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市和省会海天市之间的郊区。这里距省会不到五十公里。过去是有长途汽车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坐过。他又问过路行人，打听到汽车站，他身上还装有以前每月发的几十元生活费，买票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向省会海天市驰去。
汽车进入海天市区，他在长途车站下了车，看着那纵横交错的街道，穿梭般的车流，张敬怀像进入迷宫那样，连方向都辩认不清了。从他参加解放这个城市起，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甚至不知道怎么买票，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法。他问了过路行人，才明白回到他家要换两次车，到一座大商店往右拐，走一段胡同，然后就是他的家了。
他按照人们的指点，果然看见了他住过的四合院。然而却面貌全非了。
院墙已经破败不堪。隔着不高的院墙往里看，四合院已经一分为二，在正当中，砌了一道墙，门也分成两个。房子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修缮过了，房顶的瓦楞上长满了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原来过去为了保卫张敬怀的安全，附近五十米内没有盖房子，也就没有邻居。他回头走到五十米开外的一座平房门前，敲开一家老百姓的门。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刚搬进小院的时候，有两三次吧，在春节时，他去向邻居拜年。有秘书，警卫员陪着。他没进屋时，人家热热闹闹的，他一进屋，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官，便十分拘谨，大家都忽地站起来，像一群塑像似的，纹丝不动，他觉得尴尬，以后也就不去拜年了。
随着轻轻的敲门声，那个他曾经拜望过的近邻的门打开了。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一见他就认出来了：“呵，……是你，你回来了？进屋坐，坐！”
这老太太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对他“怒目金刚”，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进屋，急切地说：“我们家里的人呢？”
老太太说：“都下乡了，听说是走‘ 武器（五七）道路’。你那房子，在夺权时候，两派头头，还发生过武斗。吓得我们不敢出门。你喝水，喝水。”试着很麻利地为他倒了一碗水。
他觉得这位老人家不会知道很多情况，喝了碗水，便告辞出来。他想，既然监狱释放我时，让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当然是应当先到省委机关报个到。问问确切情况再说。
他走了有三十分钟的路，到了省委机关，门外挂着“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
两个卫兵分立两旁。他向卫兵询问，卫兵示意他到收发室。
收发室老头认识他，也很热情：“你回来了，请稍等，我给单主任挂电话。”
不多时，单主任出来迎接了。好像十年中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他热情地说：“啊，你回来了。张主任知道你今天回来，叫我在这里等你呢。跟我来。”
“张主任？哪个张主任？”他问。
单主任说：“就是以前的张环友书记，建立革委会时，结合‘ 进革’ 的。现在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张敬怀明白了。这位张环友同志，是原来一位副书记。因为对一把手有意见，“文革”前，长期不上班，基本上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建革”时，原来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人凡是有水平有能力的，都被打倒了。按照“建革”的“三结合”原则（造反派、解放军、老干部），总要有一个老干部参加。对于原来的当权派，到底结合谁，各派难于达成协议。张环友这些年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错误。有人还说：张环友是受旧党委迫害的好干部。他在“文革”中又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有人一提出他作为结合对像，各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张环友便捡了个“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单主任领着他往大楼里走，有许多认识他的干部，有人感到惊奇，有人走到对面，却转过脸躲着他，也有人问：“你出……回来了。”
单主任把他领到一个大办公室。原来的张副书记，现在的张副主任，正在批阅文件，一见他就问：“你回来了？好！”很热情的样子。又接着问：“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他随便答。
单主任马上给他倒了一杯茶。
张主任告诉他：“敬怀同志”
这位现任革委会的领导，居然称他为“同志”（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这使他甚为感动。
张环友诚恳地说：“你的问题不归咱们省里管。上边叫放人，我们就放人。
至于以后的事，只好等上边下了文件再说。你先住在招待所等吧！你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我这就给你开个条子。还有，最近要开‘ 三种人’ 的批斗会，你可以参加。“张主任回头，向单主任交待，”给敬怀同志一张门票。“
张敬怀沉吟了一刻：“我的问题，……怎么个说法？”
