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不吃自己粥，农闲不花自家钱，他们并不以出外讨饭是可耻，而仅仅认为那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还有一个地区的民族，凡是游手好闲的青年人都要去学一门手艺，补鞋、织毯也好，烤羊肉串、做『奶』酪也好，妙手空空、玩杂耍也好，总之是要有门手艺，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这群人南下了广州，于是在南国大地扎下了根基，方圆千里的地面上成为他们刨食吃的好地方。
与黄河遥相呼应的是长江，在这个母亲河的中游也有那么一个地方孕育着社会里的另一个怪胎，这里的人外出不是去打工，也不是去干事业，而是去捞钱，他们成天混迹与大街小巷里用一些愚不可及的方法去蒙骗过路行人，但凡人有那么一点贪念，那么就成为他们的欺骗对象，这样的事情在北方也有，叫“碰瓷儿”，在上海叫拆白党，在湖南湖北叫“搓白”，这个行当也很古老，明代出的“三言二拍”里面就有这样的描绘，清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也有详细的叙述，但是它与曾经盛行的商业欺诈不同，它们是钻的法律轻罪的空子，就是他们被抓也不过是关几个月，或者是判上几年也就没事了。
现在交通发达了，去南方的那些发达城市很方便，甚至现在由于亚洲联盟之间的护照是免签的，他们去到香港、吉隆坡、大阪、汉城等这样发达的人口密集的城市也很容易，这些国家顾及中国的颜面，没有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说什么，可是连线的警察系统反映的情况却不少，特别是香港，虽然早已经回归了，但是一国两制的模式还在执行，怎么说『共产』党还是讲信用的，在香港就是实行的全民福利，因此，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内地，于是那些讨饭的、偷『摸』的、行骗的就沿着京九铁路一直南下到了香港，在香港，那些人一开口就是浓厚的内地腔，可是港人还是不断的受骗上当，不断的被这些内地来的高手们不断『马蚤』扰。港人对他们毫无办法。
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更是南下乞丐的大本营，在这里乞丐的活动基本上是系统化企业化了，几乎每个繁忙的十字路口都会有几个年老的或者有残疾的乞丐在那里行乞，还有火车站，各类的天桥等。深圳的乞丐和卖花女都是被一些黑势力集团控制的犯罪集团，他们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深圳进行行乞和兜售鲜花。还有一个困扰着深圳的就是市面上的各种偷盗行为，他们也是某个地区的民族来到这里，可以说是代代相传，他们在深圳的街市上长期活动，警方是屡禁不止，屡打不绝。还有一个行当就是拆白，充斥在大街小巷里的拆白党利用各种手段骗取钱财，尽管『政府』在电视上大力的演示各种拆白党的骗人伎俩，可是这些拆白党的技术和花样不断翻新，甚至已经转到了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乞丐、小偷、拆白党可以说是深圳的三大公害，也是全国繁华都市的三大公害，这样的活动警方抓住后往往是难以处理，就是按照法律重判，也不过是让他们在监狱的学校里再深造几年，出来后变本加厉的继续危害社会，这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痼疾。
当司徒晟开始主管全民福利的事务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些社会低层的痼疾，在分析统计各个地区的流动人口成份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在几个超大城市里表现的特别严重，综合公安部门报上来的资料更能说明现在这个丑陋的社会现象到了非整治不行的时候了。
司徒晟把公安部长雷万春、民政部长萧墙、司法部长刘昱和武警总队的司令员田边疆找了来，他让来的几位坐下来以后，就给了他们每人一份资料，
“你们看看，这是我叫秘书整理出来的我国十个大城市的小流氓、乞丐对社会影响的资料，我就奇怪了，雷万春，这么严重的局面，你们公安部门怎么就坐得住？这么恶劣的社会治安问题你们就能够置若罔闻？”
司徒晟严厉的看着雷万春。雷万春今年58岁了，打从18岁进警校开始算，到现在干这行已经40年了，从基层片警干起的他，当然早就知道司徒晟所说的这个现象，但是作为公安战线上的一个老兵，他知道要治理这个现象的难度有多大，司徒晟给他的资料上关于那些城市的犯罪率等还是他公安部汇总送过来的，可是面对这个现象他能说什么？
“司徒副总理，这也不能全怪雷部长，自古就是刑不上大夫，法不重责小过，刑不上大夫这条现在已经普及到了对谁也不能用刑，可是这小过之责到现在也不过是轻描淡写，我们没有有效的法律依据去严厉制裁这样的现象，尽管现在我们管制的已经很严格了，可是这三害不仅在我们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很严重的，我们的公安部门尽力了。”萧墙这个时候打着圆场。
“萧部长说的对，现在经济发展了，各种恶『性』犯罪也增加了，这是随着社会的增长而增长的，光去年，我们武警就配合公安部门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搜捕行动5800多次，那么多大案要案等着侦破，他们也确实没有多少警力去跟这些小痞子、小混混们去打长期的消耗战，要我说啊，我们对于一些法律也要修改一下，比方说乞讨就没有法律制裁，就是抓了也只能交给民政部门，最后大多是不了了之。至于那些小偷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咱们就是抓了他们一个老大，可是不久就又会出来一个老大，至于那些满街『乱』跑的拆白党就更麻烦了，要是抓不到他们的现行，他们还会反咬一口，那些喜欢闹事的记者就会蜂拥而上，一些人权卫士也会跳出来说三道四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这个现象还是有难度的。”武警总队司令员田边疆也这样说。
