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下落呢！
黑龙江边上，经常能看到苏方从水中漂来的东西。
夏天在江边铲地，中午休息时，我们经常会游到与江岸分离的江岔小岛上去躺一会儿。
在那个小岛上，有时会捡到苏联的铝制水壶、写着俄文的画册碎片……这些从江面上飘过边境的异国物品，常常给年轻的我们带来很多新奇。
但苏方从空中飘来的东西却不多，这让大家吃了一惊。
有人大叫：“会不会是苏联派遣特务呢？”
杜义田对我说：“走！去看看！”
这时，降落伞已掉在半空中，马上就要落地了。
我们奔跑过去，许多人也一起跑起来，甚至有人把马也骑来了。
小时候练长跑的基础，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跑在前面。大概跑了有三里地，上前一看，是个方盒子，外面缚着个仪器。那降落伞也不是布的，而是橡皮的，薄极了，听说里面装了氢气。
这是一个测量天气的玩意，外表上没有任何字，是苏联的东西，顺着东风飘到中国这儿来了。
大家虚惊一场。
但边境上有很多事却不是虚惊。
我亲眼看见过老毛子在中国安装的电话窃听器。
那是在北树林，细心的放牛人看见树林中的电话杆上，有一很细小的缝，缝里嵌了根铜丝，一头挂在了杆头上的电话线上，于是报告了武装民兵和边防站。
我们到那里，顺着铜丝，在土里查到了个用油纸包着的小盒子。小盒子里，是个像线圈样的东西。
边防军说，这就是电话窃听器。
那么安放的人到底是谁？他是怎么从苏联越境到中国来的？
这都成了悬案。
除了苏联越境到中国来的特务外，在下乡的后来几年，我们还听到过一些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故事：
富拉尔基农垦兵团有个上海知青，冬天溜到黑龙江边境线上，扔了一张纸条，被边防军抓了回来。纸条大意是想到苏联去，希望约个时间。这个知青被押到各个大队批斗，也被押到过我们的大队。
瑷珲县北面有个生产队的某上海知青出身不好，他原以为“重在表现”，只要自己努力就行。没想到几年过去，表现得再好也入不了团，于是他失踪了。人们在他的箱子中发现上面摆着拾来元钱，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哪位好心的同学能将我的东西和仅剩的这点钱邮到上海我父亲那儿，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估计他是去了苏联。
逊克县有一个来自关内的年轻人，表现不错，已经当上了武装民兵排长。但有一天他留下一张纸条：黑暗时离去，光明时再见。从此人就失踪了，肯定是跑去了苏联。
在北安到西岗子的客车上，曾逮捕了一名女特务。后来说边防军的人说，她原是在呼玛插队的上海知青，偷渡出境后被苏联当局送到一训练基地，半年后即派往我国刺探情报。她潜回的前一天，身着苏联军服，戴上假鼻子，用望远镜查看熟悉我方地形，渡江的地方正是我所在的瑷珲大队头道沟。
我们知青点的凤凰阿哥（知青点中最年长的，我们把他比喻成当年抽的最好的凤凰烟）也抓住过一个越境者。
那是黑龙江冰封的季节，凤凰阿哥在江边干活，看见一个人影向江面上走去，于是大叫：“回来！”
见那人不听，凤凰阿哥就踩着冰雪追了上去，在那人到达主航道（边境线）之前，将他逮住。
后来发觉越境者是邻村的一个精神病人。
尽管如此，公社武装部还是给凤凰阿哥发了一张奖状。
89、蝈蝈笼儿 [本章字数：133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1 13:10:560]
麦收即将开始，队里组织了芟刀队。
知青中选了我。
记得去年我们开始学习打芟刀，只是打点青谷子、青黑豆，都是喂马的。今年，可以打小麦了，心中有几分得意。
可打小麦那天，我举着芟刀走到地头，心中不由一凉：别的芟刀手身后都站着捆个子的人，而我的身后空无一人。
