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伟大的道路》）毛泽东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朱德则处在运动的外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朱德在壮年时期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朱德第一次见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曾因为朱德参加过护国军而拒绝了他的请求。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朱德，并且问他：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失望地听着，不发一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后来，朱德痛苦的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朱德正是带着这种心理创伤去外国寻求真理的。
有一张1929年给朱德拍的照片，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这是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典型镜头。然而，又有谁能够透过朱德满脸轻松的表情看到其背后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之心呢？在朱德极度谦恭的性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疚感，虽然这种自卑与负疚在后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来讲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们深藏在朱德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隐隐作痛，于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谦虚、忍让甚至软弱的一面。
海伦·福斯特写道：“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能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个方面朱德都没有政治野心。他能听从命令，因而也能发布命令——在革命军队的领导中，这是很有意义的素质。朱德的宝贵品格众所周知。
他这种性格源于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又源于他独具有坚强意识与坦然正直。“《红色中国内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么谦虚、没有政治野心，那么其后果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在会上，朱德察觉到张国焘的一些错误思想，曾同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加小心警惕。后来，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百~万\小!说，就如后来他的一位战友说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
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明白，倘若离队，很可能遭暗害。十月上旬，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封给朱德”中央委员“等职，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就变换手法，监视并迫害朱德，故意纵容一些人闹事，抢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及身边人员打饭吃。朱德临危不惧，打电报给党中央，揭穿张国焘的阴谋和野心。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起同张国焘斗争经过时，毛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遵义会议后，朱德赋诗曰：”群龙得首白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其意思也就是他在井冈山时期对红军领导干部说的”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后来他又曾谦逊地说：”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跑跑龙套，打好旗子。“这些都表明朱德处处信赖和尊重毛泽东，维护毛的领导，保护毛的安全。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朱德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但对林彪这样想无限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无疑仍是一种障碍，他也难免成为攻击的对象。1966年5月，康生在上层领导中有意说，朱德是空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能入党，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呈林彪的旨意，在小组会上当着朱德的面诽谤、侮辱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对于朱德的这些诬陷、打击，是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难以承受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本来就不太过问国事的朱德更加沉默了。
对于朱德，毛泽东一直是保护的。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对朱德说：“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中间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林彪等人在北京组织各种群众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毛泽东得知后指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又策划不选朱德进政治局。毛泽东又说朱毛是联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了政治局。
林彪、“四人帮”连朱德这样一个沉默的老人都不肯放过，足见其心狠手辣。然而，朱德的沉默似有丰富的内涵。有两侧政治笑语为证：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以言进，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没有言语。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答到，“这还不明白，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
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讪讪而走。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拿过鸡蛋说着“容易、容易”，便使劲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的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
由此看来，朱德虽年事已高，但仍以沉默的方式表现对林彪等野心家的抗议，而这种沉默本身是否也包含着对毛泽东晚年独断、多疑和一意孤行之做法的一种善意的规劝或消极的抵制呢？伟人已萎，留下永久的沉默，这或许是一个“死结”，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个无法破译的哑谜。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比他年轻七岁的毛泽东也追随他而去。两人辞世时间相隔如此近，不仅给朱毛关系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使我们又一次想起“朱毛”为一人的传说……
叶剑英元帅之谜
1 一代“儒将”诞生之谜
作为一代“儒将”，叶剑英素负盛名。他曾是云南讲武堂的优等生；作为大总统的随员，亲自保卫过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讨陈东征，继而参谋北伐，通电讨蒋；在大革命低潮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无不像谜一样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11 “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
