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京还是哈尔滨？要等公社最后敲定，现在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他和我谈话时心思不定，眼神飘忽。
邵子昂向我交接知青点的工作。
其实也用不着什么交接，一大堆问题。
晚上，我召开了全体知青会，把三大问题向大家透了底：
食堂管理、解决住房、重选班子。
比我晚回生产队的探亲知青，仔细地看了看我，问道：“你怎么一点精神都没了？”
我说：“这三大问题都好办，最怕的就是，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知青点从此军心涣散。”
他们对我说：“不要紧，我们这么多人还在呢。”
我听了有点感动。
为了稳定军心，我从武装民兵连搬回了知青点。
晚上，我找国明谈心，他说：“毫无疑问，我是准备熬三四年后，结束插队生活的。像我现在的这种状况，不会持久，总要改变的。”
我问他：“将来想去什么地方？”
国明说：“我不像你们，还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我要求不高，如果有当地招工机会，不管什么地方，都想去。”
我说：“环境可以影响人，但人也可以影响环境。起码，我们可以影响自己身边的小环境。只要努力，什么都可能发生。总之，不管将来会去哪里，在生产队一天，就过好一天吧。”
今天是最累的一天，去西边水稻地刨稻埂。
有一群连成“人”字的北迁大雁，掠过水稻地。
我只穿了一件衬衫站在那里，汗水浸在手心，只觉得钻心地疼，又生出了一连串的水泡，胀鼓鼓的。
手上的大血泡，在镐把的震动下，破了，指缝里渗满了血。
没想到，回上海探亲三个月，原本长满老茧的手，竟变得如此不堪，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中午休息，20多个知青围坐在地头吃饭。
蔡景行发明了一种“冷开水”。他在稻埂边上的残雪中，拣了一些干净的，捏成一个实心的“茶缸”。不是喝，而是吃，雪在口里，化成了凉水，一样解渴。
他见我过来，就问我手上起了几个泡？
我坐下来，认真地数了一下，说：“8个。”
“不算多，我有11个。”云龙接碴说。
肖明对我说：“你只能当炮兵副司令了，云龙是炮兵司令。”
插队干部老孙指着女知青张春芳说：“喏，这儿还有一个参谋长，6个。”
大家笑了。
81、十年约定 [本章字数：119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3 10:59:130]
往年都是在四月初化了冰雪才叠稻埂，不知怎么搞的，今年才三月下旬，王队长就决定上水稻地叠稻埂。
土还是冻的，冻得梆梆硬，一铁锹下去，都是冻块，这稻埂能行吗？大家边干边埋怨。
老天也不作美，在地里干着干着，起了风雪。刚从上海回来的肖明实在坚持不住，独自跑到地头，叫了一声“回家！”扛着铁锹走了。
中午休息时，大家说起昨晚那顿饭，都觉得怪怪的。
为了庆祝老知青下乡三周年和新知青下乡两周年，食堂去街上买了好多大果子，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油条，晚饭是牛奶加油条。
云龙说：“晚上吃什么牛奶油条?那不变成早餐了？昨天晚上，如果像两年前我们来时吃的那顿就好了！”
大家又想起二年前的那晚，我们披着大衣，伴着咚咚的鼓声，惊喜地走进热腾腾的食堂，吃的是豆腐汤和大米。
说着说着，大家有点伤感，二年来，施卫疆招工走了，陈兴凯内部招兵走了，邵子昂也即将去上大学……
蔡景行说：“邵子昂已经‘奔三’，倒是应该走了。”
大家大笑。邵子昂已经24岁，19岁的我们想起他就要成为30岁的人，觉得真是有点“恐怖”。
我们对邵子昂说：“等你成家后，我们来拜访你，不知那时你还会邀请我们吗？”
邵子昂说：“十年后，我拿着照相机，站在家门口迎接你们。”
我对邵子昂、王雄涛、云龙几个说：“为了不忘记今天的约定，我们每人一句合一首诗吧。”
云龙先来：漫绘远景笑田头，
王雄涛接：谁说战友不分手？
我来缀：有志约定十年后，
邵子昂收尾：痛饮茅台话旧友。
下午，干了不多一会儿，雪越来越大，队长宣布收工。
我们这才顶着风雪往家走。
大雪飘在云龙的脸上化成了水，就像露珠一样，挂在被风吹红的苹果上。
云龙的眉毛和唇须上结了一层冰。
我突然发现，不光云龙，我们大家脸上的唇须都比刚下乡时浓多了，那时我们还不到17岁，现在已经快19岁了。
云龙把铁锹遮在脸上，挡住那呼呼的风雪。风雪抽打在铁锹上，发出“铮铮”的声音。
我回身一望，远处兴安岭淹没在雪花中，满地皚皚白色。看着一派北国风光，大家大声唱起了歌。
晚上开队委会，插队干部老孙也来了，我把那首打油诗写给老孙看。老孙看后只给了一句话：“小资产阶级情调！”
那晚老孙来参加队委会，主要是来谈知青点盖房的。
盖房，就意味着让知青安心在这里生活下去。可是我们却在田头描绘分手离开的远景，老孙心里当然不开心。
插队干部老孙在会上告诉大家，县知青办看到知青住在清真寺里，十分不满意，另外又拨给知青点8000元，这钱已经到账。再加上知青去年捞了那么多的木头，保证盖新房不用生产队出资金。
做木匠出身的王队长放心地说：“那就盖呗，老住在清真寺也不是个办法。”
大家也跟着点头。
老孙又说：“但是……”
大家一听“但是”，脸色马上紧张起来。
“要用到一些生产队的工，比如木匠、打地基、上梁等等。其它的做坯、甩泥等活儿，我们尽量用知青业余时间，自己干。”
老吴副队长一直没吱声，听到这里，也说了话：“知青工余出力，我们还能不支持？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队委会大家都点了头。