张主任说：“现在问题一大堆，你的专案材料也不在省里。耐心等着，看上边是怎么个说法吧！”
“我爱人和孩子呢？”
“艾荣同志和孩子走‘ 五七道路’ 了，现在都在乡下。我们已经做了安排，先让她们回来。我估计，一个星期就到。”
办公厅单主任说：“走吧！咱们先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先解决吃饭要紧。”
张敬怀便和单主任一起到了财务处。现在的财务处长，是原来的一个老会计师，姓孙。张敬怀过去从来没有和财务处的人打过交道。但孙处长认识他，一见面也问：“你回来了？”
张敬怀点了点头。
他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开什么会，每次都要读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是十年过去了，到底什么是“走资派”，也没有定个政策界限。他糊里糊涂被“打倒”，糊里糊涂被关押，又糊里糊涂被“释放”，现在对自己是什么问题，仍然没有个说法……不要想了，正如张主任说的“回来就好”。
这是最主要的。
孙处长说：“我们补发你的工资。过去每月只发给你三十元的生活费。这么多年，扣除每月的生活费，你存有三四万元呢。按政策得给你补发。”
孙处长想了想又说：“你现在连个家也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存放呀！我们的意见，你先领一万元。原来的家也没有了。总得置买一些生活需要的东西吧！其余的钱，我们先给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要，再来领，好不好？”
张敬怀首先感到亲切，一听那个钱数吓了一跳。张敬怀没有想到，他被打倒这么多年，还能补发工资，说：“可以。”
于是他从孙处长那里领了一万元，分别装在内外衣两个口袋里。单主任把他送出大门。他拿着住宿证，按照单主任指示的方向，向招待所走去。
张敬怀等来一趟公共汽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挤上车。买了票。只听售票员在报了站名之后说：“革命的同志们，请注意，下车时，不要把东西互相拿错。”
张敬怀一时不明白，问：“什么‘ 互相拿错’ ？”
售票员说：“你这个老同志，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形势一片大好，社会道德空前提高，如果说还会有小溜小偷什么的，不是否定‘ 文化大革命’ 成果吗？”
“哦，哦。”张敬怀说。
“挤，挤，往里挤。别自己一上车就不管后边的人了！”
人们在车上拥挤着。
坐了三站，张敬怀下车，一摸兜儿，外衣口袋里的一打票子没有了。过去张敬怀从来没有关心过钱的事，一切都由夫人和秘书管理。他又掏里边口袋，还有。
原来外面口袋装了三千元，里边装了七千元。这就是说，大头还有，也算是万幸。
到了招待所，被安排住进一个单人房间。一躺下来，他觉得这一天的经历很有意思，对于他这个“罪该万死”的反革命，现在居然已经没有人歧视他，可见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他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起，第一件事是赶忙找那只铅笔，要在墙上画道道。可是墙壁雪白雪白，原来我画那两千多道呢？
揉揉眼睛想了半天，哦，我住的是招待所！
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去体育馆开什么批斗大会。一听“批斗大会”，他从心底就反感，他掏出张主任给他的那张入场卷，上面印的是“批斗三种人大会”。这时一个服务员进来倒开水。他问：“什么是‘ 三种人’ ？”
服务员笑着说：“你这位老同志，怎么还不知道呀！一定是在真空里生活太久了……我明天还要去呢。据说早晨八点准时开会，要开一天呢，中午也不休息。
你得买点吃的带着呀！“
“哦，哦。”张敬怀说，随即出了招待所，到了大街上。
他在大街上转了好久，他想，买几根黄瓜，买两个面包，也就够吃一顿的了。
他来到一个菜摊，见有个卖黄瓜的副食店，但人排的长龙有一百多米。他在排尾站下，很快人们又在他后面排了很长。前面有几个年轻人要“加塞”，后面同时有几个人高喊：“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不准加塞！”“文化大革命的觉悟提高到哪里啦？连这位老爷子都站排呢。”
前面的人不听，继续加塞。最前面的人一下买了十斤。又有人喊：“每人一斤，你们买那么多，我们后面的人还吃不吃了？”
他看小摊上那黄瓜，剩下的不多了，即使排到他这里，也买不到。便主动退出了长龙。
他又到一个副食店买面包，也排了队，但不像买黄瓜的人那么多。他参加排队，二三十分后，排到他买了。他掏出两元钱，服务员问：“粮票呢？”
“还要粮票？”
那售货员蛮横的说：“你这个人！真是，什么也不懂。没有粮票排什么队！一边去，一边去！”不容分说，后面的人便把他挤在外面了。他懊丧地回到招待所。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查“三种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夺权起家，挑动武斗有血债民愤，冲击国家党、政、军和公、检、法部门，抢财物，砸档案等等罪行的，纷纷被清查出来。在每一个省、市、县，都有成百上千的“三种人”被清查出来。当然，也还有在台上的“三种人”掌着权，这种犬牙交错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了进一步推动清查运动，制造声势，把这些人批倒批臭，这天在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大会。从全省说，这还是第一次。
那天，张敬怀一早就到了体育馆。他与世相隔十年，他想通过这次大会，看看世界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还不到八点钟，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队伍，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就浩浩荡荡地向体育馆集聚。人们有秩序地从各个大门，走进中间能容纳一万多人的体育馆。张敬怀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也是这样的阵势。
