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当公式来学习。我们的武器军事设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同，研究别人只不过作为参考，只有那些不怕打败仗的笨家伙们，才会一成不变地去搬用外国的军事理论。我们要研究的是适合中国的地域、历史、风俗、人情，在中国几十年战斗经验所研究、总结出来的游击战。要用辩证法去理解和处理军事问题，要研究游击战术，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并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讲到最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运用游击战术呢？世界上只有我们才可以称为游击博士。”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朱德本人首先就是“游击博士”的优秀导师。曾经和朱德并肩战斗过的刘伯承元帅评价朱德说：“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的人，我认为这是做军人的一个根本条件。还有，就是他对革命理论学习得很好，能够很适当地把革命理论运用在中国战争上，这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不管在任何混乱急迫情况中，他对群众路线，都是把握得很紧的。”（刘白羽《朱德》）海伦·福斯特评价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他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此处说法有误，朱德早年曾去德国和俄国学习过军事理论——引者）。他的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内地的民族土壤之中，他熟悉中国南北的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士兵们的充分信任及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红色中国内幕》朱德最拿手的游击战术正是他能够左右逢源、绝处逢生且逢凶化吉的重要秘诀之一，然而这样一种秘诀他又是如何到手的呢？这位“游击博士”导师本人又是怎样起家的呢？
43 十六字秘诀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领兵攻破云南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1913年夏天，他被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担任营长。同年秋，他的部队奉命开赴云南边疆，任务是平定经常马蚤扰边境的匪乱。部队驻扎在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崇山峻岭，瘴气弥漫，环境十分险恶，土匪出没无常。朱德知道，这帮匪徒熟门熟路，想要制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整天满山遍野地跑，观察地形，访问百姓，主要是为了摸清土匪活动规律。他结合以往学过的军事理论，反复研究敌情，决定用机动灵活战术以对付这帮变化多端的匪徒，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丰富了实践经验，终于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这一套与众不同的战法，这就是流动游击战术。
朱德在运用这种战术时深深体会到，游击战若没有广大群众的依托，成功是无望的，必须依靠群众。因此，他一方面非常强调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部队内部长官应当爱护士兵，禁止打骂和体罚。
这些办法和他的特殊战术相结合，很快平定了边境的马蚤乱。
以后，从云南到四川，又从四川到云南，朱德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1916年，蔡锷为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指挥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地区和北洋军激战。棉花坡阵地上，双方拚命反复争夺。朱德率领护国军的三个连，顶住北洋军整整一个旅的轮番进攻。敌人枪多弹足，炮弹象雨点般倾泻山头，松树几乎被全部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可是朱德稳如泰山，始终固定阵地。他是从来不赞成死打硬拚的，于危难中总能找出解脱的办法。他让士兵们在战壕前摆上一排排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扣上护国军的大檐帽。北洋军果然上了当，对着战壕不断地用炮轰，用机枪扫射，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朱德命令部队以逸待劳，让敌人打个够，然后发起反击。结果把张敬尧的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纳溪这一仗，朱德不仅守住阵地，还采取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从此，他的威名四扬。由于功勋卓著，他很快升任护国军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朱德当旅长后，奉命镇守泸州。这里的匪患也是远近闻名。这些土匪全是北洋军的散兵游勇和土生土长的流氓地痞。
官匪勾结，四出抢掠，祸害乡里，气焰极盛。朱德根据在蒙自取得的经验，通过周密调查，充分发动群众，又一次用他的流动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匪徒的器张气焰。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他还采取政治攻心的办法，公布了一项政策：“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降者免死，仍给枪价。”这样，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帮土匪就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的朱德已是川中名将。四川军阀刘湘，企图网罗人才，要给朱德一个师长的位置，朱德不干。他后来回顾这件事时说：“刘湘之所以叫我当师长，是因为我的独特战术已经打出了名声和威风。我用来击败敌人的是流动游击战术。这种战术主要得自我在中国和法属印支那的边境线上驻军时，同蛮子和土匪作战的经验。我从自己与土匪的散兵游勇作战的艰苦经历中获得的这种战术，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战经验同我从书本上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了。我带兵的特点是：我本人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不论战斗大小，我事先都要查看地形，精心计划。因为细心处理问题、亲自领导部队，我的战术通常是成功的。我总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我同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不少帮助。”（《红色中国内幕》）
后来，朱德在国外求学，仍念念不忘打仗的事。在德国，他回忆说：“我那时旅行还带有军事的眼光，不论走到哪里，一想就想到‘这儿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于是脑子里慢慢地就布置起来了。”几年后，朱德从德国来到莫斯科，进入一个短期训练班专学军事。讲课的人是有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的。
