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刚过”。
“有婆家了没有？”
“早着呢！”
“还早？你已经25岁了呀！”
“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没空儿想那件事。”
“你莫骗我，听刘泰他们讲，你挑的条件很高。”
“别听他们乱说，什么条件高不高，其实，我也曾对我妈说过，能够嫁一个同我一样的人就行了！”伍若兰说完，“咚”地将一块石子踢进河里。
“和你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朱德靠近伍若兰，忍不住追问。
“起码也是搞革命这一行的”。伍若兰甩了甩齐耳短发，一双大眼如火如炽地投向朱德：“例如象你一样……”朱德的心砰然一跳，深情地望着伍若兰说：“小伍！我知道你内心是爱我的。对于你，从你写的那副对联上的字，就知道你能文能武，在我所遇到的女同胞中，数你不错，不过……”朱德说到这里突然刹住。伍若兰抬起明亮的双眸，定定望住朱德：“不过什么呀！是嫌我吗？……”
“不，不！若兰，我能有你做妻子，那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天天要行军走路，时时要打仗……”
“行军走路、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伍若兰显得异常坚定。
“还得准备掉脑壳！”朱德严肃地补充说。
“老朱！我这些问题都想过了，说实在的，从入党那天起，已作了打算，只要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舍得。反正，我跟你跟定的！”伍若兰激动地、忘情地扑进了朱德宽阔的怀抱。
“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也顺势紧紧地搂抱着伍若兰。
三天之后的下午，军营中传出话来：部队准备打仗。司令部正在举行军政领导联合作战的部署会议。伍若兰也应邀参加。临散会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突然大声说：“大家稍等一下，听伍若兰讲，朱师长原打算明天结婚，这么一来我们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场人积极响应。
朱德将目光投向伍若兰：“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兰！把你亲手酿的那坛糯米胡子酒抬出来请大家尝尝，再告诉一声伙房，从我薪水里扣一部分钱买点菜来。”伍若兰听了扑哧一笑，绯红着脸跑出门外，忙着张罗去了。
简单而又热烈的婚宴开始了。这是在战斗前夕，婚礼充满了火药味。朱德同伍若兰两人抬着酒坛子，挨个儿给每人碗里斟酒，大家喝着，笑着，一直闹到夕阳衔山，飞鸟归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战前的准备。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女联合会的同志，一个个手捧鲜花，纷纷拥进来，簇拥着朱德和伍若兰朝水东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里布置极为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摆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窗口边放有一张四方饭桌，桌上一盏油灯，进门的正面墙上，挂着朱德的军用指挥袋。
朱德和伍若兰送走祝贺的人后，回到房里，两个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爱海里……三四个月之后，伍若兰跟随朱德苦练枪法，成为军营里有名的“双枪女将”。1929年，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敌人抓去，砍头示众。她死于忠贞的爱情，这也是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炽情。谁说朱德莽莽生涯中没有发生过痛苦的悲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将悲痛化为力量的人，阶级仇，民族恨，还有失去心爱之人的切肤之痛，都能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35 同志·战友·伴侣
1929年3月，朱德在长汀和康克清结婚。当时朱德四十三岁，康克清十七岁，任农民游击队队长，她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被双亲卖作童养媳，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由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她身体强壮，二十五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挥过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人。朱德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之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写他在延安见到康克清时的情景：“她的秀丽，有一双出色的浅褐色的杏仁眼，还有圆圆的脸蛋，端庄的容貌和整齐结实的牙齿。她来看我，和我握手——这是一双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结实粗壮的女人之手。她对我非常诚恳，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体重一百二十磅，但匀称结实，有一种沉着、威严的风度。我觉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见过的农民，但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农业有着非常出色的了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铜色的面孔和红色的脸颊擦得放光。我相信她从没穿过女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穿这个。险了穿过农家姑娘的长裤以外，她穿的就是军装了。”（《红色中国内幕》）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个充满男性气概的女性。