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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20部分阅读

你们一起开会。”

    他们看着满身酒气的我,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起昨夜的酒后失言,我突然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哪怕是酒后说过的话,也不能不算数。

    我早上去队里分工时,撤下了给工作队做饭的娘们,还让车老板套了一辆马车,把给工作队安排的大米、豆油和菜给拉到了知青食堂。

    晚上收工回来,我看了看工作队住的宿舍,没人了。

    听说他们把我告到了公社,告到了县里,还告到了地区。

    唉,怕什么?不就是个队长嘛,换就换啦,国家总理还换人了呢!我觉得与总理比起来,知青就是一些小草,算不上什么。

    无风无雨的日子里,没人会注意到小草无力耷拉着的身躯;风吼雷闪的日子里,小草也只能在扭曲中压抑地发出喊叫;如果给小草一点露水,它们会欣喜若狂;但如果给小草一点火星,它们就有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怀着一种无名的火气,还有一点忐忑不安的焦躁,我等待结果。

    可是等了好多天,没见动静。

    大队郭书记那天通知我去参加公社召开的边境工作会议,顺便告诉我:“你们队的工作队撤了。”

    我问:“那队长选举的事谁来弄?”

    郭书记说:“你们自己先准备起来,到时候大队来人。”

    这天的公社边境工作会议,通报了有关方面最近汇总的在东北、华北、西北的内潜外逃情况。其中东北方面,苏方向我派潜特务的频率和人数十分罕见,而且由于防备不够,有两名武装特务竟然潜入了北京,会议因此对加强边境地区的管理,提出和重申了若干规定。

    一、 严守国界。双方边境线已定界一致的地方严守,不一致有争议的地区维持边境现状,保护国界标志,发现对方私立、移动国界标志要保护现场,进行拍照,及时上报;保护界河河道和航运,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国土,防止水土流失。国界问题应报中央解决,不准任何人擅自处理。

    二、 不主动惹事,不挑起冲突,如对方挑衅,应根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不后退、不示弱。区别对待人民和政府、决定政策的人和执行的人、事物不同的性质和情节,斗争时把矛头指向领导集团,主要指挥者、行径恶劣者。

    三、 我军民在争议地区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还应按原来进行,未经批准不准扩大和缩小。若对方干涉,应进行说理斗争,僵持不下时,形势不利可保留权力暂时撤回,等对方撤回后再上。若对方军民越境,应讲明道理劝其返回,若不讲理不准殴打、扣留,让边防部队解决。

    从中可以看出,周总理的逝世,不光引起世界各国的官方表态,还引起了一些国家情报机构的暗中刺探。

    148、纸上谈兵 [本章字数:17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0 18:39:080]

    想想自己平时得罪了不少人,可选举那天,却十分顺利,我成了这个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连任的队长。

    有了这个连任,就有时间来干一件一直想干的大事了。

    事情还要从倪智刚说起。

    前不久,我接到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里面还画了一些草图。

    信是已经转点到浙江的倪智刚写来的。在生产队五十多个插队知青中,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默默无声。

    劳动中,他不会一马当先地争第一;学习中,他不会慷慨激昂地谈体会;交往中,他不会猛拍胸脯夸海口。当然,他也不会因派他的活儿苦而抱怨,不会因伙食差而不满,不会因不受人重视而不快。

    大部分的时间,他是独自一人在种试验田,捣鼓那些被称之为“920”的菌种肥料。所以,在生产队、在青年点,很少听到他的声音。

    即使回到了集体宿舍,他也是独来独往,在这个集体里听不到他的争吵声、打闹声,甚至高兴的或不高兴的声音。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生产队插了四年队,然后安安静静地转点去了老家――浙江的一个农村,继续在那里务农。

    插队的四年里,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可以让别人作为茶余饭后谈笑的故事,而倪智刚,人们几乎找不出可以议论一下他的故事。

    在这封长达四页的信中,他谈了对生产队远景规划的建议:

