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固执己见，遇事喜欢自作主张。某种侥幸使得他躲过了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对他军队发动的残酷大清洗，而绝大多数的军区高级军官则没那么幸运，要么被枪决，要么被送到西伯利亚；许多人未经审讯就被定罪，仅仅只是因为斯大林的严重偏执妄想症，他疑神疑鬼地认定他们密谋要推翻他。
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格兰库遇见了尼娜·谢亚金，一个亚美尼亚学校老师的女儿，并跟她结了婚。格兰库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在莫斯科学院满怀g情地作歌颂列宁的朗诵表演，他对她一见钟情，她是个遇事热忱、行事果决的姑娘，长相十分姣美，而且跟她丈夫一样，也是一副急性子，结婚不到十个月，他们就有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安娜·格兰库。
当德国人挺进到塔林时，安娜·格兰库正是十五岁。
当德国人大规模地发起整个巴巴罗萨行动时，斯大林最初发出的作战指示却是打一场最小规模的冲突性的遭遇战。他仍旧愚蠢地相信希特勒不会深入到俄国境内，其敌对行为不久就会停止。斯大林希望能尽量减少冲突，以免激怒德国人而遭至一场凶狠的反击报复。
耶高·格兰库可不这么认为。
莫斯科的退却命令他坚定不移地拒绝照办；以他的观点，斯大林作为一名战略家，主观上过于一厢情愿。格兰库不相信德国人会在俄国边界就收兵罢手。格兰库深信一个星期之内作战命令就会变成为进攻命令。他决定守后打阻击战。九天里莫斯科军事统战部的电报连片似地发来，命令他撤退。每一次的电报都让他大为光火，甚至一次他回电道：“见鬼！到底想要我怎么样？难道就干坐在一边，尽让德国人屠杀我们的人吗？”
耶高·格兰库坚信历史会证明斯大林错了，而只会如他所知的从始至终这场战势会象第一个星期那样残酷、激烈。但是到最后当他再也无法置那些电报不顾时，他和他的人无奈登上一列那瓦附近的军用火车，掉头回返莫斯科。
列车一驰入里加火车站，耶高·格兰库就遭拘捕，被人拥簇到等候一旁的小汽车里去。当安娜·格兰库的母亲想要上前拦阻时，却被人推搡在一边，并被粗暴地告知她丈夫的被捕不关她的事。
紧接着第二天，秘密警察就登门了。
他们冷冷地通知尼娜·格兰库她的丈夫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被论定违抗军令，已于早晨在来福托福监狱被枪决了。
仅仅一天以后，斯大林新的作战指示向全体人民发表：
每一个公民要以各种方式，甚至不惜一死，把德国侵略者赶出去。苏维埃战士决不后退！
只是对耶高·格兰库来说，这项指示来晚了一天。
父亲死后，安娜·格兰库在莫斯科的家居就遭秘密警察充公。她的母亲一直没能从丈夫无辜被枪决的不幸中恢复过来；莫斯科被围的第二个月，就在那间母女俩租下的暗黑的公寓单元小间里，安娜·格兰库回家时，发现她母亲的尸体悬吊在一根水管下。尸体被割断绳索拿了下来。之后的整整两天里，安娜倒在床上，不进食物，连夜未眠。她的生活突然之间冷清得可怕，没有一个人敢走近她。亲戚们唯恐避之不及，深怕牵连上身半夜里秘密警察会敲上门来。
第三天，她把她少得可怜的生活物品装入一个小衣箱，搬出公寓，迁入莫斯科河东岸的一间肮脏、狭小的屋子。
德国军队只在十公里开外，从他们的作战望远镜里都可以看得到克里姆林宫那金色的圆顶。这座城市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之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或可吃的食物，而且几乎没有燃料了。人们狼吞虎咽地吃下那份少得可怜的分配食物，猫、狗在一旁已经乞怜地摇了一个月的尾巴了。郊外，尸体堆积如山。在本已零下温度的严冬里，德国人的炮弹和斯图卡式轰炸机更是使得众多生灵难以为继。
因年幼不能参战，安娜·格兰库先被送到乌拉尔的飞机工厂里做工，在她十七岁的生日当天，她即刻被征入伍。经过三个星期的基本军事训练后，她被分派南往前线，奔赴斯大林格勒，编在崔可夫将军的第62集团军麾下。
