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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长萧墙沉『吟』了一下发言，“我是从基层民政部门做起的，见到的各种流民和生活困难的人可以说是在座里最多的，从我国目前的民政体制来看，我们其实是做的修补工作，简单的说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完全的被动式的应付民政工作，我们管理的一些荣军和孤寡老人仅仅占总比例的很少一部分，我是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拿出一套完整的全民福利的方案来，那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社会上出现的乞丐和流民就会大幅度减少，广大民众也就会安定下来，我们民政部门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个关于全民福利的草案，但是没有报上去就北其他的事情冲击了，所以，现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时，我是赞成实行全民福利的，至于经费和资金来源，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稍微复杂的一点的排列组合的数学问题，从整个社会资源来讲，现有的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本身也zhn有一定的资源，不过这部分资源是无序的杂『乱』的，而且浪费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能够统筹起来，并不见得会花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也开创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对于社会结构也是有好处的。”
从事多年卫生工作的谢望春接过萧墙的话头，“是啊，作为我们卫生部门来说也希望能够在全国形成一个统筹系统，一方面我们可以集中更多的资金和财力去搞医学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杜绝许多在医疗战线上的丑陋现象，现在危重病人死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前的例子屡见不鲜，见死不救的行为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是医院担心收不到医疗费用，最后要自己承担，如果有全民的社会保障，那么任何人进来都是可以享受最基本的救治，原来的那样现象就会从根本上得到铲除，而对于更高档的消费，全民医疗体制也是不排斥的，我认为建立全民福利对我们国家有好处。”
“你们说的好处是对你们的部门有利，可是这么大的资金筹集从哪里而来？光是启动资金按照每人100元来计算，全国就需要2500亿，如果加上后续资金，突破万亿大关是必然的，这么大的资金在国家的五年规划预算里没有，就是应急基金也是不能承担，那么缺口怎么弥补？如果通过银行透支必然会引发国家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我们好不容易稳定的经济局面就会被破坏，还有，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再牵连到其他行业的变化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我不赞成现在做这样好大喜功的举动。”财政部长易良鹏看到他的“老对头”民政部长和卫生部长都赞成连忙急匆匆的出来唱反调。
“良鹏同志，自由发言可以，但不要带有攻击『色』彩的词汇，什么好大喜功？谁好大喜功？说话要注意原则。”一直没有说话的苟伟瞪了易良鹏一眼。
会议现在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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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3）
第三节
司徒晟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发言，他在认真的听各位专家的发言，从面部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蓝琼也是稳稳的坐在那里，他知道司徒晟的脑子里一定是有新的想法，至于现在的争论也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争论也就不用开这样的会议了。
“司徒晟同志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全都亮出来，毕竟这个议案是你提出来的，虽然现在有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本着为人民负责为党负责的态度在研究吗。我们党内就是要营造这样的民主气氛，这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苟伟在批评了易良鹏以后对司徒晟说。
在中国，国务委员和副总理在行政级别上是平级的，国务委员也是副总理级别，可是差别在哪里呢？国务委员的产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复兴的中国从表面上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可是在国家政治内部其实各派斗争是很激烈的，虽然说不上是阶级斗争和那么急风暴雨，但是在各个派系争夺权利的问题上也绝对不亚于其他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共和国最激烈的时期，当时的带头人为了医治后留下来的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快速的使国家富强起来动了不少脑筋，当时，他在党内的威信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改革开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他不得不在国家机构上做了些变通，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和在国务院设置了国务委员这样的职务，顾问委员会其实就是让那些已经超龄的老革命还保留一定的权利，从正面讲是把年轻的领导者“扶上马送一程”，从负面讲就是要制约激进的改革派不要走的太远。而国务委员的设立则是因为，在原来出现众多副总理的情况下，几乎每个副总理都有可能登上总理位置的可能，容易给人一种类似清朝康熙年间的“九子争嫡”的印象，在新一代领导人接班后，为了澄清这样的现象，国务院不再设立过多的副总理，而代之以国务委员的设置，这样，担任国务委员的人就基本上没有可能去竞争下届总理的机会了，而副总理则是下届总理的当然候选人之一。因为这样的设置，历届担任国务委员的同志都是年龄偏大、实际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力极强的人。这样的体制由于各种原因被保留了下来，而司徒晟担任国务委员的年龄却是非常年轻，这就十分耐人寻味，有些人猜测，对司徒晟的使用就是用其特长和技能，这样的安排等于是宣布了司徒晟终身只能做具体工作而不可能担任更高级的职务了。而另外一些人则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司徒晟是将来领袖的接班人，现在分管科技口的工作不过是为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做铺垫，至于国务委员的名号，既然当初可以建立，也就可以现在重新定义，为什么就不能把国务委员设置成进阶到副总理、总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呢？而苟伟就是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之一。