    1、 把北面的沙土地合并,在江边的清兵大营遗址上辟出蓄水池;搞个抽灌站,把黑龙江水抽上来,以水治土。

    2、 把西面的地也合并成大块,除换茬种水稻的地外,其它地块也要利用宋集屯水库的渠道,实现旱时灌溉,涝时排水。

    3、 缩小水稻面积,扩大小麦、黄豆面积(列了一堆农作物的种类和分别的产量),提高产量和收益。

    4、 科学实验要以小麦为首要,而且要以改良种子为重中之重。

    5、 对所有土地进行成份测量,再根据所种庄稼实现科学施肥。

    信中,他提到有一年地区农林办的技术人员曾经对北面沙土地进行过考察,说那片沙土下面是黄粘土,存得住水,可以提江水上岸,如果水田旱田轮番耕作,最终能达到用水改土的目的。

    我的前两任队长也都尝试过在那里打井,但都是在夏秋季。

    第一任队长挖了个深不到三米的口,因为是在江滩上,松软的沙土塌了,以失败告终。

    第二任队长做过木匠,在沙滩这个塌了的旧井里,做了木头的井壁来支撑,但挖到近四米,沙土里冒上了水,又作罢了。

    倪智刚说自己后来又跟地区农林办的技术人员去那个废井处测量过,得出的结论是:要想保证足够的水量,必须把井垂直打到9米深,这是与江心最低水位时相同的位置,然后还要再在9米深处向江心排下200多米长的水管,引江水入井。

    他详细地在信中画了一张如何从黑龙江里提水上岸的草图。

    显然,这个活,在春夏秋季都绝对干不成。

    只有在冬天,在零下三四十度、沙滩冰冻、黑龙江水位最低时才有可能成功。

    倪智刚在信中承认自己是个空想主义者,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当时的队长这么干那么干。现在自己人在浙江,可脑子里天天想着仍在边境线上的黑兄黑妹,只好在信上纸上谈兵,也算是了却自己一个心愿。

    他在信尾说:“如果你不想这么干,或者觉得我写得没用,那么,在上茅坑时,就拿这几页纸擦屁股去吧!”

    看到这句愤慨的话,我笑了。信纸擦屁股,能得劲吗?

    我把倪智刚的几页信纸摊开在会议桌上,烟雾袅绕中,队委会开始了争论。

    这井打还是不打?大家意见并不一致。

    老吴提醒我:“现在打井白搭工,明年根本使不上。”

    我知道,井打出来后,还要花很大的力气筑渠,开春离现在才三四个月的时间,指望它明年提水在沙土地上种水稻,当然是来不及了。

    我说:“明天使不上,还有后年、大后年,打井要解决的是长远的事。”

    老吴不以为然地冷冷一笑:“后年?谁当队长呀?你今年把工搭上了,也不能算到后年的账上去呀!”

    我明白,每年换队长形成的思维习惯就是:每任队长只算一年的账,从来就没有长远的打算,谁都想把当年工分的钱做得好看点,而不愿意为将来的发展投入人力和资金。

    但如今队委会9个成员中,6个是上海知青,个个都是愣头青,想干点事儿的。大家对老吴说:“你的意思是队长就不能连任三年四年?”

    老吴“嗨”了一声,想说什么又不说了。

    几个知青队委分析了以前两次打井失败的原因,在倪智刚来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建议:清理旧井,购置水泥涵管,利用北大营颓废土墙筑水渠,在冬天时开挖连接江心的地下水道,争取在爱辉沿江建成第一个“提水灌溉工程”。

    我说:“这样吧,这个工程要投入很多资金和劳力,今天先议个方案,不着急定下来,还要再听听社员大家的意见。”

    149、老农三劝 [本章字数:171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1 01:31:110]

