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和领土帝国主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是出于美国的欧洲盟友的愿望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将大西洋联盟和提洛同盟相提并论相当恰当，苏联在这里则扮演了传说中的具有威胁性的波斯的角色。 然而，这种对于大西洋联盟的乐观和自由的看法，只能够完全吸引那些遗忘了雅典历史下文的人们。不久之后，提洛同盟就解体了。联盟内的大多数城邦更倾向于卸下自己的军事义务，取而代之的是向雅典纳贡，而不是提供船舰和船员。最终，领袖城邦占有了存放在提洛岛的公共财富，不仅利用这笔钱教训同盟中的那些顽固城邦，而且还修建了雅典卫城的神庙。这个例子并不完美，或者是太完美了：它可以使欧洲人，还有日本人，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重新思考自身的军事行为。 最终，斯巴达变成了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并将雅典击败。不幸的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不足以使我们对雅典从其帝国中得到的经济利益，以及这些经济利益对城邦自身社会结构的影响做出精确的研究。(以上这些问题参见r s, the then e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美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统治地位
那些为数众多的支持以罗马帝国主义作为参照物的人强调，美利坚帝国的历史并不是从1948年布拉格政变开始的，不是对于苏联势力范围建立的一种反应。美国的体系早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通过确立其工业和军事霸权就建立起来了。1945年建立的美国体系的基本战利品便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保护国，而这两个附属国都因为其经济实力而具有特别的意义。德国是战前第二大工业强国，而日本则是现在的第二大工业强国。美国正是基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才建立起对这两个支撑点的权威，而这两个国家对于控制世界经济体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从经济和社会的层面来说，罗马比起雅典拥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通过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研究罗马帝国在其武力占领的广阔疆域内使财富向政治中心集中而导致的社会结构解体的过程。 在取得针对迦太基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的几百年间，经过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迅速地扩展到东方，占据了整个地中海流域。从此，它便拥有了无尽的资源，包括土地、金钱和奴隶。罗马在其整个势力范围之内通过收税获得货币，能够进口大量的食品和手工艺品。在由于罗马的政治统治而“全球化”的地中海经济之中，意大利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丧失了作用。整个社会集中在两个相互对立的阶层上——经济上没有用处的平民阶层和寄生的富豪寡头。一个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派更加突出了另一个群体的无产化。中产阶级的分裂导致了共和国的消失和帝国的建立，这一过程正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因为根据他的分析，中间社会阶层的存在对于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 g lfldy, histoire cile de ro, picrd, 1991。) 尽管平民阶层并不顺从，但从地理上说却身处中央。既然不能消灭他们，最后只能动用帝国的财富，用面包喂养他们，用游戏给他们以消遣。 对当前美国领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感兴趣的人可以将之与古代的模型做比较，无论是其相同点还是不同点都很能给人以启发。不管是以雅典还是以罗马为比较对象，都可以得出鲜明结论：经济统治圈的建立源于政治和军事。这种对于经济的政治视角纠正了目前被奉为圭臬的看法——即只是从全球化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出发，将全球化看做是一种完全非政治的现象。依据这种看法，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世界中，既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国家，也没有军事强国。然而，不管是从雅典还是从罗马的例子出发，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看到，这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军事过程所带来的结果；而某些全球化经济的奇怪现象也不能脱离体系的政治军事层面来解释。  
美国从制造走向消费
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宣扬自由贸易的功绩时完全是不吝惜词汇的，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够使得生产和消费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以满足世界上所有居民的需要。这种理论强调各个国家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分工，而只从事本国最擅长的专业内容。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同时无休止地夸大了市场自动调节的特征：通过国家货币价值的浮动，在生产和消费，进口和出口之间建立起伟大而完美的平衡。古典经济学构思、描绘并臆造了一个完美均衡的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个国家占据着相等的地位，并且都努力为公共财富而劳作。是斯密和李嘉图使这种理论萌芽，今天它在美国80％的大学中生长繁衍。与音乐和电影一样，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是美国主要的文化输出品之一。在现实中，这种理论就像好莱坞电影，其真实性非常脆弱。然而，在解释“全球化并非是以一种均衡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正相反，它是不对称的”这一使人发窘的事实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便失去了其一贯滔滔不绝的风头，甚至不得不保持沉默。整个世界越来越为了满足美国的消费而进行生产活动。这个独立自主的但同时又生产过剩的民族国家在战后立即变成了体系的中心，而在这一体系当中，美国的使命更多的是要消费而不是生产。