朱德在训练班当了队长。苏联教官只是讲一些战术原则。朱德给学员具体讲解小部队如何同大部队作战，如何马蚤扰敌人，讲战术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及如何侦察等。教官还讲苏联内战时期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对于朱德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学员中数他领会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称赞说：“朱德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真正懂得什么是游击战。”有一次，苏联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领兵打仗，他回答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可见，游击战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朱德的心田。当他后来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真好比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朱德曾言：“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时期去当土匪。”在井冈山时，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老聋子说过“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包围敌人就行了。”他们按照朱老聋子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朱德说：“我学了朱老聋子的很多战术，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1928年5月至6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一篇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前任白军官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这样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没有这种军事家的雄才胆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没有朱德身无片伤的今天。抗日战争中，有一次，朱德和国民党将领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开会。在机上，他们谈论起战略战术问题。龙云认为游击战术对内可以，用来打日本，恐怕不行。朱德则侃侃而谈，先谈了正规军在正面作战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后说：“共产党有正规军，也有游击兵团。我们的游击大军，将以华北、东北、东南的敌战区为大战场。游击大军，集散迅速，兵员众多，要十万有十万，要百万有百万，将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国际战有什么不行？”这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朱德后来将他在平定匪乱的战场中实验出来的游击战术归纳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人曾认为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一位老同志回忆，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在1928年5月中旬，他亲自听宛希先说，朱军长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朱德自己从来不谈他的贡献。他只是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讲的情况，说朱德最早提出十六字诀，似乎言之有据，比较可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自然也有一份贡献。
44 农民相貌的护身符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写道：“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伟大的道路》我们在上文中也说过，不仅老百姓和战士常常误认他为“老伙夫”，就是追踪他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把他当作“伙夫头”。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洋二万五千元。朱德看后，没有撕掉，而是让人取来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洋一元。”朱德的乐观和无所畏惧固然因为他有智谋，有胆略，有人民大众作坚强后盾，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伙夫装扮”也象一层保护色，一种迷彩服，多次使他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28年12月，朱德率领部队在资兴驻扎，敌人闻讯来抓朱德。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见逃不脱敌人的包围，使走进一家祠堂的厨房，随手拉了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敌人冲进来就问：“你们的总司令在哪里。”朱德指指身后：“在后面。”
敌人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干脆地回答：“我是伙夫。”
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德趁机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项山的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黄蜂似的敌人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
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
“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
“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象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主意力转向伍若兰：“妈的！朱德睡在哪里？”此刻，朱德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1929年2月8日，伍若兰英勇就义，敌人还将其头颅解送长沙示众。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终身的一个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德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再一次帮助他出脱了危难和火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德的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5 朱毛关系之谜
自1928年起，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称朱德、毛泽东为“朱毛”。毛泽东也曾说过：“他（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
但两人关系到后期却发生了种种微妙的变故，以致朱德感慨万千地说：“这哪象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
1928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一人“赤匪匪首朱毛”、“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从井冈山会师的一刹那起，他们两人及其军队（即毛泽东指挥的小型农民军和朱德指挥的高举反蒋旗帜的国民革命军）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驰骋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和密切合作过程中，二者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
朱德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都有旺盛的精力，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农民情结；战争年代，两人都身无片伤，没有患过大病；两人都有过无数的传说，报纸上分别报道过各自死亡的消息；两个人都不愿谈自己的身世，两人性格中都有幽默的一面等。
然而两个人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七岁，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朱德在实践方面占的比重大一些，他首先是军队的组织者和实际的指挥者。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理论家。朱德混在农民群中不引人注目，毛泽东则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有一种难言的风度。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没有成为一种负担，反而使他贴近农民群众，形成一种精神寄托；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则使他受累，隐入一种封建性个人崇拜的迷雾之中。史沫特莱曾以敏锐的洞察力谈及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之处，她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具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