同样是去过延安的王安娜却有另一种女生特有的敏锐直觉：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应为第五位——引者），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诚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康克清是一个女强人型的妇女，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她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她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无论在哪一方面，中国妇女都具有和男人同样的能力，也想证明，农民出身者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要胜过他们。朱德在这方面也很支持她。朱德在四十三岁这一年找到的这位终身伴侣，的确是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在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妇女，朱德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那身体结实而又勇于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的身影……
1937年，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至于我的私生活，我在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结过两次婚。我的第一位妻子早已去世了，第二位还活着”。使我们感到蹊跷的是，朱德闭口不谈十九岁时娶的那位刘姓姑娘，或许这是一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朱德对此并没有任何快乐和随愿可言，相反倒是有一些难言的隐痛，所以才不愿意重新提起。纵观朱德的婚姻生活，他所看中的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妇女，而且是革命军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中豪杰，这充分显示了朱德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已经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的戎马姻缘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情感偏爱和价值取向。一个革命者用手中的枪来挥写着自己的奇迹，也在通过选择自己的爱人和伴侣来创造着个人的历史，朱德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4 身无片伤之谜
在战争年代，朱德被人们奉若神明，他的名字总是和飞毛腿、千里眼、刀枪不入等概念相联。朱德一生身经百战，然而他不仅大难不死，而且身无片伤，这是子弹有眼？还是苍天保佑？
41 朱德神话的诞生
1916年，朱德在纳溪战役中，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赫赫有名的滇军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开始出名的，朱德的名字从此威震敌胆，人们都说：滇军的“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黄拒盖”指的是护国军黄永忠支队，他们用的是老式拒盖枪。“廖毛瑟”，指是的护国军廖月江支队，用的是毛瑟枪。“金朱支队”指是的金汉鼎支队和朱德支队，战斗力最强，能征惯战，是惹不得的。这首歌谣直到今天仍在人民群众中传诵。
同年，朱德带领部队转移到永宁河的山地里。一次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朱德一团人被打得只剩下六个连。他们躲进了一个山窝，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着。士兵们跑得疲惫不堪，在山坎上发现了一间茅草房，赶紧到里面打算休息一会儿。朱德坐在一个墙角处。突然，一颗炮弹打进房子里来，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在火光中坍塌了。
房子里的士兵无一生还，只有朱德幸免于难。朱德顾不上弹去身上的灰土，向外一看，发现有十几个营的敌军向这个地方围攻上来。再看一眼地形，置身盆地，内有山谷、密林、田地，地形错综复杂。朱德当机立断把部队带进了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等待黑夜突围。他们没有消极等待天黑，而是派人乔装改扮，戴上斗笠，装成农民去假装捉鱼，悄悄地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准备夜间好走路。天黑后，朱德带领士兵出了山沟，踏着晒干的田地突围了出去。
1930年1月，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从永新城撤出，上了七溪岭，敌人以为红军势单力薄，向七溪岭发起猛攻。朱德身先士卒，在望月亭手提机关枪带头冲锋，号召战士们奋勇杀敌，一定要一鼓作气，压倒敌人。只见他举着一面大旗，下命令说：“人在阵地在，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用梭镖，坚决把敌人打下去！”然后，一跃而起，冒着雨点儿一样的子弹带头冲向敌人。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取得了胜利。这时，大家才发现朱德的军帽上被子弹打了两个窟窿，大家真是后怕。可他却非常乐观地说：“有窟窿的帽子，戴在头上正好透点热气呢！”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次在土城，朱德到彭雪枫部队里开会，部署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回途经过一道山岭，正走着，一个卫士突然发现前面有敌情，朱德用望远镜一看，果然黑压压一片敌军，这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排，恰好红五师及时赶到，于是展开火力攻击，打到天黑，敌人控制了制高点，把红军压在山脚下，在这紧急万分的形势下，三次反冲锋都被打下来，朱德坚定不移地集中兵力，下决心做最后一次冲击。