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自幼习武练功，曾在梅县考取武秀才，但无官可做，只好在家乡做小本生意。他为人耿直宽厚，常帮别人杀猪、打鱼，有时兼作“水客”，出洋为华侨和侨眷捎钱送物，很讲信义，受人敬重。叶剑英的母亲为人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他们共生了四男四女，由于贫病交加，其中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叶剑英还算幸运，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勉强活了下来。父亲给他起名叫叶宜伟，希望他能健康长大。由于生活贫苦，他的两个妹妹都当过童养媳。
宜伟从小爱劳动，爱学习，经常帮父母做家务，边干活边学习认字、算数。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去雁洋私塾念书，以后又转入新学堂读书。
1908年宜伟念完了私塾，这时家境也稍为好转些，父亲便送他到雁洋10几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在学堂里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朴素，晚间经常读书到深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锻炼身体。他聪敏好学，学习成绩科科优良，特别擅长写诗作文，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作为同学们的范文。
少年时期的叶剑英，其不畏权势，敢于向恶势力挑战及有勇有谋的性格便已显露端倪。当时，中国长夜如磐的封建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颤，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正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猛烈冲击。这种冲击波也波及到偏僻古老的梅州城。
叶宜伟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一些革命书籍，知道了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夕，他和几个同学跟随进步老师林修明先生来了个“头上革命”，剪去了辫子。
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顽固保守的乡绅骂他们“无法无天”。宜伟他们由于得到校长谢鲁倩和进步老师的支持，就跟他们论理，还鼓动别的同学也来个“头上革命”。剪辫子的风潮，使少年叶剑英壮了胆，向旧势力抗争跨出了第一步。
当时，清朝政府已十分腐败，民不聊生。丙村圩镇地处从潮州上梅县的河岸边，常有乘船路过的清潮州府官兵上圩场劫掠老百姓的财物。百姓不堪其苦，却敢怒不敢言。
“潮勇”明抢强夺的事，也惊扰了三堡学堂的师生。那时学校的大部分经费来自镇上卖肉上缴的“牲口捐”。每逢肉铺被抢，官府不管，总有肉店老板跑来学校告状，要求减免捐税。
一天下午，四个清兵又上丙村圩抢掠财物，镇上的人又来求援。叶宜伟和和一些高年级同学在校长和老师率领下去找“潮勇”评理。
几个耀武扬威的“潮勇”在师生们的说理斗争下，被迫交出牛肉等财物，然后被师生们带到学堂。开始，那四个家伙很嚣张，同学们便把他们关起来。关了一夜，这些家伙只好低头认罪。第二天，同学们将他们押送县衙门处理。
三堡学堂师生打“潮勇”一事惊动了梅州和潮州府。从此，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到丙村去马蚤扰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宜伟开始注意习武，还写了一篇《论兵》的文章，开头一句便是“兵之物，大矣哉！”
1912年，叶宜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三堡学堂，考入梅县务本中学。不久广东军阀政府责令将务本中学由私立改为官办，改名为梅州中学，并派来个官方校长，盘剥尤甚。为反对校长欺压学生，叶宜伟和一部分反对官办和官方校长的师生毅然脱离梅州中学，搬到叶家祠上课。后来又搬到晚清著名诗人和学者黄遵宪先生讲学处的东山书院，另建学校。叶宜伟认为“东山”二字很好，便提议将校门定为“私立东山中学”，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赞同。所以要标名“私立”二字，就是要同当时腐败的官办学校区别开来。尽管叶宜伟当时还是一个学生，却敢于领头与官方斗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一间名望很高的中学，这确实是个极不平凡的创举。
叶宜伟深知东山中学来之不易，更加珍惜时间，发愤读书。他尤其酷爱史书和古曲文学诗词，许多大家名篇，他都能背诵如流。这为他日后写作旧体诗词打下了良好基础。
叶宜伟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文体活动也很好，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威望。同学们说他“学问好，身体健，交游广”。正因如此，他被大家选举连任两届学生自治会会长。教师、学生都很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公认他是“东中”的学生领袖。
1915年秋，“东中”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大家请叶宜伟为《同学录》作序，他欣然命笔，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鼓励同学们要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干一番事业。
12 讲武堂的优等生
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以后，回到雁洋横山，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写信给在马来西亚怡堡的叶宜桐堂兄，要求出洋谋生。1916年，堂兄叫“水客”带叶剑英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当时身无分文的叶剑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可以说是“揩条裤带谋生路，漂零直下七洲洋。”
在怡堡等待叶剑英的是艰苦、穷困的生活。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殖民主义剁肉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贼也妄图卖国称帝。人民怒不可遏，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国内“讨袁”的胜利，使漂流海外的叶剑英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所谓“东亚病夫”是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中国人民只有革命，打倒列强，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怡堡托亲求友，到处找工作，但总是碰钉子。
就在叶剑英谋生困难的时候，云南讲武堂派人到马来西亚怡堡招生来了。叶剑英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投考讲武堂，结果被录取。
1917年夏，由堂兄宜桐等人凑足旅费回国赴昆明入学。
为了表示自己从戎的决心，他入学时将名字改为叶剑英。
云南讲武堂创办于清末时期，民国以后不断扩充，在护国讨袁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叶剑英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学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他学的是炮兵，属第十二期学生。当时学校的一切都照搬日本士官学校那一套，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禁止阅读规定以外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坚持勤学苦练，还是读了许多军事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用功，所以军事考试、测验或沙盘作业等，成绩都属优良，连教官也钦佩他的才干。
当时由于学校禁止而没有组织华侨同学会，但凡有重大事情，大家都自发地在昆明两粤会馆聚会，商讨大事。在这里，叶剑英成为群众的首领。
尽管当时学校空气沉闷，叶剑英还是尽量与外界取得联系，关心时局。其时主办讲武堂的云南督军唐继尧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经常来校宣讲所谓“致良知”一套学说，却避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