“是啊，我们司法部管理的监狱，少管所的比例很小，那还都是一些孩子，弄来关的时间太久不是毁了这些孩子吗？所以，我们从2008年开始就逐步的减少了少管所的建立和扩充，我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消灭少管所。”司法部长刘昱说。
“这是怎么了？我找你们来可不是想听你们这样说的，如果再这样下去，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什么样子？难道我们给老百姓当官当到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就这么说吗？”司徒晟奇怪的看着这三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多的老部长。
“这样的现象不会严重到哪里的，我们根据计划会定期清理社会上的突出治安矛盾，对于实在影响巨大的时候，我们会转变工作重点，适时的打击。问题是会马上反弹，现在这些人也就是这样跟我们打拉锯战，跟我们耗时间，由于法律上存在的先天不足，我们也只能像除草一样，长出来了就除掉，过两天再出来就再除掉。小偷们要是升级到抢劫我们也就好办了，可是大多是孩子，抓起来也很难处理，混混们在街面上蒙钱，数量也不大，因此也不能重判，有的只能给他们治安管理条例最高的处罚，就是那样，他们也不在乎。至于乞丐，我们只能按照维护现场治安的条例去驱赶他们，甚至连拘留和临时笃压都做不到，这也是我们警察尴尬的地方。”雷万春慢慢的说。
“照你们的说法，这个社会现象是不能够解决的了？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怎么样从根上治理吗？”司徒晟张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们。“是你们没有想还是没有想出来？”
“您能有什么好办法？您只要说的出来，我们就能做的出来。”雷万春被司徒晟挤兑的有些恼火。
“雷部长的火气终于给我逗出来了，这就好，当公安部长的没有这样的火气，那些犯罪分子还不都猖狂的上了天？”司徒晟这个时候笑眯眯的给这几个老烟枪每人一颗烟，他自己则是拿了一杯茶喝了起来。
司徒晟不抽烟，所以那几个部长来到这里也不敢抽烟，司徒晟给烟他们实际上就是批准了他们可以在这个没有烟味的办公室里随便的抽烟了。雷万春让这个调皮的后生逗的哭笑不得，只好点上烟遮脸。
“刚才大家说的三害的确是自古有之，也是历朝历代不好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些古代作品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些人的描述，尽管有很多作品甚至是正面的描写这些人，什么丐帮啊、侠盗啊等等，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危害社会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取缔这些丑陋的现象。『乱』世用重典，其实就是说的在特殊情况下对于轻微的犯罪都要重罚，只有重罚才能威慑那些心存不良的人，这是古代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现代怎么办？我的观点是首先从源头堵起，该是法律上的问题我去找法律专家研讨，该是行政上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坐在这里想办法，该是行动整顿的问题就是你们要去下面塌实的工作。我想这是个简单的思维模式吧。”司徒晟说着把一包中华烟扔在了小会议桌上。
“我们今天来不过是先探讨一下治理这种现象的可行『性』，并不是要做出什么决定，所以，你们也不要紧张，我想咱们把问题一个个的说，先说乞丐的问题，我想在这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乞丐中既有真正是依靠行乞生活的人，也有那种纯粹商业行为的行乞，针对那些却无谋生能力的人，民政部门要管起来，我想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民政部门增加的费用不会多。”
“就是不多我们民政部门也没有这个开支啊，这种安排是不是还要仔细斟酌。”司徒晟的话还没有说完，萧墙就急了。
“您别急啊，听我说完，那费用不要你出。”司徒晟笑着看了看这抠门的民政部长。“剩下的那些从事商业行为的乞丐则根据他们身份出身的证明文件，国家将对他们在户口所在地的财产进行评估，然后对他们课以重罚，如果那个地区的外出行乞的人员比较多，那么他们的地方『政府』也要被罚，从上往下罚，他们不需要行乞却跑去行乞等于是多占了社会资源，那么我们就要对他们zhn有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我不信他们会算不过这个账来，这样，他们在外出行乞的时候就会掂量一下是行乞划算还是在家里划算，当然地方『政府』是其他正当引导也是重要的，那些就留给当地『政府』去策划吧。罚款的收入就是你萧墙部长安排那些需要您照顾人的费用了，可能还有多的吧？”司徒晟的话还没有说完，萧墙就笑了。
“这还真是个办法，起码那些习惯了行乞的假乞丐在出来活动是时候就有了后顾之忧。”雷万春想了想说，“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民警执法的时候也方便了很多，登记他们的身份证就能吓的他们够戗。”
“那小偷的问题怎么办？”田边疆问道。
