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一位从上海回生产队的。
陈国明，在上海待了一年左右，又回到了冰雪封天的爱辉古城。
他回队才两天，生产队就公布了两份名单，一份是留在生产队打场的，一份是上水库的。
国明在上水库的名单里。
晚上，我到他宿舍里，把今年发的布票给他。
坐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怎么在冬天回来？”
国明说：“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了。”
我问他：“学校为什么不让你恢复70届身份，重新参加70届的分配？”
他说：“争取了很长时间，教育局说已经走了就不可能再重回学校读书；公安局也不讲什么道理，一口咬定迁出去的户口不能再迁回来。”
我说：“看来，上海的态度很明确，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想再回去没门！”
我想起当初动员我们下乡时，他们满脸是笑地讲着革命大道理，甚至能把70届以及更小的才十四五岁的小孩都忽悠得迁了户口；等这些人有困难要后悔，想恢复原先属于自己的正常的身份时，却根本没人理睬也不讲道理了。
真是脸如棺材心如冰铁呀！
如果说“青春无悔”是指68、69这两届命中注定要“一片红”，悔了也白悔，还不如装逼不悔；那么对当年那些还不到16岁，只能当少先队员的小孩来说，在经受了上海拒绝重新考虑的嘴脸后，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我只能劝他想开一些，历史，是我们不能选择的。
就如逆飞的大雁一样，在大冷的冬天，过了两天，又有两名女知青从上海回到了生产队。她们在上海都待了一年。
晚饭后，我去看看她们，唠了一会儿家常，想问问“林彪搞政变”的事，可她们也不清楚。
但她们出发前去了我家，给我捎带了一些东西：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和一些糖果。
去县城开会的干部回来了，大家着急地问他们什么时候传达会议精神？
老孙告诉我们，有关精神传达，会有专门的安排，让大家不要急。
女知青秦燕假装不高兴地说：“你们还保密呀，算了，我们不听了。”
老孙逗趣地说：“我怕讲话呀，一让我讲话，我就吓得用衣服包住脑瓜。”
大家笑开了。
秦燕就是这样一个人，下乡后，没看到她在会上讲过一句话。有一次点名让她发言，她干脆就把搭在手臂上的衣服往脑袋上一盖，不睬任何人了。
几天后，省里派宣传队来，传达了中央的七个文件，给林彪定性为：“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卖国贼”。其中一段关于暗杀毛主席的计划和最后出逃的过程，跌宕起伏，听得我们都目瞪口呆。
党内斗争的方式好像还从来没有如此激烈，如同上演侦探大片。
73、娘们巴掌 [本章字数：108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5 13:53:550]
打场开始了。
今年是我下乡第二年，从春耕稻地拉水耙到夏天铲地、收小麦，还有秋天割水稻、打场，我俨然成了一个带工干农活的庄稼把式了。
早晨，我还在睡觉，王雄涛进来了，喉咙响得就像摔破的大缸一样。
我惊醒了，眯着眼听他嚷了半天，才知道他被队里三线妇女连玉花打了两个耳光。
事情是这样的：
王雄涛跟我一样是打场带班的人，我带夜班，他带白班。
他分配连玉花去管风车，这娘们不愿意。王雄涛非要她去，连玉花没办法只好去了，但心里不高兴。
王雄涛派完活自己进屋休息了，没想到心怀不满的连玉花盯在后面，冲他大声嚷嚷：“你这带工的，怎么睡觉啦？”王雄涛觉得被这娘们缠上了，嗓门也大了起来。
当然，吵架中间，王雄涛还带了一点口头语。这娘们厉害，竟然扬起手就甩了王雄涛两个嘴巴。
王涛雄在我这儿委屈地诉了一会儿苦就走了。
副队长老吴正好来大队开会，见我就说：“那么个年轻小伙子，不该去和那些婆娘打架呀！”
我对老吴说：“王雄涛不会要打架的，要想打的话，他会让人搧两个嘴巴子？我不信。”
中午，王雄涛哭着进来了，抱怨自己是为了搞好工作，但是队长也不支持，他想撂挑子不干了。
第二天，副队长老吴拦住我，说和我商量个事，要我换一换，让我去王雄涛那个组带班。
我说：“我怕她们，不知道啥时候我被搧个大嘴巴子，又被说成是和老娘们打架，受不了。”
王队长一听，同情地说：“那倒是，以后难带班呀，不换带班的，换组员。”
我说：“对我来说，那不是一样吗？”
最后两个队长决定，干脆不换人，该批评的批评，该说的说。
结果，连玉花挨了一顿批评。
王雄涛心中这才顺了点。
打场20多天，今年粮食全部进库了。
在征购粮上也捷报传来：我们大队从排名第八，上升到第二！
水稻今年大丰收，老乡在打场时就把那句话一直挂在了嘴边：“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呀！”
打场的最后一个夜班快结束了，东方出现了鱼肚白，高高的边防岗楼，在晨曦中那样清晰，就像黑白分明的剪影。
细听，江边传来冰块奔腾的撞击声。
近瞧，场院里一垛垛粮草上人声鼎沸。
在机器的轰鸣和烟尘中，社员挥动铁叉，做好最后的收场劳动。
粮库前，车马川流不息，连马儿也长嘶凑着热闹。
打场结束，肖明约我一起回上海探亲。
他动作很快，早把被子什么都洗了，就等我打理行装了。
我觉得临走前事情特别多，除了洗衣被外，工具行李要寄放在老乡家，向生产队借路费，到大队开准假单，然后拿了准假单到公社去开边境通行证，再擦一遍机枪，把机枪托给弹药手，上老乡家告别，在场院里同杜义田也打了个招呼，他是夜班马绳的技术员，和我合作得还不错，知青点也开了会交接手头工作。