他拿着门票，随着人流进入场。原来门票分东、南、西、北四个入口。他几乎转了一圈，才进得会场。到了场内，门票又分为甲、乙、丙、丁等若干区。他又转了好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才找到自己的坐位。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在主席台的边上。又一看，台上他认识的人还真不少。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故意谁也不看，免得打招呼。他现在的问题还没有个说法，见了熟人有什么话讲呢？。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喝道：“把四人帮帮派分子，挑动武斗和打砸抢分子押上会场！”
于是事先准备好的数十名这样的人，各个都戴着大牌子，被两个人架着背膀作喷气式状，走到台下，站成一排。
“低头！”主持人喝令。
那些人便低下了头。
“把刘吉有拉出来！”主持人喝令。
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拉出来被挨斗的居然是刘吉有！
主持人说：“这个刘吉有，是个大大的野心家。靠造反夺取了省委的大权。
挑动‘ 四。二三’ 大规模武斗，造成死九人，伤二十四人的惨剧。他还挑动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并对所谓的“走资派”搞逼供信，给十二个老革命造成残废……真是罪恶滔天，民愤极大！……刘吉有，我问你，有没有？“
因为刘吉有面前没有麦克，只见他点头，向四周弯腰，听不清他回答些什么。
当工作人员把一只麦克拿到他面前时，才听他说“……我，有罪，有罪！”
“交待你的罪行！”下面一阵呼喊。接着是口号：“打倒刘吉有！”
“刘吉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把刘吉有批倒批臭！”
一个人说：“谅你也不会坦白！我揭发！”于是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跳到主席台上开始揭发。
这会场的这气氛，这阵势，这方式，怎么和自己被批斗时那么像似呢？是不是我又在接受批斗呀！他想。不是，我现在在主席台上啊。座上宾，阶下囚，整整调换了一个位置。历史怎么这么无情，这样富有戏剧性呢？使他觉得不舒服的是：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方式？也许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还要继续下去吗？……也许是历史的一种贯性──历史总要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吗？
联想到自己，他不想再听那些揭发了。这时，有一个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一看身旁坐的是京剧院姓吴的那位导演。因为张敬怀在主持工作时分工管文教。
每当排演什么重要剧目，这位吴导演常常去他家征求意见。这位吴导演有着艺术家性格和气质。别人见了像张敬怀这样的大官，总是拘拘谨谨，张敬怀讲什么都点头称是。吴导演不怕官，见了他总是很随便。有不同意见，也敢和他争论。所以，张敬怀很喜欢和他聊天。张敬怀有一种观念，官越大，越难听到不同意见，越没有谈心的人，身边全是唯唯诺诺的人，这使他感到寂寞。以前他曾经多次和吴导演畅谈，从中得到不少的乐趣和愉悦。何况吴导演很幽默，一讲话，就让你发笑。张敬怀记得，他上次和吴导演见面，也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因为吴导演导过《海瑞罢官》，为他开过专场批斗会。不过那次演“主角”的是吴导演，张敬怀演的是“陪斗角色”。此次见面难得。两人便小声攀谈起来。
“怎么样？张书记！”先是吴导演问。
“还可以。你呢？”
吴导演说：“没有死。”乐观地一笑“这种日子，就得自己找乐子，自己安慰自己。得像阿q 那样，用精神胜利法。”又是一笑。
张敬怀也向他敞开心扉：“我差一点没有自走绝路。后来想通了，才看见今天。”
吴导演说：“我当时就感到，这哪里是一场革命！完全违反一切规律的闹剧。”
“违反规律的东西也能长久。”张敬怀说。
吴导演说：“这是有历史先例的。你想想，女人裹小脚的事，它不仅违反人身体的生长规律，也违反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可是靠某种力量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吗？”
“这种现像，值得我们哲学家去研究。”张敬怀说。
“这‘ 某种力量’ 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
台上台下一阵阵口号，一个个“三种人”轮番坦白交待。“打倒”和“批臭”之声震耳欲聋。他们不去听，会场上也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窃窃私语。这时，吴导演掏出小本，快速写了点什么，随即拿给他，问：“你记得有一出戏叫《人面桃花》吗？”
“记得，记得。”张敬怀答。
吴导演说：“其中有四句：‘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互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现在面对此情此景。我即兴胡诌了几句。”
张敬怀接过条子，见写的是：
十年今日此门中，
“文化革命”大斗争。
造反英雄何处去，
老吴依旧笑春风。
张敬怀看了甚觉有趣。吴导演要回来字条，马上撕碎了。
张敬怀说：“你现在可以‘ 笑春风’ ，我可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