毕竟我是新刀手，谁都知道，跟在新手后面捆个子是很吃力的。
我不管，只顾自己打起来，心想，反正队长会安排人来捆个子的。
我那刀打起来还蛮带劲的，心中正高兴呢，冷不丁一刀扎进泥里，把土块打得老远。我连忙把刀从泥里拔出来，刀尖上晃着块泥巴还没掉下，就听见背后一阵笑声。回头一看，是当地女青年李小梅。
她是捆个子组的组长，扎着两根小辫，穿一件浅色蓝格衬衣。
笑完了，她才对我说：“打得很好，我跟你捆。”
我心想，刚才还笑我，现在却说“打得好”，口是心非，你乐意跟就跟吧。
我举起芟刀，追赶前面的刀手，但越急打得越乱。慢慢地，我被拉得越来越远，芟刀甩出的小麦乱糟糟的。
我偷偷回头，看到李小梅正费劲地理着我甩下的小麦铺子，汗水浸透了她的蓝格衬衣。
她见我站下来，就说：“我觉得你撩成趟子挺好。”
我听后改了过来，果然，甩出的小麦整齐多了。
偏偏这时，“哗啦”一下，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只听见后面“噗嗤”一声又笑了。
我最恨这种幸灾乐祸的人，回头瞪她一眼。只见她笑嘻嘻地手里提着个芟刀耙刺。原来，芟刀坏了。
我只好拎着那坏耙刺去修理。
修好后，我扛着芟刀往地里走。李小梅跟着我，说：“你跟那些刀手吧。”
我知道，那样我就可以少打一些，重新开始。
我不理她，向刚才落下的一段走去。可能她知道了我的脾气，也不再吱声。
一会儿，其他刀手午间休息了，我执意要打到头。
我让她去休息，我自己可以一个人打和捆。
谁知她两眼一瞪，挺不满意：“你再说一遍？”然后说：“咱们一块儿追上他们再休息嘛。”
我不再说话，猛劲干了起来。太阳如火一样烫人，我浑身像出水里捞出来一样。她也埋头一声不吭地整理那乱七八糟的小麦趟子。
四周静悄悄地，突然，从地头休息的人群里窜出好几个人来，有的拿芟刀在前帮我打，有的帮李小梅捆。
来帮忙的老乡说：“你不熟练，慢慢学，不要累坏了。”
知青说：“你就不知道吃饭呀，给你留着五个饼和黄瓜，在衣服下盖着呢。”
打到地头了，我忍不住回头看看自己干的活，比上午好多了，芟刀打过的麦茬，贴着地皮，整整齐齐。
李小梅也坐在最后一个捆好的小麦个子上，瞅着我打的小麦说：“你现在打得好极了，我坐在这儿看得高兴。”
晚上，一抹红霞，打扮着堆起一溜麦垛的大地，我们坐马车回家。
一天下来，我成了大花脸，累得浑身酸痛。
“龙首破云腾，凤尾浣涧垂……”
坐在我左边的当地青年杜义田吟了两句，这不是我写的吗？
没想到，这才几天，我的那首诗词习作，竟然被蔡景行传到当地青年中，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了。
我无声地笑了，心里有点得意。
坐在我右边的李小梅递给我一个宝塔样的笼子，用小麦杆编织的，非常精细，里面还有两只叫蝈蝈。她告诉我：“叫蝈蝈每天中午都会叫，很好听的。”
我累得不想说话，她又告诉我：“这么一转，宝塔笼子就会露出一扇门，然后拿点西葫芦的花放进去给它吃。”
她看我傻傻地笑着，大声嚷着说：“你听见了吗？送给你，好好养着啊！”
我接过蝈蝈笼，杜义田伸手抢去。
李小梅又一把夺回塞到我手里：“这是给你的，好好拿着！”
90、抢收动员 [本章字数：164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2 09:59:300]
天又下雨。
开一天队委会。
上午讨论到知青盖房子的事，引起了一场争议。
今年，知青点盖了一排新房，只够给女知青住，还有30多个男知青仍然住在清真寺。按照计划，明年要再盖一幢。
可是王队长提出，明年知青点盖房的事要重新讨论，因为今年生产队修建猪舍需要大量木料。
这事是插队干部最关心的，可是老孙和老邵都不在，我就说：“该吃晌午饭了……”
会议中断。
我在吃饭时，找青年班子沟通了这件事，统一了思想。
首先，明年知青点的房子必须继续盖。其次，要帮生产队积极出主意修好猪舍。最后，就算盖房一事与队委会达不成共识，也不要和他们闹矛盾，要让他们了解知青是顾全大局的。
