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帮我在脚趾上涂红药水，再用胶布把活动的指甲固定好。
住在隔壁的云龙路过，从窗口往里张望了一下，迅速地闪了。
我大叫：“云龙！有事么！”可那小子一去不复返。
妈的，我想云龙误会了，以为我俩在亲密呢。其实，自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来，今天包扎脚趾头，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包扎完后，我穿着拖鞋跑到隔壁，见云龙正端着大水勺站在水缸边喝水。我说：“我叫你，你跑什么？”
云龙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我脚压坏了……”
云龙打断我的话：“别解释，理解，理解。”
我上去给了他一个后脑勺：“理解你个头呀，快说，什么事？”
云龙说：“刚才路过大队部，听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杨富珍明天要来知青点。”
杨富珍，上海无人不晓的五十年代全国劳模。
由于一些地方发生了迫害知青的事件，再加上“走后门”之风和扎根口号在知青中引起了反感和分歧，1976年5月，国务院成立知青领导小组。任全国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的杨富珍成为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知青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杨富珍要来我们知青点，就是这次调查中当地领导安排的一个行程。
第二天将近中午，杨富珍带领6名调查小组成员，在省知青办主任、地区知青办主任、县知青办主任共20来人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知青点。
杨富珍看到我们的宿舍沿着江边一字儿排开，十分感慨，她望着黑龙江说：“你们的知青点就像矗立在边境线上的岗哨，一推开窗，就能听见滔滔黑龙江的奔腾声，就能看见对岸苏联矗立的岗楼。”
知青围着她，听到她的感慨，都笑了。
她回过头来接着问：“你们谈朋友了吗？”
对这个话题，大家推来推去的不答，笑得却更起劲了。
当她了解到我们知青点从原先的53人，到现在还剩下8名女青年26名男青年时，说：“女青年太少了，将来婚姻问题有点困难。”
接着，她到我们新盖的两幢新房里转了一圈，对我说：“现在住单人，将来能成为一个家，这个房子设计得好，比那种大通铺房子好多了，你们看得远呀。”
可能是“大通铺”这几个字眼让她想到了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对大家说：“我已经在黑龙江走了一大圈，看到好多知青生活得比你们艰苦多了，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看到你们这样的知青点，我很高兴，但我主要是来调查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地方要去，今天就不能同你们多聊了。”
临走，她和知青一一握手，并对陪同的公社干部说：“你们要把这些知青带好，让毛主席放心，让知青的家长放心！”
从杨富珍的言语中，透露出她没有把当地领导安排的我们这个知青点作为考察对象，反而对知青现状有一种深深的焦虑。
有些事情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些分赴各地的国务院知青调查组回京后，梳理出招工、知青培养教育、纠正不正之风、知青生活、保护知青等五个专题，各组先分别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再集中进行汇报。但在集中汇报会上，与会人员的认识和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一时难以统一，直到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会址受到损坏，会议不得不临时中止。
161、瓜田罢园 [本章字数：1739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3 08:50:090]
雨水刚洗过玻璃，透过水灵灵的玻璃，能看到一片晚霞。
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收工后在宿舍准备行装。王晓晗去食堂打了饭来，俩人坐在窗前吃。窗外，金黄的太阳落在远处的山背上，万道金光映红了半边天，一朵朵云儿烧红了，像火苗一样，迎着太阳飞去。
这幅画那么清晰，那么宽阔，竟使我俩如同身处其境，尽管放在我们桌前的只是几只馒头、一碗清汤和豆角炒土豆，却有点像坐在天宫里品尝美味佳肴。
这两天心情特别好。小麦终于全部打完，实际总产量要大大超过我的估产。
我最初估24万斤，后来又改估28万斤，而打场全部结束后，实际上是30万斤还出头。
这是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高产量，每垧单产达到3500多斤。
到今天收工为止，我们已经交了14万3千斤公粮，比去年多交了3万3千斤公粮。
除了留下的储备粮、种子和口粮9万多斤外，队部的场院里还有5万斤小麦和1万斤小麦头子，到底是全部上交还是给社员多分一点？
我心里没想好，就关照老吴副队长，等我回来再决定。