    喜欢春天的人要警惕不要流于庸俗,沉迷在新鲜嫩绿和万紫千红的假象里,最终在潮湿温暖中发霉腐烂。

    喜欢秋天的人要警惕自己脱离百花,得意于孤独自赏和自鸣清高的风头里,将生命凋零在冷漠的摧残中。

    像打井这样的大事,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刚愎自用,我要听到真实的声音。接下来几天里,我带着打井的规划走访社员。

    除了对生产队各管一摊的骨干进行个别的征询意见外,我还特地到各种劳动现场听取大家的群体反映。

    今年县里开四级干部会,要掀起冬季挖“泡子泥”改土的热潮。爱辉古城在西边衙门沟外有一片泡子地,大部分青壮劳力在那里挖泡子泥。

    对我们生产队来说,北树林往北沿黑龙江的坡岸,有1000多亩兔子不拉屎的沙土地。这一直是生产队的心病,我们挖“泡子泥”的目标就是要改造这片沙土地。

    工地上,铁镐打开了冰冻一米多的沼泽草甸子,底下全是腐烂后沉积多年草炭土,老百姓称之为“泡子泥”,它们就像沤烂的牛粪一样,黑乎乎的,却散发着醇厚的香草味,在零下三十来度的冰天雪地里冒着热气。

    被铁镐打开的面积越来越大,突然只听得“澎”一声,冰层裂开了一道缝,地下冒出了一尺多高的泉水,哗哗的泉水流淌在被打开的草甸子里。我怕这水要淹没已经挖出的“泡子泥”,赶紧调来马车拉“泡子泥”,往北面的沙土地里运。

    休息时,我和大家聊天:“从西边到北面十几里地,就凭队里这几辆马车,一冬能往沙土地里送的泡子泥实在是杯水车薪呀。”

    杜义田说:“你们插队前,这里土地多,大都采取轮种的办法,种一年地,撂一年荒,土地自然肥沃,北面沙土地也就种些饲料粮啥的,没当回事。后来土地不够用了,想打井提黑龙江水改造那片沙土地,可惜都失败了。”

    我从兜里掏出倪智刚画的图纸给大家看:“以前的失败是因为方法不科学。要想成功,就得在冬天干。”

    大家围上来看了直咂嘴:“小倪人走了,心还想着这儿,画得这么细呀。”

    有人说:“要能干成的话,可去了我们生产队一块心病了!”

    到底是青壮年人,有点激奋,七嘴八舌地建议:“与其在这儿挖泡子泥,还不如马上组织打井突击队,干它一个冬天!”

    第二天中午,太阳暖暖的,我坐在场院喂马的伴料槽上,和造高温肥的几个老农唠起了打井的事。

    我说:“从黑龙江里提水成功后,第一年在江边的沙土地上种20垧水稻,第二年除了把上一年的水田翻种成旱作物大豆外,再种40垧水稻,第三年延伸水渠过公路,把公路西边最旱的沙土地也逐渐变成水田。”

    几个老农习惯地蹲着,抽着大喇叭烟,烤烟味弥漫在空气中,还有他们身上的土炕味和汗水味,他们说:“要能解决北面沙土地的旱,这可是百年大计呀。”

    我说:“只要把水从黑龙江里抽上来,将来即使是旱地也可以搞喷灌,我们还可以把最后扎根留下的知青移居到北树林,对提水站和喷灌实行就近管理。”

    在我的心里,一直看好北树林这块风水宝地,那里是爱辉古城的龙头,江边可打渔,林里可种蘑菇植木耳,景色和环境都要比古城里强多了。

    老农听了都笑起来,不过他们没有像青壮年人那样激奋,一个个慢条斯理地对我有好多提醒。我归纳成三点:

    1、要把打井的规划变为大伙的愿望,变成队委班子的统一意见。

    2、不要怕有人说这是出风头和蛮干,在改变生产队面貌上,总有一些懒汉懦夫思想的阻挠。

    3、向上级汇报计划,争取更多支持。

    我在向大队党支部汇报打井这件事时,书记郭木森却把话题转移到了对我入党的考察,向我提了很多意见,其中特别强调了“不要好高骛远。”