82、中专名额 [本章字数：156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4 11:09:120]
早晨，我和几个知青正在江边帮食堂劈柈子，只见北面乌云快压过来了，东升的太阳旁边，一片彩霞。
高朗指着天对我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你们今天不该出门干活。”
我笑着说：“我们今天非出门不可。”
没想到在水稻地里，真的被一场大风刮回来了。
到地里，我已经叠好了60米长的稻埂，突然一阵风狂卷而来。接着，泥土、雪籽一起扑上脸，放在一边的衣服也给刮得好远，我追回衣服逆风而行时，风吹得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使劲跑回稻埂边，趴在地上避风，只见肖明双臂抱胸，像傻瓜一样，被四面昏天黑地的现象惊呆了。风猛烈地把雪籽和泥土抽打在他身上，痛打着他的脸，发出“噼呖啪啦”的响声。他呆呆地忍受着。
15分钟后，又是一个风和日暖的好天气，可是西山那边，却隐隐约约地集合起铺天盖地的乌云，慢慢地压了上来。
队长宣布收工。
晚上，社员大会讨论一个上中专的名额，大家推荐了我。
我并没有很高兴，一是因为邵子昂已经被推荐上大学，今年肯定要走；我已经接下知青点这摊子，想好好干一阵，并没有要离开的想法。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是很想读书，但不想去读中专，想去上大学！
我知道，如果以后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开完会，几个知青把我叫到食堂，说明天没人干食堂了。
饭桌上，碗碟筷匙，乱七八糟，都还没洗；
灶房里，铁锅开着盖，锅里的残汤“吱吱”地冒着蒸汽。
我想，也许是邵子昂即将上大学，社员又推荐我上中专，让部分知青一下子产生了想法：都走吧，都走吧，谁也不要干了。
我笑了笑，说：“没事，先把明天食堂人员安排好。”
插队干部老孙也对我说：“来，咱们先挑点水。”
我和老孙打着电筒，一人一副水桶，在黑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
半夜，四下寂静，只有井轱辘转动滑落、水桶落在井中的声音，还有桶里水随着我们的步伐发出的晃荡声音。
我想对老孙说不想去上中专，但又觉得难以开口，还是不说了吧，先把食堂的事安顿好。
二天后，公社传来消息，同意推荐我去读中专，并且明确了是黑河中等师范学校，让我准备四天后去县里考试和检查身体。
蔡景行看到我呆呆地坐在炕头上，知道我的心事，就嘀咕了一句：“上黑河师范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早一点离开农村
罢了。”
我很明白这一点，但现在去讨论有没有意思还有意思吗？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放在面前：我反复问自己：“能提出不去读中专吗？”
由群众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是1970年在北大、清华试点后，1972年春开始在全国高校推广的。邵子昂和我的被
推荐，正是全国推广招收工农兵学员的第一年：1972年春。
我在这里还要说明几句：
1973年，复出。这一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结果偏偏出现了
“张铁生事件”。后来取消文化考试，只重推荐制度，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走后门的现象，并引发了许多相关联的腐败现
象。
工农兵大学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后来受到了一些非议。但我认为错的不在工农兵学员，当时取消了高考，对
渴望学习的年轻人来说，别无选择。特别是最初几年被推荐的大多数人还是比较优秀的，进校后学习也比较刻苦，毕业
后在各自的领域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许多人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包括现在的好几位重要国家领导人，都曾经是工农兵学员。
好了，故事还是回到我要不要去读中专？
在知青的眼中，我如果提出不去，一定会认为我嫌黑河师范不是在上海，不是在北京，甚至不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
市，我要等待和占用以后可能属于他们的大学名额，是有私心的。
还有，我如果坚持不去，明年即使有大学名额，社员和知青还会再推荐一个曾经放弃了他们推荐的人吗？
我陷入了困境。
脑子里有两个人在对我说话：“你不去读，是一种私心，没有人会原谅你。”“你去读的话，太可惜了，此生与大学无
缘了。”
带着犹豫和困扰，我去县里应试文化和检查身体。
语文、数学、政治，过了。
内科、外科、透视，过了。
推荐的人被涮掉一半，我顺利通过。
83、如花逝去 [本章字数：136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5 13:29:270]
正当我在为要不要去上中专纠结时，接到了一个噩耗：沈爱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是老知青，1969年插队前，她叫沈爱芳。