下午，队委会继续。
我和几个知青队委帮生产队算了一笔账，修猪舍的木料需要多少？盖知青房的木料需要多少？现在木料还差多少？再说，修猪舍的木料规格小，盖知青房子的木料规格大，不要把队里现有的大木料全都划成小木料，可以到知青点备用木料中来串换一些小规格的。现有木料在保证完成队里猪舍修建后，余下的大木料加上明年还可以捞更多的漂流木，应该不至于停下知青点的盖房。
王队长见我们讲得头头是道，转变了口气，说：“只要知青点能把零碎木料拿出来，修猪舍也够了。明年知青房还是要盖的。”
其他队委也纷纷发表意见：“知青房不盖不行啦，还是要先考虑知青盖房，猪舍简单修修能过去就行了。”
下午五点，生产队开贫下中农会，让我们五个知青作为代表参加。
几天来，老天爷和我们作对，雨水连绵不断，地里的小麦出现撑芒，有发芽的危险。
为了抢收小麦，交第一车公粮，生产队贫下中农召开了“抢收小麦动员会”。
贫协主任刘承新主持会议。
针对有些社员对队长有意见，不愿干活的现象，他说：“我们到底为谁干？为国家干，为自己干，为家人干！一切矛盾现在都撇开不谈，先从老天手中把粮食抢回来啊！”
他看了看我们，又说：“党和毛主席把我们抬得很高，上海知青一口一个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到底拿什么来给他们学习？”
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没有人提要回家吃饭，大家争着要发言。
小牛一家都抢着说，小牛前几天手让机器扎坏，他没叫医生缝针，坚持干活。他打了头炮：“轻伤不下火线！”
接着是老牛，最近也不幸负伤，被不通人性的马给踢了，至今胳膊还肿着。他说“我不会说话，就一句：明天下地打芟刀去！”
这时，老牛的老伴一下子从炕里坐到炕沿，说：“老头、儿子都下大地干活了，我在家待着也没事，也去收小麦！不会打芟刀，还不会用镰刀割吗？保证不比你们一线的下地晚！”
李胜俊，揉着那患关节炎的两条腿，也开了腔：“打马草那活要比打小麦轻巧些，我想先上一线干几天，等小麦收完了再回来打马草。为自己干活，那还会舍不得力气？”
赵会鑫，卷着手里的烟，慢慢悠悠地说：“天太潮了，我建议马上把大耙拉到地里干活去，把扔在地里的麦穗搂干净，堆起来。要像往常一样过两天再去搂大耙，就可惜了。”
对这个建议，好多人叽叽喳喳议论开了。
老贾有点口吃，干脆站起来，用手指点着，费劲地说：“我、我、我看，我们应、应该先搂那块长、长、长得好的地！”
“对！”大家一起跟着呼应。
王奎喜是个老实人，在底下站起又坐下的，他不想上台显摆。只见他清瘦苍老的脸，一身褪色的破罩皮沾满了泥土，带着几根焦黄胡须的嘴，张张合合的，声音很轻，说了两句，没人能听得清。
他坐下了，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摁住胸口，自言自语地说：“我没准备，这些话说不好，但是它们是从我心里蹦出来的。”
发言的人更多了。
“停停停！”主持会议的贫协主任把手举起，大家都看着他。
刘承新说：“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听说松树沟大队前几天开了一个批判大会，批判了一个富农，说他在春耕时借口手坏了不能下地干活，自制了一副“牌九”，拉拢腐蚀知青不参加劳动，一起赌博。批判时，那两个知青也被带上台亮了相。
现在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个特点：年老的阴险毒辣，不露声色；年轻的野心勃勃，不计后果。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抓好阶级斗争。
不过今天晚了，大家肚子早就饿了吧，已经八点多了，散会！”
我们生产队也有三个富农，但没找出什么毛病，就只好用别队的事来“抓革命促生产”了。
