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通过了《关于恢复同志职务的决议》。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一场新的全面整顿拉开了序幕。
179、火烧马厩 [本章字数：1830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25 23:46:050]
从爱辉古城去北树林，必定要经过一条黑龙江的小支流，叫头道沟，由此向北直到县城黑河，那些支流就被依次叫做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
每一道沟都有村屯，并都以某道沟为村名。
头道沟就是这样的一个生产队，与古城最近，与我们是一个大队的。而且，我们生产队的地还跨过了头道沟，嵌在了头道沟与二道沟的中间。我当队长第二年开垦的那八垧地，就是在我队与头道沟两队之间，因此被头道沟队长骂作“超级帝国主义”。
这一天凌晨，头道沟方向燃起熊熊大火。等我们赶过去救火时，火已经被扑灭了。
着火地点是头道沟的马厩，惨状令人不能目睹：
马厩大棚轰然倒塌，只剩下几根木柱，还在那里冒着缕缕青烟。
20多匹马因过夜时全被拴在柱子上，无一幸免，全部烧死在马厩里。
那些横七竖八倒在灰烬中的马，已经没有马鬃马尾，只剩下光脱脱的身子，个个被烧得肚皮鼓胀了起来，身上的皮焦黑，爆裂着一道道口子，露出了鲜红的内肉。
烧死的马姿态各异，或仰或俯或躺，在它们前后蹄处，有的刨出了很深的坑，可以想像它们是如何进行拼死挣扎的。
谁都知道，马匹是东北农村最重要的生产力，没有了马，这生产队就得黄了。
头道沟的队长蹲在马厩前放声大哭，队里的老乡也个个蔫了，一片凄惨。
公社组织了事故调查组，那时候还在讲阶级斗争，先得查清有没有坏人破坏。
调查结果是马厩内电线老化，裸露的电线短路，燃着了堆放的马草。
尽管没有坏人破坏，但作为防火第一责任人――队长，也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大队组织了事故处理和整顿班子小组，对头道沟队委会成员进行调整。我作为大队支委，成了小组成员之一。
事故处理还好说，第一安排重建马厩，第二是争取各队支援马匹解决当前生产，第三是通过申请受灾拨款去买马。最难的是班子整顿，老队长被撤职了，新队长没人愿意当。我和大队书记连着在头道沟召开社员大会，上门个别访谈动员，就是没人愿意出头接这个烂摊子。
小组成员中一个是大队书记、一个是大队长，只有我一个虽说是支委，但还是生产队长。在一次座谈会上，头道沟社员中有人提出希望让我去当队长。
大队党支部有人也竟然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动议。
会后，书记老郭个别与我谈心：“实在没人干，你去也不是不行。大队别的干部家都不在那里，不方便，你一个知青，卷起铺盖到哪里的知青点不是家？”
我说：“我个人倒没什么，听从大队的安排。但有一个要求不知可不可以考虑？”
书记老郭问：“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我说：“我们生产队的地分西北两头，把头道沟夹在中间，能不能干脆把我队北面的地给头道沟，而头道沟靠西边的地给我队？”
书记老郭笑了：“什么你队我队的，说穿了，你是不是舍不得那个提水站？”
我也笑了：“有那么一点，但也不全是。”
他绷紧了脸说：“自合作社以来，这地块就没动过，不好办呀。”
晚上，我和晓晗说起与老郭的谈话，晓晗用很肯定的语气对我说：“换地？你怎么想的？北面和西面的地质量差别这么大，说什么也换不成的。”
我说：“如果换过来的话，两个队的地块都集中了，干活地近了不说，也便于土地换茬和机械操作，对大家都有利呀。难道我太理想主义了？”
晓晗说：“什么理想主义的我不知道，就觉得你有时像个小孩，把这种利益攸关的事想得太天真了。”
调我到头道沟当队长的事，只不过是提了个话头，大队还没正经八儿的开会讨论，消息却不胫而走。
生产队有的老乡坐不住了。这天以贫协的名义开了个会，没叫我，把书记老郭找去了。
会后，有人告诉我，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些坚决不同意把我调走的话。老郭在会上什么也不说。
贫协主任刘承新见老郭不吭声，以为此事不可挽回，就在会上说了一句：“让他去头道沟当队长也行，那就把两个生产队并起来。”他这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老郭直到这时才回了他们一句话：“大队还没讨论这事儿。没有的事，你们怎么想起来开会讨论了？”
老郭这句话把大家问得愣住了，再也无话可说。
不过，事情还没完。
农村里别看通讯设备落后，话儿却传得特别快。
关于两队要合并的话儿，又传到了头道沟。
这下头道沟不干了。调个人来当队长，他们没意见；但要把两个生产队合并，就像下棋一样，是谁把谁吃了的问题，那能甘心吗？
这回，他们比大队整顿班子小组还着急，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人趁火打劫，把自己兼并了呀。没等我们再组织开会动员，有个叫张三的人在大家撺掇下，终于表示愿意当队长了。
书记老郭一看，此人虽不理想，但也无大问题。与其让我去当队长，又提出要调整地块又提出要两队合并的，越弄越麻烦，还不如就坡下驴，顺从民意。
头道沟搭新班子这个难题，正面没攻下，不经意从斜刺里捅了一下，却迎刃而解了。
180、猜对一半 [本章字数：194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26 14:41:530]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已过了夏锄、秋收，到了十月飘雪的季节。
