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和它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放在核心位置。这部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主线是以宗教来分类。把俄罗斯划归东正教，中国划归儒教，对于那些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来说，这种划法显然很荒诞，要知道大部分俄国和中国农民是不信教的。宗教意识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两个国家取得胜利。亨廷顿的“理论”基本上是现代圣战的产物；它只是霍梅尼思想的回归：同美国的“优秀”战略学家们一样，霍梅尼也相信文明的冲突。 要想理解伊斯兰世界中宗教热情的高涨和屠杀事件的增多，并不需要我们对伊斯兰教的本质做出评判，更不需要对阿拉伯世界中妇女的从属地位指手画脚。从教育水平来看，伊斯兰世界发展非常不平衡，总体上比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落后。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历史阶段，众多的伊斯兰国家正处在一个实现伟大转变的关头。它们正在告别过去不识字时期平静的、循规蹈矩的精神世界，走向一个人人识字、社会稳定的新世界。在过渡时期，它们会因为精神上无所依托而体验痛苦和动荡。 经历过原教旨主义的危机之后，一部分穆斯林国家已经完成了转型。这场危机首先触及的自然是刚刚扫盲的年轻人，排在最前面的是理工科大学生。伊朗革命已经平静下来。阿尔及利亚搞恐怖主义和暗杀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已经疲惫不堪。土耳其宗教政党的兴起未能动摇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里继承下来的世俗体制。我们必须认同阿塔图尔克的观点，他在《圣战》一书中描绘了伊斯兰教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在识字率极高的马来西亚（2000年达到88），政治、宗教危机已经开始退潮，凯末尔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gilles kepel, jihd expnsion et decle de l'islis, gllird, 2000, “folio”新版本。)。凯末尔对伊斯兰教的衰落做了详尽的分析，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中亚地区宗教好战分子的失败。塔吉克斯坦确实发生过部族间的内战，其中几派自称信奉的是某种纯洁的伊斯兰教。乌兹别克斯坦则担心原教旨主义者的入侵。实际情况是，在中亚的前苏联国家，宗教的角色只是第二位的。许多分析家以为共产主义的崩溃会引起穆斯林宗教感情的大喷发。但俄罗斯为它的前属地完成了全民扫盲的工作，在1975至1995年间，这些地区实现了快速的人口转型。在1975～2000年间，乌兹别克斯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由 个下降到个，土库曼斯坦则从下降到，塔吉克斯坦从到。它们的政治体制还有明显的苏维埃特征，远远没有实行民主（这是最客气的说法）；但宗教问题在这些国家绝不占主导地位。  
即将到来的危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有些穆斯林国家刚刚开始着手扫盲并实现精神现代化。其中主要的两个国家是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前者2001年人口为3500万，后者为1亿4500万。在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事件中，这两个国家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作为基地组织的后方基地，塔利班政权是由巴基斯坦的军队和秘密机构扶植起来的。对美国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恐怖分子中大部分都来自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民众中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和他们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是有联系的。在伊朗曾有过类似的情况，70年代下半叶扫盲工作的进展点燃了民众心中的泛美情绪。美国的领导人们已经有过教训：伊朗由盟友转变为棘手的仇敌，他们自然有理由为自己在波斯湾两侧战略地位的脆弱性而焦虑。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至少在20年中会是危险区域，有可能出现很不稳定的局面。卷入这两个地方会有危险，法国是付出代价后才认识到这一点的：2002年5月，法国军队综合代表团的一组技术人员在卡拉奇遭到自杀性攻击。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个直接纳入美国权力体系的国家的穆斯林民众中存在敌意就得出结论说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恐怖主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国家正走在和平的道路上。 现在有关各种危机的统计材料很容易让我们妖魔化伊斯兰教。总体上讲，一个正在经历现代化危机的国家自然不可能是一块和平的绿洲。现在的发达国家、局势平静的国家没什么可骄傲的，它们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谦虚得多。英国和法国革命极为暴力，俄国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差不多。因为历史和文化上的相近，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理解。但美国也未能逃脱转型危机很经典的是，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口生育率下降的时候。这场战争造成62万人丧生，其中36万北方人，比1776年至今美国在所有其他冲突中丧生的人数总和还多（包括越南战争）。。与南北战争密切相连的是价值观念方面的争执，如极为重要的肤色问题，可是相关资料有时很难获取。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美国人的这种过敏反应与伊斯兰革命中有关妇女地位的歇斯底里的争论没什么差别。前南斯拉夫：错位的和重叠的危机 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解体并没能逃脱社会进步伴随精神迷茫的一般规则，但有其特殊性， 原因是前南联邦国家的诸多民族间发展水平、教育和人口情况差异巨大(有关本地区生育率的情况请参考, trnsition et féndité dns les blkns cilistes, 和b kotznis 及 prnt合著l'europe des blkns, différente et diverse? bri研讨会，2001年6月，réseu déo blk。)。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人口转型虽然不如西欧国家来得那么早，但在1955年就已经完成了。