司徒晟可没有想过这些，在他看来，工作就是工作，上级安排什么工作就做好什么工作，他没有什么利益和权利的非分之想，自己家里无论是财力还是政治势力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他就是不做官也能潜心的研究科学，说实话，他还是喜欢做学问而不喜欢做官，可是做官就是要为老百姓多想想，他不在乎别人对自己说什么，也不去考虑官场里的游戏规则，只要为国家为人民有利，他觉得都应该去做。
“在说这个全民福利的问题以前，我想说点其他的有关理念，不错，查胥吏教授论述的非常清晰和完整，作为反方，已经不可能论述的更好了。在查胥吏教授的论述中，引用了不少历史上的现象和概念，那么我现在也说一点自己粗浅的想法，因为是临时想的，也没有什么提纲给大家先看看，我这就说到哪儿算哪儿吧。”司徒晟说完腼腆的对大伙一笑，蓝琼知道这个小老弟要玩新花样了。
“首先我们来说说要不要搞的问题，人类历史发展了有200多万年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五千年左右，这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都差不多，从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在各个阶段都有着一个理想，那就是天下大同，这个朴素的思想后来被马克思上升为一种理论，成为公有制的发端，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的公有制逐步到领主部落的狭义公有制，再逐步演变到私有制，自从私有制诞生以来，人类的社会得到了长足进步，但是两极分化也严重起来，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体制也保留了私有制的内容，因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我们的国家也是普遍的，我们的前辈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实现社会的均等，在历史上、人民公社、集体农庄，后来发展成的股份制等等，这些都是改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些尝试。作为『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哪？有些人会搬出马克思的‘具有高度文明、高度发达和高度觉悟’的全民社会，事实是那样的吗？经过『共产』主义运动百年的探索，显然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我个人认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公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文明和人的生存保障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挥，在公有制基础上展现一些人的个『性』，但是这种个『性』是以服从大众利益为前提的。既然是公有制，那么首先要实现的就是全民福利，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去享受公有的社会资源，而不是给某些个人或者小集团去独占。在20世纪，一些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国民全面福利，这在形式上是实际已经具有公有制因素的，但是他们的国家基础是私有制，大财团、大资本家仍然统治着国家的上层建筑，因此，反映出来的现象也是以私有制为特征的，这些方式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社会制度继续下去采用的方法，有些国家可以说实行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作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却迟迟不能实现全民福利，说明了什么？仅仅是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基数大吗？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一、我们没有专门设计国家福利的管理人才，发展到今天，有谁去学习和研究全面福利的课题吗？我是没有看到。二、新兴起来的时代佼佼者，贵族阶层，他们喜欢鹤立鸡群的感觉，喜欢超常规生活，他们在『政府』和党内的代言人成为阻碍实施全民福利的一股势力。三、全民福利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疼苦的实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达不到高度的文明，无病呻『吟』、小病大养的现象屡屡出现，使这样的福利会成为吃社会主义的福利，因为这个原因，几十年前的大锅饭现象我们还记忆犹新，我们害怕又走回原来的老路，担心又出现不应有的混『乱』局面，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旗帜的中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自己国家人民的最基本生活保障，那么我们再怎么高喊公有制，也是枉然，我们的社会制度优势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因此，在这个原则上我们不是讨论搞不搞全民福利，而是必须搞全民福利，这是历史和国家制度所决定的。”司徒晟在说话的时候，老教授查胥吏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察觉自己的研究工作脱离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根基，其论述的结论变得被对手不堪一击。