“小偷的问题核心在于那些小偷大多是未成年人，处理他们就复杂多了，除了固有的严厉打击他们的身后的成年人以外，我想也可以参照对乞丐的处罚办法，在他们的家乡给他们一些牵制，还有一些就是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我看我们还是要在法律上给他们一些设置，不能因为他们年纪小就每次都放了他们 ，那样会姑息和放纵这些具有犯罪心理的青少年，少管所还是要建立起来，在少管所里一定要强迫他们劳动，凡是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人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们任何得逞的机会。而在管理所里，他们除了劳动外，还要学习，学习不合格，要对他们的关押延长，使他们明白，不好好读书是不能离开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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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而今迈步从头越（3）
第三节
“至于那些拆白党吗，我看就公开的声明，凡是这样的犯人，不管刑期多长都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让他们在那里吃点苦头，他们这些人搞恶『性』刑事犯罪的胆子是没有的，从心理上讲也就是好逸恶劳，不习惯有规律的生活，喜欢散漫，既然这样，咱们就把他们送到南极或者非洲去，让他们在那里自由的散漫。看他们的家乡里还有多少这样的人想学他们的样！”雷万春这个时候也打开了思路，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社会上这样的三害少了，那么那些搞大案的犯罪分子的基础就薄弱了，我们公安部门对付起来也就轻松多了。”
“雷部长说的好像有点道理，那些犯罪分子的确也是有个群众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那些三害人员，如果能够把他们铲除，就等于把这个犯罪的孳生地给铲除了，我支持这样的想法。”司法部长刘昱说。
“好，大家基本已经明白了今天找你们来的主要意图，那么各自回去搞方案送到我这里来，动作要快，武警要拿出专项配合的行动方案，在人员配备上也要有所准备，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都要有相应的准备，特别是司法部门，找专家研究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法律上的漏洞，拿出新东西来，我们国家现在前进了，司法概念也要变一变。大家只要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做事，我相信历史是会有公论的。”司徒晟最后说。
这次会议以后，各个部门都动了起来，公安部很快就布置了专项严打的工作，民政部也针对流浪人员制定可收留方案，国家发改委也加入了进来，针对现在中国劳动力紧缺的状况，制定了企业用工的新办法。司法部也针对当前的国家形势提出了新的刑法和民法的修改意见稿，眼看就要到立冬了，像往年一样，大批的乞丐开始南下了。但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让司徒晟的步伐放缓了下来。
印度在历史上就有一个乞丐的群体，并入中国版图以后，其他的群体都已经按部就班的得到了安置，惟独这个乞丐群体还飘『荡』在印度自治区，在印度的乞丐有几百万人，这些人世代乞讨，成为印度的一个独特的群体。当司徒晟打算把中国的乞丐问题解决的时候，印度乞丐的问题自然而然的摆在了他的面前。
印度在并入中国版图之前是一个等级社会分明的国家，尽管在独立的时候印度『政府』就取消了种姓制度，但是几千年的遗传一直在印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代表神庙的宗教官；刹帝利：代表帝王将相；吠舍：代表平民；首陀罗：代表奴隶；此外，还有比首陀罗更低，不入流的“贱民”，成份是打仗中的战俘，以及不遵守种姓制度而结合的人。种姓是随着前2000年前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时开始出现的。最初雅利安人用“雅利安瓦尔纳”和“达萨瓦尔纳”来区分雅利安人和当地的土著。后来才逐渐有了四个种姓。种姓的划分，很像对社会群体的职业划分，只是种姓的划分是按出生而定，自进入这个社会后就没法改变自己的种姓。维护种姓制度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这个法典规定，婆罗门是人世的主宰，首陀罗只能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劳役，首陀罗不能积累私人财产，不能对高级种姓有任何不敬的言行，婆罗门和刹帝利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互相不能通婚，交往之中不能共食、并坐。如果有违反，违反者有可能被处以死刑。高种姓与低种姓人发生冲突，低种姓人如果用身体某部位对较高种姓人造成伤害，必须斩断对人造成伤害的身体部位。地位低微的低种姓辱骂高种姓，轻者课以重罚，重者处以酷刑。高级种姓的人如果杀死了一个首陀罗，仅用牲畜抵偿。每个种姓内部，有人监督本种姓的人遵守摩奴法典及传统习惯的情况。倘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给予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沦为贱民。让人感到可怕的是这样严酷的愚昧的制度在印度人心中竟然习以为常，他们世代就是这样沿袭下来。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今天的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种姓制度已经给每一个印度人打上的宗教烙印。在一次强烈地震之后，国内的大批救灾物资送到了灾区，可是在灾民领取救济品时却仍然受限于阶级制度，救援人员不由得慨叹“地震能够震垮房舍，却无法撼动无形中的种姓制度”。印度那已有长远历史的种姓制度，虽然在都市里已渐趋式微，但是在乡村却如此顽固的存在着。受地震严重摧残的古吉拉特等地的几个乡村，阶级差别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也造成了救援工作上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