11月底，队里正好有去霍尔沁搞副业的马车路过黑河，我和肖明就搭马车开始了回沪探亲之路。
74、回家的路 [本章字数：161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6 08:37:510]
不知道世界上其它国家是否也是这样？
一到春节，就有千千万万的人挤上火车回家，一过春节，又有千千万万的人挤上火车返回工作的地方。
就像非洲野牛每年季节性的大迁徙，直搅得大地风烟四起阵阵轰响。
边境插队知青回上海探亲的路是五花八门的，大家会选择一些新的路线，借机了解祖国的不同地方。
有的知青走北安线：黑河――北安――哈尔滨――上海。有的知青走嫩江线：黑河――嫩江――哈尔滨――上海。
北安线略长，长途汽车约开八个多小时。
嫩江线略短，长途汽车约开六个多小时，但一路上弯道很多。当地人说，去嫩江有九九十八弯。不过从来没人能数清过。
这两线当中也会有些小变化，比如不走北安而走龙镇或德都（现在叫五大连池）。
但两个边境检查站是躲不过去的，北安线是在辰清；嫩江线是在大岭。
经过检查站时，不仅要检查边境居民证，还要检查临时开的边境通行证。经常有知青被拦在这两个检查站里，不得不返回去取证件。
出嫩江和北安，就上了火车，但下面除了去哈尔滨，还有另两种走法：
一是走嫩江时，在齐齐哈尔下。齐齐哈尔有去沈阳或天津的火车，那儿回上海的车票好买。
二是走北安时，在绥化下。绥化有直通大连的火车，可以从大连坐船回上海。
我和肖明第一次回家探亲，走的是嫩江――哈尔滨――上海这条线。
11月27日一早，从黑河到了嫩江，马上去火车站买票，遇到四个其它地方插队的上海女知青，其中还有一个病人，带着好多行李。她们在火车站一筹莫展，请我和肖明帮忙，我们帮她们买票搬行李，一起上了火车。
11月28日，到哈尔滨转车时，只买到了两张坐票、四张站票。
当然，那两张座位票给了同行的女知青，我和肖明只好站在火车上，整整一夜。车厢里挤得连转身都困难，上厕所要用手撑着椅背跳跃前进，实在没地方插脚就踩在别人的肩上腿上，也没人跟你计较。
肖民实在顶不住了，就爬上行李架躺着，他怕掉下来就用绳子捆上自己；我则钻进座位底下，在别人的屁股和臭脚下蒙头大睡。
凌晨快到天津时，我们找到一只箱子，两人背靠背坐了下来，这时才感到嘴干口渴。
一路上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水，不能洗脸不能刷牙。只能在火车停靠大站时，飞奔找水。我们看到有知青为找水而被丢在了车站。
11月29日，过了天津站，我和肖明终于找到座位。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远处缓缓移动的黄河、泰山。离上海越来越近，心里也翻腾得越来越厉害。
11月30日，早晨，窗外已有绿色，我们从雪白的兴安岭，穿过了黄土的山东河北，又来到了绿色的江南。
从黑龙江到上海，路途遥远，还可以看到各地知青回家的不同风格。
一般从黑龙江回家探亲的知青都是两只装满瓜子木耳豆油的大旅行袋，用毛巾把拎手一扎，往肩上一扛上火车的；经过蚌埠以后，就可以看到许多挑着担子拎着活鸡的知青挤上来，鸡鸭的屎味和叫声一直要跟随我们到达上海。
九点多钟，火车到上海。我和肖明经历了五天的长途跋涉，拖着浮肿的两条腿走出了火车站。
肖明要我先陪他回家看看，因为他不知道父母是否在家，如果不在，他就先上我家去。好在我们都住得不远。
肖明的父亲在家。简单吃了便饭后，肖民又说：“反正你也要先洗澡剃头的，不如我们一起去洗澡剃头后你再走。”
从肖明家出来，肖明对我说：“心里难受，想让你多陪陪我。”
我奇怪地问：“回上海探亲，有什么好难受的？”
肖明说：“父亲老了，头发掉了，牙齿掉了，人也瘦了，背也驼了。”
才两年不到呀，他父亲的变化就这么快？
肖明说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
从浴室出来，我回到了家。
发觉家里的变化也很大。还是那些房间，但好像都小了，一是因为增添了一些家具，二是因为弟妹们明显长高；晚上等母亲回来，发觉她倒没什么变化。第三天，父亲也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发觉他也没什么变化。父母亲都人没老发没掉不瘦不驼，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
在黑龙江没记得做过梦，可回上海的头几天里，只要一睡下，就老做一个梦：有规律的车轮声，轰隆隆地响着。梦中的我，不再在车厢里，而是趴附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车轮上，就要掉下来。
真不知道那轰隆隆的车轮声伴随着我，还要过多少年！
75、虱子展览 [本章字数：153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7 09:58:020]
火车上四天四夜，没好好睡过觉，第一个上海的早晨，我赖床了。
天已经大亮，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弟妹们在小房间里把头聚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看不到，便竖起耳朵听。
父亲也挤在他们中间，向他们说：“看，它们有的白，有的黑，这黑的就是吸了血的。”
