惕，她怎么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信息呢？当两人当面对质时，特里普承认她确实曾经与伊斯科夫谈过话，可是否认她泄露了威利打电话给亨内奇的事情。容易轻信别人的莫妮卡这次也学乖了，她并没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只是力促她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马蚤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马蚤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总统怎么可能放任她那样走出椭圆办公室？也许她的口红确实被擦掉了，毕竟喝口水口红也会掉呀，可是说什么衣衫不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都会在桌子上留一个空的减肥可乐瓶，这可以让旁人误认为我们之间纯属朋友关系，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莱温斯基正在帮助永远让她受到伤害的犹大朋友特里普，在《新闻周刊》刊文认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莱温斯基甚至帮她写了一封抗议信，“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当《新闻周刊》刊登了有关威利的报道后，鲍伯·贝内特律师指责特里普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女人”，这让特里普感到很愤怒。此外贝内特还指责说，在这一年年初，有一个人写匿名信通知琼斯的律师，他们可以在凯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线索，现在他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就是特里普。 虽然特里普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极大侮辱，她还是觉得很兴奋——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注意。曾经和她打过交道的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之子乔纳表示，此时特里普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主角，她相信在这样一部戏里，只因有了她的存在，这部戏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乔纳说，“她没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会使她牵扯进如此大的旋涡之中，对此，特里普既兴奋，又害怕。她觉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踌躇满志，相信到时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对特里普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可她仍然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她担心特里普会因为自己的轻率之举而丢掉五角大楼的工作。从五角大楼的内部管理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这里的名声简直糟糕透顶，人们公认她举止粗鲁、而且极难相处，在工作时根本没法与她合作，而她与莫妮卡共同的顶头上司，肯·培根对于她的行为也相当不满，当年白水事件发生时，特里普也一度对媒体发表过非常不合适的评论，当时他就已经警告过特里普，今后如果她再对媒体发表只言片语，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这种充满敌视与怀疑的气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帮助她的朋友，她对暴怒的上司解释说，《新闻周刊》所发表的净是些不实之词，并未征得特里普的同意。她还打电话给特里普的律师巴赫，告诉他，《新闻周刊》在没有征得他委托人的同意下，随意引用了她的话，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并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发表声明。巴赫并未向特里普核实，便照办了莫妮卡的要求。  
特里普的罪(7)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楼，她向莫妮卡承认，她现在非常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给《新闻周刊》写了封信，抗议他们错误引用了她说的话，还将这封信的草稿拿给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议她修改了几处地方，还帮她找到了《新闻周刊》的传真号码，这样，特里普才得以将这封抗议信直接发给杂志社的主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与那篇新闻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不过其中的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它写道，“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此时特里普仍然为贝内特对她的评论感到愤怒——竟然有人质疑她的诚实！她告诉莫妮卡，如果她因为此事被炒鱿鱼，她将要写一本“透露一切事实”的书，莫妮卡回忆说，“特里普要写书的计划让我感觉不安极了。”于是莫妮卡焦急地问特里普，她会不会在书中透露她与总统的事情，特里普，这个曾经告诉伊斯科夫，总统与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诚恳的声音告诉莫妮卡，“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莫妮卡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如履薄冰，她还在为自己回白宫工作的事情而焦虑，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写书的问题。7月16日，就在她与总统谈论了威利丑闻后两天，她第二次与玛莎·斯科特会面，两个人谈了约摸一个小时，莫妮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了，她认为斯科特已经同意将她从五角大楼“借调”过来，就在斯科特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工作，可也已经差不离了。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回来了。’” 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却并不像莫妮卡这样轻信别人，她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8月4日她给朋友写了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过执着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莫妮卡，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别人，却忘记了你自己的需要。” 凯瑟琳的忠告显然是对的。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故事里，失望永远是个主旋律，这次同样没有例外。8月份玛莎·斯科特就告诉她，她可能没法得到这个借调的职位，她必须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乔迪·托克尔森离开白宫后，她才有可能顶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怀疑，她始终在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8月16日，当她在总统的书房里与他相见时，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这一次她本来是要送给总统一份生日礼物，庆祝3天后他的51岁生日。这还是自7月24日他们短暂相见后，他们半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巧得很，那次也是为了庆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给她一枚古董帽针，还特意将帽针装在一个小巧的木盒子里，此外，他还送给她一件瓷制工艺品，这是他从挪威买回来的。也许正因为他送的礼物这样精致，才让莫妮卡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提到总统最近曾在巴尔的摩的一家书店里买书，他特别喜欢一些绝版书或者印数很少的书籍。于是，莫妮卡立刻开车前往这家书店，她告诉店员们一个故事，说是她叔叔的熟人跟总统关系不错，他们想买一本书送给总统，却又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类的图书。于是善良的店员告诉莫妮卡，总统最近对一本写于1802年的彼得大帝传记很感兴趣，这本书很贵，价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当她来到白宫时，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不过总统并不在那里。