果然，县里开会就是落实粮食政策，要求各生产队在丰收之年要多交公粮，强调不得违反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我从县里回来立即召开队委会，传达了会议精神，然后说：“小麦丰收，社员很高兴，多分一些也应该。但是国家对农民的口粮是有严格政策的，这政策我不敢破。不过，今年生产队考虑到粮食价格的因素，多种了些小麦水稻大豆，苞米谷子等粗粮种的少，社员的粗粮份额拿什么来分呢？那2万斤小麦头子去掉渣滓，算是16000斤吧，上报公社，就用它来顶社员的粗粮口粮，大家看行不行？”
所谓小麦头子，就是颗粒不饱满的小麦，扬场时里面掺杂了些许草籽。
老吴副队长纠正我：“小麦头子是1万斤。”
老吴与我平时搭配得还不错，开会时如果涉及到知青点的口粮分配、用工计算等问题，怕我是知青不好开口，他都会主动提出一个既照顾了知青点又能让老乡感到过得去的方案。
今天他却僵在了那里，一下子脑筋转不过弯来。
我反问他：“才1万斤？我估摸要2万斤才能顶得上社员粗粮口粮的份额呢。”
老吴懂了，笑了一笑，大家也都面露喜色。
公社对此并没有异议，认为只要总数不超过分配口粮标准就行。
晚上，县里拉粮的车接连来了好几辆，拉走了堆在场院里的4万斤小麦，将交公粮的总数达到了18万3千斤，比上一年增长60以上。
第二天，堆在场院里的“2万斤”小麦头子也分到了社员家。
场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天气转凉了，刮起大风。
风先在田野上转起一个个小旋风，把久不下雨，足有二寸厚的干土层卷得铺天盖地，打着一个个旋涡由西向东而去。
风又把农家的草垛吹起了一层又一层，把农户的红瓦掀起了一块又一块。电线杆倒了，小院栅栏斜了，连鸡鸭鹅都害怕得蹲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风停之后，瓜田罢园。
今年生产队一共种了将近20亩西瓜，从西瓜上市到罢园，这20亩地收益达二千多元，比种粮食要多二三倍。
罢园，是霜降前很重要的农事。此时瓜田里的瓜秧即将枯萎，如果不把西瓜全部采摘下来，霜降后，就会腐烂不能吃了。所以，这也是对瓜田的最后一轮收获，之后这地里的东西可以任人捡拾。
罢园时，只要看到西瓜，不论大小生熟，全部摘下，然后连藤带根一起割净。
罢园，也是队里一件很热闹的事，因为那些罢园之瓜，能吃的就分给社员；不能吃的全部拉到猪圈喂猪。大家在瓜园里寻觅、挑拣，就像找地雷一样，发现了遗漏的好瓜，会响起一片惊呼声。
不过，每到罢园，我总有一种正式向夏天告别的伤感，这是东北最美好的季节，真有点让人恋恋不舍。
我独自离开罢园的热闹，去察看那些即将收割的秋菜。
秋菜离瓜地不远，都集中在北面沿江一些零星的小块地里。生产队今年一共种了30亩窝瓜、30亩甜菜、20亩土豆、10亩卜留克、10亩萝卜、10亩白菜，还有10亩农用麻、100段木耳、5亩党参、15亩葵花籽等经济作物。
不像大田生产，小麦、水稻、大豆、苞米的收割比较简单，只要集中劳力，一个一个打歼灭战就是了。秋菜和经济作物的收割在劳力安排上比较复杂：由于地块零碎、品种繁多，派多少劳力，进度如何，不同品种收割时的衔接……相当麻烦。而且，这些东西收割回来要进行后期处理和分派，跟家家户户都有利害关系。
这种活儿的安排，甚至细到每天早晨在队部分工时，都要向社员讲清楚当天收割几种东西，因为收割不同作物时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
我对此必须事先作好方案。
162、铁船驰骋 [本章字数：1940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4 09:35:440]
黑龙江是一条边境河流，沿江生产队要想去江里打渔，必须要申请下江作业证。
下江作业证的申请很难，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能申请到的。
比如，我们这个生产队就没有下江作业证，但我们知青点却有。当然，这是沿江所有知青点中唯一的下江作业证。
这是在1971年夏，为了盖房，我和几个知青下江游泳捞漂流木，闹了一场“边境风波”，引起地区和县里的关注。后来在插队干部的担保下，上级特批给我们一张下江作业证，使我队知青点打捞漂流木合法了。
知青当队长后，我们不仅把这张下江作业证用于生产队渔业，在北面搞了一个打渔点，还把打捞漂流木的事情做得更大了。
作为北面江边提水站配套工程，生产队买了一个60马力的泵机。水渠第一期工程在县直干部的帮助下，已经筑成。蔡景行也盖好了泵站小房，拉好了电杆接通了电源。万事俱备，只待明年开春在北面沙土地上放水种稻了。
蔡景行觉得从县里买来的60马力泵机今年用不上很浪费，就建议用泵机的引擎做发动机，打造一条带螺旋桨的铁皮船。他说：“这样，以后每年春天和初夏用泵机种水稻，盛夏和初秋就可以用泵机的引擎开铁船打捞漂流木，让机械动力发挥出更大的功力。”
队委会研究后，同意了他的建议。
只用了一个夏天，蔡景行就在公社机管站把铁船造好了。那天，他告诉我，可以派马车把铁船运到江滩上去试航。
古城的大街上好多人看到马车拉着这个怪东西不知是啥，好奇地一起跟到江边。
我们把铁船小心翼翼地从马车上抬到江滩，蔡景行安装好螺旋桨和引擎，和大家一起轻轻地把它推入江中，然后坐在上面启动。只见一股黑烟冒起，铁船“突突突”地在江面上飞驶起来。
岸上一边惊叹声。老乡说：“这帮知青，真能整。”
一会儿，边防站的巡逻艇从江面上开来了，边防站的连长带着兵也从岸上跑来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非常紧张，直到看见是我们在试航自造的铁船，才放下心来。
边防站与我们知青点靠得近，平时为了换换口胃，经常互换些不同品种的蔬菜、粮食，大家彼此相当熟悉，他们也知道我们有下江作业证。