弟妹们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父亲又说：“它们长在衣服的缝隙里，要用开水泡才能消灭。”
我知道了，他们正在看我从几千里外带回来的虱子。
昨天，去浴室洗澡后，脏衣服拿回来洗了。但今天早上母亲发现了上面有虱子，又重新把这些衣服用开水泡烫一遍。
父亲就从我的衣服上捉了一些虱子，包在纸里，拿进屋给弟妹们看，让他们见识见识。
弟妹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个个睁大了眼睛。
我偷偷地笑了，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既然父亲熟悉虱子，说明他在战争年代也一定有过虱子。
俗话说：“穷生虱子富生疮”，也有说：“脏生虱子懒生疮”。那个年代，农村既穷又脏，好像没有人不生虱子的。
估计第一只虱子是老乡传给我们的。
劳作之余，有的老乡会在地营子里倚墙而坐，脱下外衣，捻来虱子，将两只大拇指的指甲对摁，“哔”的一声，指甲上留下了虱子的皮和血。
和老乡挤在一辆马车上去出工，也经常可以看见身边老乡的脖子里爬着一只虱子。风一吹，那虱子随时都会掉到你的衣服上。
我们上海知青算得要干净的了，下乡第一个春夏，没有虱子。到了冬天，却不得不和虱子结下了缘。
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每天劳动大汗淋漓回来，顶多也就是脱光了衣服用水擦一遍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做不到天天换洗，这就容易招来虱子。
要想洗个澡是极不方便的。下乡第一个春节前，我洗过一回，在生产队烧猪食的铁锅里。只有这个铁锅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可以坐得下人。我先把铁锅洗干净，放上水，垫上砖，等水烧热了，脱光了坐在砖上洗澡。
只要有一个知青从老乡那儿传来了虱子，那个虱子就会一往无前，传播到每个知青身上，因为知青住的是大通炕。
我与虱子结缘时，一开始还有点痒，后来也不觉得了。真所谓“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冬天我是不敢穿毛衣的，因为过不了多久，毛衣的每一个缝隙里都会藏着虱子！看得我自己都头皮发麻。
不过，我们传的都是体虱，不像邵子昂，还得过头虱，害得男知青一律剃了光头，恐怕被传上。
女作家张爱玲17岁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让我用张爱玲的这句话反过来调侃一下自己吧：“爬满了虱子的衣袍，包裹着依然可以是华美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我很庆幸，我的弟妹们不知虱子为何物，他们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有被虱子马蚤扰、叮咬之苦的记忆。
回上海已经十天了，每天都挺晚睡觉，也许今天睡早了一点，不像平时那样头一粘枕头就梦见火车轰鸣的车轮声。
窗外传来阵阵大轮船的鸣叫声，它们在黄浦江里夜航。
我眼睛闭着，心里醒着。大街上汽车来住的喧闹早已消失，偶尔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声，这铃声清脆地敲打着满天星斗；铃声停下，能听到家里闹钟的滴嗒声，让人感觉到夜的寂静。
这些天做了些什么呢？
去留守知青的家走访，与回沪探亲知青相聚高淡阔论，然后相约逛南京路、豫园、外滩，去西郊公园拍照。
今天，我和云龙去上海图书馆，用我们的边境居民证借来书，在安静的阅览大厅里坐了半天，然后去下面的人民公园里散步，觉得很有意思。
回来时路过学校，进去看了一下，呒啥变化。
工宣队还没撤，几位师傅很会客套应酬。当年送我们一路去下乡的丁师傅也还在，他正在下象棋，却一个劲地向我们解释没给我们回信是因为工作忙。
我手指棋盘问：“难道这个时间不能利用来给知青写封信吗？”
他连忙应酬：“嘿嘿，这宝贵意见，接受，接受！”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把学生送下乡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又一批快要毕业的学生再送下乡，如此而已。
我不想苛求他们一直把我们挂在心头，只是不习惯他们虚假应酬的那一套。
76、两封来信 [本章字数：13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8 08:27:430]
年底，接到爱辉两封信。
一封是王雄涛写的，去了信头的寒喧和信尾的客套，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两件事。
第一件：“年底评工分时，你被评了一等工。”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下乡第一年，我被评的是二等工，在知青中，这已经算是最高了。第二年，就被评上了一等工，成了生产队最强劳力之一。
信中说：“老乡在评工分时，一致认为：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他们是生产队的主要功臣！”
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