91、木头风波 [本章字数：148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4 17:09:050]
大田的麦收结束了，转入场院打场。
下班时，生产队交了第一车公粮。
把拉公粮的车送走后，天上下起了小雨，老乡叫它“关门雨”，说：“早上雨一天晴，关门雨下一宿”。
这一宿，开会开到很晚。
这是工作队召集大队的“一打三反”紧急会议。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参会者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来自于各生产队的知青骨干和插队干部。
生产队的年轻人已经厌战，昨天晚上团小组活动，就有当地青年提出，“一打三反”没有名堂，三年搞了三次，每次结尾都增加了矛盾，令人伤心。
今天早上出工时，老吴副队长坐在马车上也说：“什么么工作队？白天睡大觉，不劳动，晚上和我们闹。我们这些干大活的，一天下来早累了个屁的了，哪闹得过他们呀？”
工作队来到生产队已经好几天了，知道大家对“一打三反”有厌烦，正商量如何进行动员呢，这不，事情来了：
今天一早起来，黑龙江发起了大水，江面上晃晃悠悠地漂着好多木头。
老乡说：多年没见到上游漂下来这么多木头了，而且正好顺风，好多老毛子的大木头漂到了中方一边。
往年不顺风，不会水的老乡，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木头漂走。
今年，站在江边，就能捞着木头，你说，能让木头白白漂走吗？
有社员心里痒痒得厉害，干脆不出工，去捞木头了。
老老实实去地里干活的社员下班回来，看到没出工的人都捞到了木头，个个脸上笑眯眯的。他们心里不平衡了，说：“队里如果没个说法，明天大家都不出工了！”
问题反映到工作队，于是工作队就以处理“不上工捞木头”事件为抓手，召开紧急会议，同时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我对出席这次紧急会议的都是上海人很担心，因为知青点一直在捞木头。尽管知青点是以集体的名义，有政府的下江作业证，但农民不一定这么认为，他们会想：你集体户是大捞我农户是小捞，不都是为了盖房吗？为什么农民捞点木头就要搞“一打三反”呢？
我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不要让上海知青出面去搞以处理木头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这会引起农民与知青的矛盾。
二、即使要纠正农民捞木头的问题，也要注意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对待，谨慎处理。
第二天，生产队开会。
上面派来的工作队作了一个很猛烈的发言，他把老吴副队长那天在马车上说的话作为反面例子提出来，最后还发问：“此人算是贫下中农吗？他的‘贫’字值得研究。”
我看见老吴的脸一抽一抽的，低下头。
会上还选出了“木头事件”处理小组，有我、李晶霞、刘承新。
这是我最不想干的事，我再三推辞，工作队不让。
我叹了口气。
随后，大队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
培训班上，大队副主任老周作总结，他引火烧身，亮了自己的错误：不经请示，私用大队小船捞木头。表示所捞木头全部归集体。
老吴副队长一开始对这次要处理木头的事也来火。在地里干活时，他黑着脸，嘴伸得老长地叫着：“要抗就抗到底，我才不怕呢！”
大家知道他就是嘴头硬。有人戏弄他，拉起山东腔唱着调：“老吴――上面蚊子咬，下面瞎虻叮，这活怎么干哪！”大家全都大笑。
老吴偷偷地也忍不住笑。一会儿，他把脸一板，忘记了刚才“抗到底”的话，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