连长看到我们的铁船在江里跑得欢，也来了劲，他打着手势，让巡逻艇与铁船比一比。于是两条船开足马力，在黑龙江上前后追逐。岸上的人只见两条飞起的白色浪花，在江面上铺开雪一般的轨迹。
我们的铁船到底是60马力，开得比边防巡逻艇还快，真是威风凛凛，好痛快！
边防连长嘿嘿地朝我笑笑，不好意思地领着当兵的走了。
鸟枪换炮，我们的铁船从此成为爱辉十里长江上一霸。有一次在江心碰到十几根木头连在一起的散木排，用斧子将连着缆绳的“巴锯”（一种弓形的铁刺）钉上，竟然一下子全部拖了回来。
看着院子里越堆越高的木头，加上县知青办给我们知青点拨了7000多元建房款，连同以前剩下的3000多元，我们有10800元可以用来建房。知青点决定，在知青宿舍连接边防站岗楼的最后一块空地上，建一幢180平方米全部水泥砖瓦结构的新房，这幢新房能容纳上百人，既是知青食堂也是生产队的会议室。新房要求设计成拱顶，临江一面的窗为一块大玻璃，能将十里长江一揽无余。
这个工程指定由云龙负责。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电台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的噩耗。无论是老乡还是知青，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县里召开了连续四天的“继承毛主席遗志誓师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当晚，我乘公社的卡车回到生产队，心中有一种巨人倒下后的压力，想得很多，但又什么也说不上来。
当晚，知青学习小组例会，有人问：“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会不会变色？”
问题问得太大。水在零下的温度中结成冰，在零上100度后变成汽，这是用手能摸，用眼能看出来的；而政治上的冰和汽，并不是用手能摸、用眼能看出来的。
再说，什么是变色？恐怕分辨也很难，我们这些在偏居中国一隅干农活的知青谁又能说得清呢？
“洗洗睡了。”大家对这么大的问题显然无能为力回答，学习小组散了。
夜深人静，我躺在炕上，脑子里在想知青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县里开会时，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告诉我：唐山大地震后，国务院知青调查组的汇报会，迁到临时搭设的地震棚内继续开。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汇报材料，据说在今年11月要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材料已经在8月底报送给毛主席、党中央了。
怎么偏偏就这么不巧呢，十几天后，毛主席逝世。
全中国一千多万十多岁的中学生，一挥手变成了红卫兵，又一挥手变成了知青，如今他们已经二十多岁，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人生关键时刻，面临的却是理论上未能自圆、操作上矛盾重重的局面。这条路到底如何走下去？已经不是知青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然而这时候，巨人倒下了，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在期望回答的知青。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还能召开吗？谁能拿出更好的招数？谁来对一千多万知青作出交待？
在远离都市的边境线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有更多的资讯传来。
163、浓烟滚滚 [本章字数：202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5 10:11:380]
1976年，白露刚过，初霜就来了。
最怕初霜的就是水稻，还在灌浆结实期的水稻被霜打之后会停止生长，轻者减产3－5成，重者甚至绝产。
瑷珲县是中国最北部的高寒稻作区，无霜期只有80—120天，而水稻的安全生育期是100-120天，平均每二三年当地就会出现一次因早霜而造成的低温灾害。
这天下午，气象播报说夜里气温会降到0c以下，提醒各生产队注意防霜。
俗话说：“阴雨南风不用防，晴天北风必有霜”；“晚看晴，夜看风，透骨凉，就行动。”这是个低温晴天，吹着习习北风，看来后半夜必会降霜。
晚饭后，队里动员所有劳力，套上马车，拉上干草，去西面的水稻地熏烟防霜。
到了水稻地头，我们测准风向，在上风头的稻埂旁，每隔10米挖一个小圆坑，先把带来的干草铺上，然后就地割草作好放烟的准备。
凌晨1点过后，一声令下，所有烟熏点一燃干草，盖上刚割下还沾着露水的秋草。霎时间，月光下浓烟滚滚，顺着微风，弥漫田野，覆盖了全部的40垧水稻，十分壮观。
在确保所有烟薰点都点燃后，大队人马撤回，只留下水稻技术员彻夜守候，让烟幕持续到太阳升起为止。
一般来说，东北的初霜降温过后，还会有一个转暖的时期，只要水稻躲过这第一次初霜，就会在转暖期内成熟，等待收割了。
防霜那夜我着了凉，高烧连续不退。王晓晗坚持不让我带病出工，强迫我在家休息了十天，直到我完全痊愈。
我突然觉得体力反而比生病前更好了：饭量大增，一天要两斤半左右；干活时浑身有劲，刨田菜比别人多刨了两个来回，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每天晚上开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