当时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妇女平均生育个子女，塞尔维亚的整体水平为。在这些共和国中，扫盲运动同时引起了出生率的下降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广。在南部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被强加在了这些教育和精神领域未能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身上。1955年前后，波斯尼亚的生育率仍达，马其顿为，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为。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处于中间位置，这反应了当地信奉不同宗教的居民混居的实际情况：在波斯尼亚是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在科索沃和马其顿是东正教和穆斯林。我们在这里只把宗教作为一种用来描述不同文化体系的标签集合体，必须承认，本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与基督教人口相比，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落后许多。但他们也不能脱离转型期一般法则的控制。从1975年起，波斯尼亚的出生率下降到了，马其顿在1984年达到这个水平，科索沃为1998年。阿尔巴尼亚的差距也很小，1998年其生育率下降到了。 通过人口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前南地区和阿尔巴尼亚先后出现过两场转型危机。第一场是从1930年到1955年，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将基督教徒，主要包括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引向人口与精神的现代化。第二场从1965年到2000年，使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同样实现现代化。但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因素使得穆斯林人口迟到的精神革命与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交织在了一起。这对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来说意味着他们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第二阶段。走出了现代化危机。所有这些民族混居在一起。事实上，走出共产主义本身在技术上就不简单，再加上穆斯林人口的转型问题，结果酿成了一场噩梦般的大杀戮。最先卷入冲突的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不存在“穆斯林因素”。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由于人口转型有先有后，在前南联邦全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因此都急切地希望控制更多的空间。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的生育率早就得到了控制，他们发现己方人口增长放慢，与之对立的是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于是担心自己会遭到人口入侵或被淹没。人口增速的差异加剧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种族强迫症，并渗入了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分裂问题。 我们从价值观和精神领域来谈问题，无法用严格的科学手段来进行验证。如果没有穆族的催化剂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塞族和克族之间没有一个发展迅速但正在经历现代化危机的族群的话，两者间的种族灭绝行为不会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重的程度。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与穆族距离遥远，它的独立所引起的反响就很小，与捷克斯洛伐克分解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所引起的反响差不多。 我的分析并不是为了证明人道主义干涉没有用。如果相关国家很小，那么来自外部的力量可以迫使其减缓紧张局势。但是，那些进行干涉的军事强国（它们很久都未体验过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痛苦了）应当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努力地去理解对方。南斯拉夫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在道义上表态，但很少有人做认真的分析。其实，只要研究一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地球上有一条漫长的战线，不过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处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之间，而是在苏联东欧国家和伊斯兰社会之间，从南斯拉夫一直延伸到中亚。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衰退和伊斯兰的转型出于偶然交汇在一起，一边精神现代化已经完成，另一边正在启动——这样的情况在90年代相当常见。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加上持续时间较短的中亚地区冲突，与南斯拉夫的情况有许多共同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两场转型危机的叠加只会是一次危机程度加深的转型，绝不可能使相关民族进入一种结构性的、永远的冲突状态。  
耐心与漫长的时间……