司徒晟没有管其他的人怎么想，顿了一下以后又接着说了下去。“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实行全民福利，怎么去实行？我们的上一代领导人在进行国家富强的活动中本来就想实行这个政策了，可是由于国内和国际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没有能实现，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遗憾。我们现在国家稳定，地域广大，国民生产总值和科技发展水平都站在世界上的前列，在国内已经具备了实现全民福利的初步条件，国际上，我们的兄弟国家美国已经开始实行一种全新的全民福利，我们在苏联远东的回归地区和新的殖民地区都实现了全民福利，虽然那是区域『性』的。我现在要着重的说明的是，我们现在讲的全民福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福利社会，而是一种意在解决社会底层困苦大众的一种社会机制，实行这个制度主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而不是依靠人们的觉悟，全国的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福利，但也都要劳动和工作，如果不劳动就会被社会强制去劳动，社会福利给大家的是失去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而不是依赖这样的机制不去劳动和工作。我想在法律健全的今天做到这点并不难，我们不用担心会回到大锅饭的年代。至于经费问题，我想羊『毛』总是要出在羊身上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谁在负责？是我们『政府』，那不过是个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的过程，不过是社会把具有保险『性』质的资金集中起来，再重新的分配下去，这个财力我们是有的，这个能力我们也是有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实行社会全民福利的理由？能为而不为是官僚腐败的开始，我这样说话可能重一些，但是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可是千古不变的。”
司徒晟的话说的很刺耳，苟伟觉得有些难受，但是他还是忍了下来，淡淡的说道，“司徒晟的想法是好的，构思也是不错的，但是要实行起来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就是这个法律规定也要费思量啊。”
“今天听了司徒晟的话我还是很受启发的，的确，我的论证是有些偏颇，作为国家全民福利来说，集中的资金对于社会总资源来讲是不会有变化的，只是个再分配的问题，作为国家政权，也是有能力对民生福利进行规划的，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民众已经比较富足，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否认还是有弱势群体的存在，计划生育政策遗留的问题还很严重，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我们要走共同富裕共同享有社会财富的道路，对于我前面论证的观点我收回。”查胥吏这个时候说道。
蓝琼、张二平、司徒晟都用钦佩的眼光看着查胥吏，“毕竟是做学问的人，知错就改，真是个一丝不苟的老经济学家。”
会议由于查胥吏的“倒戈”，很快就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本来强烈要求实行全民福利的态度更坚决了，只有副总理苟伟坚持反对意见，他说，“从将来发展的大趋势来说，实行全民福利是必然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小环境来说，还存在着地域间巨大的差异，一旦我们全面实行全民福利，就会使现在的地域间的经济差距、生活差距、人口差距上升到福利差距，我们分片试行也难搞，一起试行更难搞，这样，就会使调整时间拉的很长，就会使结果离我们的本意相差甚远。”
“你不能把分片难一起上更难的理由说的更透彻一点？”张二平问道。
“如果我们在国内某些地区先试行全民福利的政策，势必会造成没有福利地区的人向有福利地区移动，使我们已经放开的户口政策吃紧，必须要重新管制起来，有关福利方面的物资也会经过民间个人之间的来往，使我们在试点的时候根本就吃不准到底需要多大的总量去提供这样的福利保证，好比，张家在福利区，看病得到保证，亲家在非福利区，看病要花钱，亲家感冒了，可能吃的就是张家的免费获得的『药』品，如此民间这样的交往『政府』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区去干预的。如果在全国统一实行福利试点，那么偏远地区的标准怎么计算？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怎么计算？我们现在是国家统一的大财政，已经不能回到过去的那种各省各区的分灶吃饭，测算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几十个省区的民众福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旦发生较大的地区差异，引发民变，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大局，就会使我们这个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走向分裂的边缘，到那个时候，这个责任可就不好负了。”苟伟严肃的看着大家。
“苟副总理的话有道理，这不是危言耸听，在中国历次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时候都发生过社会动『荡』，历史的教训我们要汲取，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我们现在使用的管理手段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简单和低效率了，我们可以首先委托清华大学数学研究所先把这个系统的数学模型建立起来，通过计算机模拟大致可以测试出各个地区的经济模型和实际分配量，然后我们通过响应的立法，明确规定实行全民福利的调整时期为5年，也就是说在这个调整期内，各个省区的福利水平是要经常调整的，直到基本平衡以后才能进去稳定期，即便是进入了稳定期也不能一成不变，根据国家的需要还是会有局部的或微量的调整，这是正常的，在中国，百姓们不怕调整，不怕高低多少，怕的是不公平，当国家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是会做出主动的牺牲来替国家分忧解难，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司徒晟说到这里看着大家都在点头，他又继续说了下去，“在实施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腐败，会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利用手上的权利和政策上的空子中饱私囊，会有些人为了小集团的利益、地区的利益铤而走险同中央对着干，这是我们要给与相当重视的，福利政策的实施不同于其他的政策，一旦在执行的过程出现偏差，一旦出现腐败和贪污，对我们的民众情绪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的。”
总理这个时候接过话头，“司徒晟考虑的问?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