也就是在斯大林格勒，她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死里求生。
每条街巷都成为流血的激战阵地，每座工厂都成为夺命的搏杀要点。在长达六个月的围困中，她和她的战友们拼死地将德国人逼出去；夜色中，匍匐在泥地和雪地里，爬过敌人的防线，然后跃起向他们的阵地发动突袭。每次的战斗都是如此地惊心动魄。她常常已深入贴近到敌人的身旁，都能听到附近壕沟里他们的低语声。鏖战中，落下的炮弹是如此地重猛，以至整个城市的树上叶子全被震光了，那些丧家之狗宁愿一头扎进伏尔加河，也不想再承受那令毛发倒竖的厮杀声和刺耳揪心的炮弹呼啸声。
她有两次受伤，两次荣获奖章。每次战斗都因身陷绝境而凶狂地拼杀求生；斯大林格勒城内城外，杀人已经犹如家常便饭。
在穿入到德国人防线后面，施行第五次偷袭时，她被乌克兰党卫军的一支小分队俘获。经过审讯后，她被粗暴地轮j了。
过后，她被扔到一个炸弹坑里去自己等死。在一片冰天冻地、萧瑟凄凉的寒夜里，在惨淡苍白的月华下，她躺在那里动弹不得，两腿间刀割般地剧痛，因为五个男人撕裂开她那里的肉体发泄着兽欲。
第二天早晨，她被积在脸上的雪冻醒了。
当她艰难地爬上坑沿时，她看到远处的乌克兰人，就是那些强j了她的男人，围站在一个吐着火苗的火盆边，边取暖边大声笑着。
安娜·格兰库小心地爬回到坑里，等天暗下来。她的心底有着一种可怕的仇恨，升起一股复仇的欲望，一个强烈的念头推动着她要杀了那些男人来抵偿他们对她干下的兽行，这个念头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盖过了任何逃生念头。当她晚上再爬出来时，她已在一个牺牲的同志身上找到了一支冲锋枪和一捆手榴弹。
她爬出坑外，站起身来，走向那些士兵。
其中一个士兵转过身来看见了她，但已经太迟了。她旋开了手榴弹保险盖，看到那个人脸上惊恐的神色，随即将那捆手榴弹高高地抛入这伙人堆里；同时端起冲锋枪扫射着，冷眼看着那些身体在爆炸的火光中和喷射的火舌下跳舞般地扭动着，静耳听着那些惨叫声，直到最后周围大地又归于一片宁静安谧。
当第二天战线朝前推进时，她被自己人的队伍发现横躺在弹坑里，两腿间流着一滩血渍。她在斯大林格勒的野战医院里度过了三个星期，随即就被叫到一个军事法庭问话，不是关心她惨遭轮j的不幸，而是盘问有关她的被俘以及她为什么会让这种事发生。
为了这一耻辱行为，尽管她的勇敢表现，她还是受到了一个月关在军事监狱的惩罚。
战争结束了。可是这之后的五年里，安娜·格兰库却从未感受到丝毫的人情温暖和生活乐趣。
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莫斯科人对生活有了一种新的憧憬。这座城市似乎从一个漫长的冬眠中复苏过来，洋溢着欢快纵乐的气氛。住宅群和咖啡馆，舞厅和啤酒馆向着市郊各个方向延伸发展；人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打扮得多彩多姿。夏天里，大家在饭店的露台上跳舞，欣赏着最新流行的音乐。
安娜·格兰库在一家莫斯科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在业余时间，她回到夜校念书。两年以后，她开始在莫斯科语文学院上夜校听讲。期间，尽管经常有男子约她出去，但她很少答应赴约，并从不受邀到他们的家中去。只有一次安娜·格兰库破了例。
她遇到的一名年轻的讲课老师叫伊凡·克霍列夫。
他只有二十四岁，是一个瘦削白皙、性格细腻的青年。但他已是一名广受好评、备受欢迎的诗人了。他的作品在好几家颇有名望的文学杂志上发表。
一天晚上下课后，他约安娜出去喝点东西。
他们来到莫斯科河畔一家小小的露天咖啡馆，他们吃着扎库斯基，喝着浓烈的格鲁吉亚葡萄酒。伊凡·克霍列夫娓娓谈论着诗作，当他给她吟诵着巴斯特尼克的一首诗时，她觉得这是她听到过的最美的字句。他安详并全神贯注地听取着她的评述而并不只是表面上客套敷衍而已。他很会陶然自乐，却并不陶醉于自己的文学成就；而且，他很喜欢笑。