这个将各阶级、宗教、民族间的价值观冲突、政治矛盾与精神现代化（其中的两个关键要素是扫盲和生育率的下降）联系起来的理论模型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模型。有些国家虽然经历过艰难的转型期，但从未陷入过大规模的暴力。但要说出具体的国名，我却感到有些困难，怕的是遗漏掉哪场危机、哪次屠杀。丹麦、瑞典和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许没有经历过大的灾难，但是芬兰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卷入了俄罗斯革命后红军对白军的内战。如果回溯到作为扫盲运动的新教改革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瑞士人也曾狂热过，为宗教热情所鼓舞，在某些崇高理念的名义下自相残杀，烧死异端和巫婆。但通过这场很久以前的危机，瑞士人形成了他们洁净和准时的优秀品质，之后又组建了红十字会，向全世界传授他们的协和之道。所以，出于审慎，我们还是别把伊斯兰看成另类并对其“本质”说三道四吧！ 不幸的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后果之一是“文明冲突论”的普及。不过，在我们这个讲求“宽容”的世界上，这一点是从反面表现出来的：无数的知识分子、政客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内表示不会有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这足以说明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作为我们的“最高信条”（实际上是占总人口20的精英们的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良知不允许我们对伊斯兰教直接进行抨击。但是，在人们的日常语汇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常常变成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很多人愿意把后者看成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我们刚才说过，“9·11”是在伊斯兰狂热开始退烧的时候发生的。扫盲运动和节制生育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观察和解释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一定能发现：在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美国和在这一地区追随它的盟友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这两个国家刚刚向着现代化，向着现代化进程中常有的痉挛和阵痛，迈出了一大步。但是， 世界性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让美国重新当上“十字军东征”的盟主，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目标明确、浅尝辄止的干涉，可以在乌兹别克斯坦或阿富汗建立基地，可以派精兵进入离车臣不远的格鲁吉亚境内，但是，在对世界的现实情况做出分析之后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社会学的或是历史学的依据。穆斯林世界认为它荒诞可笑。不需要任何外来干涉，穆斯林世界就能够自动进入和平进程，从而走出转型危机。世界性恐怖主义这个概念只对美国人有用，它需要一个永远燃烧着战火的旧大陆。  
福山命题
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和人口因素进行研究可以为福山有关“历史具有方向”的命题提供佐证。扫盲和节制生育今天看来已经是人类的普遍现象。然而，这两种社会进步现象常常伴随“个人主义”的抬头，其结果必然是在政治领域内承认个人的价值。民主的最早定义之一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与现代定义非常接近：民主就是自由和平等的结合，以使人类“能够过上他想要的生活”。能读会写的人都会在自我意识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生育率的下滑说明这种心理转变的深度，它对人类的性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国在扫盲和人口平衡方面都已取得共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因识字而具备自我意识、要求平等的个人是不可能永远接受专制的统治方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对自我意识已在一定程度上觉醒的人群实行专制统治所要付出的实际代价使得施行这一制度的社会在经济上毫无竞争力。其实，人们可以无休止地在教育和民主这两者的互动关系上摇摆。但对于像孔多赛这样的人来说，这两者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在《描绘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写于1793年，1970年威兰出版社版本。一书中，他把教育的发展放在核心位置。凭着这关键一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托克维尔“民主的发展是‘天意’”的观点。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比福山的理论更加“黑格尔”，福山受制于经济学派，总想着物质进步。作为对民主国家的数量成倍增长（东欧、前苏联地区、拉美、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一种解释，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还更为现实主义，更真实。因为，仅凭世界财富的增长是无法解释实行多党选举的国家如雨后春笋这一现象的。全球化时代在经济领域意味着增长率的下滑、大众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的放慢乃至下降，还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经济学者”提出来的一系列观点实在不能让人信服：物质上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如何能够导致专制政权的垮台呢和稳定的选举制度呢？以教育为中心的假设却能透过经济领域表面上的不平等抓住要害：人们实际上在走向平等。 不管人们怎么批评福山，他的学说不能说毫无道理：世界最终将统一于自由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广泛的和平，这是依据道伊法则“民主国家间不可能有战争”的理论推断出来的。但我们应当承认，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所走的道路差别很大。稍具常识者都能看出，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纳粹运动、法西斯主义、霍梅尼主义、越南民族共产主义和红色高棉政权……历史经验千差万别的世界各国怎么可能完全统一于一种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呢？福山在谈到现行的日本民主制度时对这一疑问自己做了回答，要知道，二战以后，除了1993至1994年经历过一次短暂的犹豫外，形式上非常完美的日本民主制度却有一个特点：实际上只是自民党一家执政。在日本，政府选举实际上只是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在福山看来，虽然不是各党轮流执政，但这毫不妨碍日本政权的民主性质，因为这是选民自由选择的结果。瑞典模式的结构性特点是社会民主党长期领先，这和日本有些相像。由于瑞典的体制是由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不像日本那样源自外国的占领，因此，我们能够接受福山关于自由民主不见得一定要搞轮流执政的观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轮流执政和日本、瑞典的一党独大说明民主存在各种“次类别?br />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