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惊人的，因为它包括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例如，2001年度，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830亿美元，对日本是680亿美元，对欧盟是600亿美元（其中对德国的贸易逆差是290亿美元，对意大利是130亿美元，对法国是100亿美元），对墨西哥是300亿美元，对韩国是130亿美元；甚至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对美国的贸易当中也处于顺差地位，这几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分别是45亿美元，35亿美元和5亿美元。（） 根据以上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的国家名单可以推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原材料的进口，因为原材料进口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发达国家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例如，2001年度，美国战略中最牵动人心的物资——石油所导致的贸易逆差只占800亿美元，至于其他产品，主要是工业品的逆差额却达到了3660亿美元。 如果我们不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其国民生产总值相联系（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农产品和服务在内），而是仅仅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相比较，我们得到的结果极为惊人：美国10％的工业消耗品依赖进口，而这种进口是美国的出口产品所无法抵消的。这一工业逆差在1995年还只占到5％。不要以为这里说的主要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美国同样积极投身于尖端产品的生产。美国工业在某些领域内还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行业是最明显的，不能不提的还有医药材料领域和航空业。年复一年，我们最后发现美国逐渐失去了在所有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包括尖端领域。2003年，空中客车公司将能够生产出和波音公司同样多的飞机，甚至有人预见，到2005至2006年，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在产值上将会不分伯仲。1990年美国先进的科技产品为其所带来的贸易顺差为350亿美元，到了2001年却只有50亿美元，而到2002年1月甚至处于逆差地位（, technology, , ）。 美国工业品贸易逆差表现出来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当前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在1929年经济萧条前夕，的世界工业品都集中在美国，而只有的工业品集中在德国，在英国，7在法国，在苏联，在意大利，在日本（rnold toynbee 及其协作者，le onde en rs 1939, gllird,1958。）。70年之后，美国的工业产品已略低于欧盟，只是稍微高于日本。 这种经济实力的下降并没有因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而得到补偿。从1998年以来，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得的返还到美国的利润已低于设立于美国的外国公司返还给它们各自母国的利润。  
值得怀疑的美“国内”经济统计数字
在2001年世界经济衰退的前夕，绝大多数经济评论家都在颂扬美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活力，以及一种高投资、高消费和低通货膨胀的新范式的诞生。70年代所无法解决的难题最终找到了答案：美国找到了实现增长的同时不会引起物价过分升高的途径。到2002年初，正当新闻界普遍担心欧洲或日本的生产力已经落后的时候，美国政府却在重新确立关税以保护其已被超越的钢铁工业；与此同时，美国微软公司的“x_box” 电子游戏机在日本的“ps—ii”和掌上游戏机 “g cube”面前无地自容，而微软本来是想以此来参与游戏机领域的激烈竞争的；此外，加利福尼亚正陷于电力的缺乏之中，而纽约也因为饮用水无法自给自足而备受煎熬。 大约五年前，对于大西洋彼岸（美国）经济的乐观主义看法（这里就不用“自满”一词来形容了），以及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真实意义（实际上人们再也弄不清它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变得不那么可靠了。我们越来越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相信来源于在美国“国内”的所有企业所生产的附加值聚合而成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还是接受美国贸易逆差所描绘的事实——这一事实用以衡量“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且揭示出美国工业能力的丧失。只要一种产品的进口出现问题，真正的危机就会爆发。电力供应就是一例：加利福尼亚的供电障碍说明了电力方面的不足。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于美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活力将信将疑。安然事件，以及紧接着的安达信事件，是其原因。电网经营企业安然的倒闭导致了1000亿美元营业额的不翼而飞，这一数字被媒体称作是不可思议的虚构的和神秘的。安达信审计事务所伪造的账目使人无法说出这笔钱当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所谓的“附加值”，从而被记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10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又有多少公司在安达信，或是其他会计和审计公司（作坊）的帮助之下，篡改了他们的账目？最近此类事件的增加表明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都与此有关。美国的经济到底怎样？1994至72000年间，美国的金融、保险和不动产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是工业增长速度的两倍，以至于其服务业的生产“价值”是其工业产值的123。价值一词打上了引号，因为服务的价值之所以能够与工业品的价值相区分是由于大部分服务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当然，为美国经济保证资金供给、为保证进口提供现金的那部分服务业除外。