谁知，敌人由三面压拢，一下又遭受挫折，部队哗地退了下来。这时已经半夜，朱德在一处山坳里，敌人冲到面前，子弹在他头上炸出火花，炮弹在人群中爆炸，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弹片却没损伤他的毫毛。另一次，在风水山，敌人放过走在朱德前面的警卫营，突然从两面高山上向沟内发出猛烈枪击，那么窄的一条山沟，子弹打得朱德脚底下的泥土纷飞喷射起来，后来一个班冲上去才压倒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最危急的一次，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危局已经到了爆炸程度，朱德在半山上一个农家茅草棚里，已经准备点燃火柴烧掉箱里的重要文件了，谁知奇兵一战，又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这位有人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记者这样写道），在延安时到处走动，全无护卫，而且从不带武器，战士们视他为神明，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致使那些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敌手胆战心惊，畏之如虎。奇怪的是，朱德仿佛总是暗暗受到神灵的佑护，所以他往往能够绝处逢生，化腐朽为神奇。
1938年2月25日，朱德带领八路军总部的少数人员，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一带，突然与从东面进攻临汾的一大股日本侵略军遭遇了。开始交战时，日本侵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队伍，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敌人通过侦察，知道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
“啊！朱德？……少数警卫部队？”日本军司令官一听说是朱德，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又想：本来日本占领中国是唾手可得之事，没料到从西北杀出个八路军来，使得天皇陛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难以实现。如今真是天赐良机，遇上了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又听说他没带多少队伍，这不是一个立功受奖的大好时机吗？这个日本军司令官又惊又喜，急忙问他的侦察队长：“朱德现在哪里？”
“报告司令官，确确实实的消息，朱德正在古县指挥作战”。
日本军司令官趴到地图前一看，找到“古县”两个字，便大声吼道：“立即派出飞机，把古县炸平！”
一个小时后，十几架贴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来了个轮番轰炸。“轰轰”的爆炸声，震动着周围几十里的土地，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日本军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日本军华北司令部立即向全世界公布：共产党的抗日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已被消灭，大日本皇军占领华北以至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日本侵略军这样一宣扬，震动了国内外。国内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虚实。国外不少友好人士，也给当地党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发来电报，询问：“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当时太行山区的不少军民，看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又听到了八路军总部和朱总司令遇难的种种传说，大家都坐立不安。有的人站在高山顶上，望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地方气愤地咒骂“日本强盗”。也有人安慰大家：“先不要着慌，等打听清楚了再说。咱们的朱总司令身经百战，过去多少次遇到危险，常常能逢凶化吉。我就不相信这一回会受日本鬼子的暗算。”有人为了证实朱总司令的神通广大，列举了朱总司令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的许多遇难脱险的故事。“
正当大家为朱总司令的安危担忧的时候，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本兵还在半路上被堵截着，不能前进一步的消息。这说明朱总司令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大家的心里象有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本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总司令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象牵住一头野牛一样，使日寇既不能前进，又不能施展威力，只好原地乱扑腾。
自此之后，朱德更是成了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神话人物，令民众见之胆壮，令敌人闻之丧魂失魄。然而，朱德手中握有的“尚方宝剑”正是他逢凶化吉的一个不二法宝。
42 游击博士的雅号
1938年的一天，在一片松林中，八路军司令部的一些军事参谋们围绕着“迂回”、“包围”、“进攻”、“防守”等战略战术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一个个滔滔不绝，远自滑铁卢会战、凡尔登战役、布哈拉战役，近至徐州会战、保卫武汉，简直无所不及。听着大家的议论，朱德也不插言，有意让大家尽量把话说完。
待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刚才大家的发言很热烈，也很有理论水平，可是我要提醒同志们，讲问题应该抓住中心，一切事情都应该辩证地去了解，时代环境、客观条件不同，任何军事理论都不能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