    大概这就是他间接地对打井这件事表了态吧。

    我开始整理各种不同的意见,发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对打井一事表示了犹豫和否定的人,都是在一定位置上的干部,或多或少在为我个人名利考虑,他们是为了我好。而支持和肯定的人,大都是普通的乡民,他们希望改变生产条件,对自己将来的劳动和生活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和希望。

    再次召开队委会,我明确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生产队连家庭妇女都算上,才120来个劳力,4000亩土地中五分之二是沙地。我们是每年冬季用全部劳力挖泡子泥,做一件永远也做不完的事呢?还是集中力量,在江边打井,提水上岸,做一件一劳永逸的事?

    我已经到地区农林办确认,按照图纸的设想和施工的季节,我们能够把打井的事在今天冬天完成。现在是树立必胜信心、顽强斗志和耐久毅力的时候!

    没有人再表示反对,队委会决定打井今冬开工。

    150、江滩摆阵 [本章字数:15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2 10:07:410]

    打井土建技术由云龙负责,团支部组织起青年突击队,我们打着红旗上了江滩,打响了提水上岸的攻坚战。

    爱辉古城有那么多水井,但没有一个是在冬天打的,更不要说在寒风呼哮的江滩上打井了。

    你想想:铁镐对石卵,那是火星对火星,三下两下,镐尖就秃,这活真的没法干。倪智刚之所以在信的最后愤慨地提到茅坑和擦屁股,就是他认定没有人会下冬天打井这个决心。

    但在我的脑海里,这只是北面以水改土的一个开始。作为整体水利工程的第一步,就是用一年时间,打井筑堤,把黑龙江水引上岸,明年在沙土地上种上水稻;不远的将来,则要铺设活动喷头,对易旱的沙土地进行“人工降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结束北面沙土地冬天拉泡子泥、夏天挑水抗旱这种劳民伤财、劳而无功的形式主义。

    大队郭书记担心我“好高骛远”,是怕我费劲不讨好,到头来落下一片责难声。但既然知青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总得有自己的活法有自己的目标,哪怕失败我也认了。我相信无论在怎么样的艰难处境下,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去寻找生活的希望,这是年轻人的天性。

    云龙带领七个人,在只有2米多深的旧井上架起了吊架,刨出了旧的木头井壁,换上了直径15米粗的水泥管。然后两人一组轮流下井,刨去冻层,继续下挖,边挖边下沉水泥管。经测量,这个竖井打到冬季江水最低水位,要9米深才行。

    竖井的作业直径是2米,非常狭小,下井作业的人必须脱去棉袄棉裤。他们的汗水冒出井口,成了白色的蒸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凝结下,迅速化成细霜,升腾在空中五六米高,散落下来,在井口四周形成了一个白圈。

    青年突击队20多人负责在沙滩上开挖江心到井口的渠道。

    这是因为怕沙滩塌方,从9米深的竖井底部延伸到江心这一段的引水渠道,必须从江滩上打开,然后埋下直径06米的水泥管,工程长度在230米。

    寒冬季节,江滩上的卵石和沙土冻层达到近17米。十字镐砸在卵石上冒出火星,飞出的碎片把突击队员的脸都击出了血。三镐下去,镐尖就秃,几乎没有谁的手掌虎口不被震裂的。

    为此生产队为每人准备了两把大镐,还派出一人驾着花轱辘车,每天专门把工地打秃了的镐,送到古城铁木社碾镐尖。

    我和好多上海知青一样,放弃了回上海探亲。

    和农场兵团知青不同,不知什么时候,在黑龙江插队的知青,两年回一次上海成了一条不成文的约定。

    因为农场兵团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探亲有路费,假期有工资。

    而插队知青靠挣工分过日子,没有什么假期,也没有什么路费。两年回上海探亲一次,不光可以省下路费,而且也可以在上海待上两三个月,玩个痛快。

    今年冬天,一些本来应该轮到回上海探亲的知青留了下来,就为了打好这口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