她走进了内室，在一块苹果派上点燃了一支生日蜡烛，因为她知道总统很喜欢吃苹果派。接着，她取出了生日礼物，除了这本书，她还带来了一张名为《忠诚》的电脑游戏光盘，一本她读大学时的心理学教科书：《痼疾与误传》。 最后总统总算赶到，可是心情并不好。他的膝盖又受伤了，而且这两天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尽管如此，莫妮卡还是设法让他放松情绪，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看着他打开了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当他们谈到了玛莎·斯科特时，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莫妮卡指责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拦她重返白宫，她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结果总统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命令她将声音放低点儿。最后，他们总算镇定下来，总统对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与莫妮卡有任何亲昵举动，“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我想做个正正经经的好人。”莫妮卡发现他显得很沮丧，于是她上前拥抱他，然后给了他一个亲吻——友好而又合乎礼节的吻。总统计划去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度假，莫妮卡已经事先得知了这个安排，于是她送给他一张卡片，祝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还送给他另外一本书《恋恋笔记本》，这本书里提到了《草叶集》，也就是之前总统曾经送给她的诗集，因此莫妮卡觉得这本书显得非常意味深长。她还在这张卡片中表示，希望总统可以在玛莎葡萄园度假时，给她买一件葡萄园的纪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与斯科特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斯科特明确告诉她，目前白宫没有任何工作适合莫妮卡来做。莫妮卡给朋友戴尔·杨亲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失落与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亲在一家健身水疗会所里认识了杨，此后她们之间就经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写道，“很不幸，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办公室里那个借调的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上了。我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现在我已经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脏可以更加坚强，不要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破碎。”戴尔·杨认为，“虽然莫妮卡经受了无数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顿的话，期盼着他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着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实意地对待她，就像她对他一样。”  
特里普的罪(8)
当她从玛莎·斯科特那里得知，现在她根本无法得到白宫的工作，甚至连想都最好不要想时，莫妮卡寒心极了，一直是到贝蒂·库里寄给她一个包裹后，她的心情才好了一点，这个包裹里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总统记住了她的话，为她从玛莎葡萄园里买了这件衣服。 现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贝蒂·库里还在帮助自己，于是她不断地打电话给贝蒂，央求她转告总统，请他打电话给她，或者与她见面，再计划一下她工作的问题。每一次贝蒂都对她说着同样的话，告诉她总统实在太忙了，或者说总统现在正在开会。莫妮卡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和羞辱，又一次，特里普坚持让她不要放弃希望，毫无主见的莫妮卡听从了特里普的建议。可事实上，莫妮卡其实已经身心俱疲，她很想放弃这一切。她曾经给总统写了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与玛莎的谈话让我感觉很失落、沮丧、伤心而又愤怒。我不得不这样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与你见面时，你就已经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给我安排工作，或许，这才能解释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冷漠无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回来，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时第一夫人不在华盛顿，于是她打电话给贝蒂，追问她可否在总统录制完电台谈话节目后，安排她与总统见面。她甚至跑到白宫西南大门，在那里她开始反反复复地给贝蒂打电话，哀求她告诉总统，她正在等着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钟后，贝蒂告诉她：总统与女儿切尔西有约，现在不能见她。莫妮卡回忆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门口大哭。我觉得很愤怒，很失望。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个笨蛋，我本来应该尽早离开的，那时我的行为真是丢人现眼。” 贝蒂终于答应让莫妮卡来自己的办公室，她说，“你这样闹下去，我可真是为你担心。”莫妮卡在办公室坐下后，贝蒂用她母亲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释说，总统已经尽他所能帮助莫妮卡，可是他毕竟没办法做得那么明显。贝蒂还向莫妮卡保证说，她会尽量安排他们在星期天见上一面，为了方便他们两人见面，她本人也会在当天从芝加哥赶回白宫。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电话铃声响起。她陷入了疯狂，不断打电话给贝蒂，绝望地想要见上总统一面。当等待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莫妮卡越来越神经质。母亲刚好从纽约过来看她，她对莫妮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觉得自己是这样痛苦，这样无助。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一点，对我说出事实。”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时刻，她也没有丢掉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星期天，她还与凯瑟琳通过电话，在电话里她开玩笑说，其实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为总统的着装顾问。当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贝蒂告诉她，她已经与总统汇报过此事，总统表示，他将指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专门负责为莫妮卡解决工作。在得知像泼迪斯塔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开始为自己的工作操心时，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线希望。 莫妮卡总算镇定了点，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最近她与总统的几次会面和谈话，结果她突然发现，几乎每次与总统说话时，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吵。莫妮卡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气，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说明她现在的心情已经变得比较开朗，她决定给总统写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将这封信弄得跟官方备忘录一样。在9月30日她写下的这封信里，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英俊先生”，落款则是一个字母“”，也就是她名字的开头字母，信件的主题她写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诺，如果他可以让她“不带一丝危机感”地前来见他，那么，她一定会“举止端庄，而且再也不会表现失控”，她保证不再惹他生气。在信末她又补充说，她相信，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br />免费小说下载shuba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