由于参与诈骗的美国私营公司数目的不断增加，导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开始像前苏联那样注水。 正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美国工业活动收缩这一现象，美国已经转变为一个专门进行消费的场所，同时他又依附于外部世界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作为一个罗马类型的帝国的代表，美国反而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所能产生的经济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面对着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日本以及苏联体系实力的上升，美国将其势力范围组建为一个全球体系，并在其中居于中心地位。此后，美国又在贸易、金融领域逐步建立了符合其本国意识形态和好恶倾向的游戏规则，只有它们才可以保证其政治、军事控制区的统一性。毋庸置疑，美国最初希望保证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福祉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如果将这一世界体系的出现看作是一种毁灭性现象无疑是可笑的：1950年到1975年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作为证明。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重建提供了资金，同时也使美国可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1929年的经济危机，因此马歇尔计划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在历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鲜见的明智之举。在这一时期，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帝国主义。 美国由于确立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同时对于其经济的领先地位的持久性和本体性过于自信，于是便将其军事统治范围的政治一体化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基于这一目标，美国对欧洲、尤其是日本的产品敞开了市场的大门，此举最终使美国工业牺牲了很多方面的份额，而它自己在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后来才感觉有些不安。在70年代初美国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其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展到与整个世界的交易中，甚至超出其最初的政治统治范围。 共产主义的分裂使得许多新兴的重要国家加入到这个不对称的贸易体系中来：今天，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或是欧洲，从对美贸易中获得最大的贸易盈余。从此，美国的过度消费已成为世界经济结构的关键因素，尽管这一结构在某些人看来具有帝国属性。然而，自由贸易导致出现了世界需求不旺这一结构性现象，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对于世界的重要性已不再体现为它的生产，而是它的消费。  
黑非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一蹶不振
从经济理论上来说，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世界层面上不平等现象的增加，这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现象。贸易自由化导致在每个国家都出现收入差距，并使得这一点成为整个世界的总体特征。国际竞争促使世界各地出现工薪阶层收入水平的停滞以及利润的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利润的爆炸。由于自由贸易而产生的工资紧缩使资本主义的传统困境重现，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两难困境：工资紧缩使得不断增多的产品难以被市场消化。英国马尔萨斯和凯恩斯，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这一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喜欢遵循惯例的美国经济学家对此也理解得很透彻。 如果美国高校体制派经济学家承认不平等现象的增加通常是由于贸易自由化的话，需求的停滞对于包括保罗·克拉格曼在内的虚伪的反传统者来说则是一个禁忌话题。敢于指出全球化的这一负面影响才是敢于与既有秩序决裂的标志，也只有真正的反叛者才敢于揭露这一点，正如亚洲专家查尔梅斯·约翰森所撰写的《回流：美利坚帝国的代价和影响》一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的行为描写最为犀利的作品之一（henry holt nd pny, new york, 2000, 有关需求的结构性分裂的内容。）。尽管罗伯特·吉尔平——全球化理论清醒的分析家——非常清楚国家和民族仍将持久存在，盎格鲁—撒克逊、日本和德国的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着结构性不同，他对美国霸权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也十分关注，但他却不敢提及这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提出可能会与体制派的行为准则相抵触。 在这里，我可能有些不够公正，因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顾问约瑟夫·斯特林茨就是一个反例。他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体制派成员，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就是会员证。但在《大幻灭》一书中，他突出了世界的需求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地提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认清国家和地区需求不足（尤其是亚洲的需求不足）这一问题上的无能(joseph e stilitz, l grnde désilsion, fyrd, 2002 这本书的原名明显就没有那么有力：《全球化和它的不满》，norton, 2001。)。但是另一方面，斯特林茨又是自由贸易制度的坚定的维护者，他在实际中就只能悲叹并不存在世界性的管理机构。我不知道这算是天真还是算机灵，很可能二者都是：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僚们毫不留情，而另一方面对于其职业信条又看得无比重要。我们就不要苛求他了：这位美国经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