》时代在南宋中晚期，白银流通量还低于明清，其价值只能更高才对，这19两多一餐饭，不管是怎样难得的美味佳肴都似乎太过分了。
中国古代的货币单位制度极为混乱。不同朝代之间有差异，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但唐宋之后却也相差不大。因为各朝代银两的货币价值都有所不同，那么现在一般推算古币值都采用一般等价物交换的方式来计算，对中国人来说千年不变的民生商品就是大米。以下采用太平年间的大米物价记录为标准，进行一个粗略的推算，大致可以得出银两的货币价值答案。
史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当时的一石约为944公斤，一两银子就可以买1888公斤大米，就是3776斤。现在我国一般家庭吃的大米在一斤15元至2元之间，以中间价175元计算，可以算出明朝一两银子=人民币6608元。由于《红楼梦》故事虽以清朝为原型，生活状况却以明朝为蓝本，姑且以明朝的银两价值计算，刘姥姥拿到了一万三千多元的过年费，当然很高兴了；而郭靖则付出了超出一万二千元人民币一餐饭钱，还是在张家口这样一个小地方，太夸张了吧。郭靖就算傻，但穷苦出身，不可能不知道钱的价值，黄蓉更不可能挨店家的这一宰吧。
这一两银子要是拿到唐朝就购买力而言更是高得吓人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一斗米只卖5文钱，通常一两银子折1000文铜钱（又称一贯），就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以今天一般米价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