平台上，有一支乐队在演奏，那是战前就有的一支抒情忧伤的华尔兹曲子。他邀请她一起跳舞。俩人耳鬓厮摩共舞时，他并没伺机抚摸或亲吻她。离开咖啡馆后，他步送她回家，在他们分手时，他没有照习俗吻她的脸腮道别，而是拘谨持重地跟她握手。
一个星期后，他邀请她到他父母亲家里吃晚餐。晚餐过后，大家坐在一起，直到凌晨。当她被他父亲的一个笑话逗得笑起来时，旁边伊凡·克霍列夫含笑地看着她，对她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直想着他。他那文质彬彬而又有点腼腆的样子，他的温柔和他的幽默，几乎任何话题他都能发表权威性的见解。他有着过人的才华和敏捷的思路。他非常乐意倾听她的评述，并认真地加以吸取。跟她一样，他也是个孤僻的人，但却是不一样的性质。他的独立倾向来自于他高度的自信，来自于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背景。
安娜·克霍列夫坠入了爱河。
她毕业后的一个月，他们结婚了。
蜜月里，他们在敖德萨海滨的一个宽敞的圆木结构的别墅里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每天早晨，他们在温暖的黑海海水里畅游着，然后奔回别墅里，缠绵、欢娱在一起。晚上，他为她朗读着他作的诗，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他是多么地爱她，告诉她在校园里他第一眼看见她时就爱上她了。当他看见她眼角里含着热泪时，怜爱地把她拉近身旁，紧紧地拥抱住她。
一年以后，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安娜感到她的生活已经是完美无缺了。那是一个女儿，他们叫她莎夏。他们在列宁大街附近分配到了一个小单元。在那里，她和伊凡常常抱着他们的小宝贝到附近的高尔基公园去散步。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小家庭三个人第一次一起散步的情景，她和伊凡，还有小莎夏。当伊凡把他们的女儿抱在手臂中时，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得意的神情。在露天音乐台，一个摆摄影摊的人给他们全家照了一张像，花了五十戈比。照片里，她和伊凡微笑着，莎夏戴着一顶绒线帽，裹着一条白毯子，她的小脸蛋胖嘟嘟的，面色红润而健康，她的小嘴撅起，那模样一看就知道是馋嘴要喝牛奶。她把这张照片镶在银制的照相架里，放在壁炉架上，每天都要看上一眼，好象是在提醒自己她的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是真实的。
但是在这第一次充满欢乐的温馨夏季里，她怎么也没想到苦难将要降临。
一个星期天的凌晨，他们的房间乒乒乓乓地传来一阵砸门声。三个男人破门而入，将伊凡拖进等在外面的小汽车里，他被指控在一家反动异端的杂志上发表了他写的一首诗，根据这个罪名，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诺利尔斯克的一个垦荒劳改营，服刑二十五年。
安娜·克霍列夫从此再也没看见她的丈夫。
一个星期以后，那几个秘密警察部门的人又回来了。
当他们又动手带走她的孩子时，她绝望地哭喊着、尖叫着，发疯似地又踢又打，几乎要杀了那些人，但是却无济于事，她自己被生拉硬拖地架进等候着的小汽车里，送到来福托福监狱。
由于她跟伊凡·克霍列夫的关系，她被判二十年监禁，在尼库奇卡劳改营里服刑。她的孩子被带走送到一个国家孤儿院里，在那里，她会被培养成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安娜再也没能看上女儿一眼，她的家长权利已经被国家机关剥夺了。
她被直接押送到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关进一节棚车里，里面还有其他数十个罪犯。列车呼啸着朝北开了五百多哩，当火车最后停在一条支线上之后，她和其他罪犯又被驱上卡车再朝西行驶，一直开到一个荒野深处的劳改营。