1970年，我们来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领我们来到黑龙江边说，江中的主航道就是中国的边境线，你们来到了中国最北疆啦。
他很得意地介绍：“在你们生产队的知青中，有三个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改成了边疆的疆，成为黑龙江所有知青的一段佳话。”
我们听得瞠目结舌，心中对“三疆”充满了钦佩。
沈爱芳就是其中一个，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沈爱疆。
“三疆”只比我们大一二岁，那时不过才18岁。
一个像老大哥，宽厚照顾；
一个像老大姐，细心体贴；
唯独她，很少听到她的声音，也很少看到她的笑容。
这是我们新知青与她只有半年多相识的时间里，留下的印象。
在所有知青中，我们新知青对她的了解是最缺乏的。
下乡第一年，对我们知青来说，日子过得竟然是这么快：
一会儿外出去水库挖水渠；
一会儿外出去兴安岑修战备公路；
一会儿外出去小三线抢收小麦；
53个知青，东分西散，从来没聚齐的时候，半年下来，人头儿才算刚刚混熟。
黑土地的粗粮让我们这些纤细的城里人变得胖了，
田野上的太阳让我们这些白脸的年轻人变得黑了，
唯独她，脸色一直是黄黄的，整天心事重重，身体也很虚弱。
每次回到生产队，见到的是她黄|色的脸，沉闷的心事，还有不断增长的脾气。
转眼，到了1970年年底，当知青结束了没完没了的外出回到生产队时，她已经回上海探亲去了。
第二年春天，探亲的老青年结伴而回，她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听说，她得了脑瘤，病倒在床。
又一年过去，东北大地春风吹过，在春风的背后，铺开了万紫千红的田野，婆婆丁、蒲公英、马兰花儿开了那么多。黑龙江也已经化冻，满江里都是洁白的冰块，撞得叮叮咚咚地响。
然而，沈爱疆却再也没有力量撑过生命的这一道坎，最终医治无效，她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才刚刚开始的世界。
如花的年龄，就这样走了。
1972年，她20周岁，成为知青中最早的逝者。
至此，我们才理解，她为什么脸色黄黄，为什么心事重重，为什么脾气增长……
我相信，一个曾经满腔热情把“爱芳”改成“爱疆”的青年人，一定对未来充满了志向。
是病体让她无能为力，壮志难酬。
她在远离父母的边境线上，曾经独自一人支撑着快要熄灭的生命。
其心之苦，其路之危，是她难以言表的。
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丝豁达：好死不如赖活，什么中专大学，相比生命的幸存来说，那算得了什么呢？
好多好多年以后，她的脸庞，在我们的印象中，逐渐模糊。
有人已经忘记有一个叫“沈爱芳”的女知青，只有提起赫赫有名的“三疆”时，大家才会想起，说：哦，还有一个沈爱疆。
她，尽管像风儿一样轻轻地掠过，但依稀还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她当年的热血，她当年的激|情。
以及她当年留给我们的钦佩和留给我们的伤感。
我还记得和她只有一次私下的交往：一天，她见我在看一本《乐观集》，这本书的词句很华丽，作者是史凝，196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满心喜欢，开口向我借去。
她匆匆回上海时，我正在金水的小三线抢收小麦，书没有还给我。
沈爱芳离开这个世界后，女知青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这本签着我名字的书，书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但随后又被别的知青借走了，再没有回来。
那个年代，面对生活艰辛、劳动苦累、前途渺茫，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寻找能让自己乐观起来的理由。
沈爱疆却从此不用再寻找，那个世界，没有病痛，只有乐观！
84、雷管鞭炮 [本章字数：124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9 12:03:420]
邵子昂平时是个十分成熟的人。
今天晚上，却像个孩子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个雷管，满脸是笑地对我叫着：“我把它放了！”
我正抱了一堆柴禾想去烧炕，觉得他有点反常，就问：“放那有啥意思？”
邵子昂笑得嘴都合不拢，说：“待会儿告诉你。”
他拉我到院子里，只听见“砰”一声，雷管炸了一响。
邵子昂说：“就当放鞭炮庆祝了。”
然后，他告诉我：“刚接到了大学通知，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周后报到。”
我傻傻地看着他玩。
自从生产队推荐他上大学后，就有了他肯定要走的心理准备。但等到他马上要走时，不免有点心酸：又一个好同伴、好兄弟要离开知青点了。
我想起一年前，我、邵子昂、施卫疆三人说过“大家将来肯定不会在一起”的话，如今一点点地真的来了。
施卫疆走的时候，我流过泪；现在，邵子昂要走，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