那天晚上暴风雪肆虐狂啸着，寒风象数千把剃刀猛刮着她的脸。她被关在一间四周墙壁透风、肮脏不堪的小木屋里。和她关在一起的是另外五个特别罪犯，两个瞎了眼睛，其他的则是患上梅毒的妓女。劳改营里其他的囚犯都是酗酒犯和政治犯，注定要在这个冰天雪地、靠近北极圈的荒原里度过余生。在苏联，有几百个散布在各地的劳改营，有几百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在矿山、采石场和日夜轮班的工厂里干着苦工，他们毫无酬劳地从黎明一直干到黄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干到营养不良、严寒、疾病甚至自杀夺去他们的生命为止。他们死了后，一台掘进机会在冻土上凿出一个大坑，他们的尸体就会被推土机推入那个万人大墓场，最后再推土压平。不会竖墓碑，也不会做其他任何标记示以他们曾存在过。
在被囚监的第二个月，安娜·克霍列夫就感到她再也呆不下去了。
她不得与外界通信，除了官方给她的信函通知，不得有人探访。她要从天亮一直做工做到天黑；在头一个星期里，绝望和孤独几乎要了她的性命。做工时，她的动作稍有松缓，立即会遭到劳改营看守粗暴的斥骂和殴打。每日每夜，她都陷于一片痛苦之中。
莎夏的脸时时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想她都要想得发疯了。在第六个月，她收到了在莫斯科的劳改营资料中心的一封信。来信通知她，她的丈夫伊凡·克霍列夫因为自然原因已经死亡，并已被埋葬在诺利尔斯克，他的私人物品全部被国家充公，并且不得再因此事有进一步的信函询问。
那天晚上，在四壁透风的小木屋里，她蜷身缩在角落里放声痛恸，直哭得她感到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一个星期里，她动也不动她的那份黑面包和卷心菜汤的分配食物，由此她得了严重营养不良症。做工时，她终因不支而倒下了。她被送到一间四壁漏风的小木屋，那里算是劳改营的医院。那个一星期来一次、吊儿郎当、整日灌得醉醺醺的医生马马虎虎地给她检查了一下；等她还是拒不进食时，她被叫到劳改营负责人面前训话。
负责人例行公事地给她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但是从那个人的语气里，她听得出他才不在乎她是死还是活。
当另一间房的电话铃响起时，那人跑出去接电话。安娜·克霍列夫睹到墙上有一张地图，突然间她的心不由得一动，那张地图上的一些东西吸引住了她，上面有地形、公路、边境线的标号，还有一面面红色的、蓝色的小旗，那是表示军事基地和劳改营的位置。她移近了些，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张地图，足足有5分钟，把所有的细节都烙进脑子里。
当负责人最后把她打发走了后，她回到她的棚屋里，从铁炉里找到一块黑炭，把她所能想得起来的地图上的内容都画在那张她收到的伊凡死亡通知书的背面，所有她能回忆起的细节，每一条路和河流，还有那些小红旗和小蓝旗。
这天晚上，她开始吃下她八天来的第一份食物。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她彻底想通了，她知道此生她是不可能再看见她的孩子了，她的生活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了，但是她不想死在这个北极圈的荒原里，她不想终生做囚犯。
通往芬兰的边界是一块曲折难行的地带，当中有密集的森林和众多的丘陵，里面熊狼出没，还有深壑的冰谷和宽阔的冻河，严冬里，要穿过这样一个地带无疑于自杀，可以通行的关口都布满了哨所，可这是她的最后机会，哪怕是凶险万分。她不知道芬兰边境的那一边会有什么在等待她，但是她知道她得逃出生天。
她注意到劳改营里有一个中年的监狱官，是一个长相丑陋、十分好色的男人，他常常冒着风险偷偷跟女囚犯睡觉，利用职权多加点食物作为性茭易。她注意到这个男人在觊觎着她，从他那乜斜着眼咧嘴滛笑的模样，看得出他在垂涎着她的肉体，她也示以眼色，表明她是可以得手的。
三天过后的一个晚上，天黑下来后，这个监狱官溜到她那里。他们在劳改营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