不管中国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收小麦、割水稻、掰苞米、撅黄豆，在远离城市的北部边境农村，风雨过后，积雪覆盖，一切仍然在按自然规律运转。
国庆节这天晚饭后，晓晗来帮我缝被子，问我：“’’讲的是‘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讲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想了很久，也没发觉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差别呀？”
我笑笑说：“你怎么喜欢咬文嚼字了？你只要知道‘’是篡改毛主席遗嘱，华国锋是一字不差地继承毛主席遗志，至于字面上的区别，搞不懂也没事。”
晓晗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连起来，‘按照过去的既定方针办’，也读得通的嘛。”
我忍不住大笑，真不知道她怎么今晚陷在这字眼里走不出来了。
“你笑什么？你文化水平比我高，我才问问你的，我又不到外面去说的。”晓晗觉得自己被嘲笑，有点不高兴。
我对她说：“我的文化水平也解释不了这些，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中央宣布‘文革’结束，这既不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也不是毛主席的过去方针，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情。你发觉没有？今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布置。”
“这会有什么变化吗？”晓晗惊讶地问。
说实在话，我也不很清楚。自从粉碎，上海慰问团全部撤走，来自上层可供“参考”的消息一下子没了。
不过前些日子，我去黑河送公粮，顺便到当年呆过两个月的县教育科去看朋友，正巧碰到上海高校一位前来搞教育调查的老师，他告诉我一个很震撼的消息：
一个月前，刚刚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好多专家对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的做法提了意见，主张立即恢复高考。支持了这些意见，并要教育部把已经上报中央的“推荐方案”追回来，宁可推迟今年大学招生时间，也要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
其实，早在去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就曾经再次提出他在全面整顿时的观点，要从高中学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他的理由很简单：“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
根据这些消息来源，我估计很可能今年的大学招生主要面对应届毕业生，而从工农兵中推荐的渠道会就此结束。
我只猜对了一半。
20天之后，中国各大媒体发布了重大消息，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不仅仅是高中应届毕业生，还包括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而且，学生毕业后不再哪来回哪去，由国家统一分配。
这在知青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部分因种种原因多年来无法通过推荐渠道上学但渴望读书的知青开始狂欢；而一部分原以为可以今年被推荐上学的知青傻了眼。
没什么好说的，不管你怎么想，要上大学，只有复习迎考一条路。
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后，离考期只有一个多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高考，全高统一考卷来不及了，由各省自己出卷。考试时间各省也不一样，黑龙江省高考定于当年12月24日至26日进行，比上海晚了三天。
对知青来说，上海哪一天考试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必须在自己下乡的地方参加高考。
1977年高考是特殊的高考，绝大多数考生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只是可怜了六八届、六九届“一片红”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连初中都没有读全。上面，是积压了十年的老初中、老高中毕业生；下面，是摩拳擦掌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场高考的竞争中，大部分六八、六九届知青只能望而却步。
蔡景行是六九届，他报名了，但碰到的最大困难，是连复习迎考的资料都没有，也不知道高考内容的范围，只好到公社中学找了几本书，开始瞎用功。
考试结果是令人意外的，教育界很多人原以为应届毕业生的成绩会大大超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实际上正好相反，知青的考试成绩远远好于应届毕业生。
事后有人总结说这是因为知青在“文革”前接受了正规的中学教育，有人说这是因为知青是为搏命运而付出了比应届毕业生更多的努力。
不管怎么说吧，遗憾的是，蔡景行在这次高考中名落孙山了。
沮丧的他，选择转点南方。
临走时，蔡景行问我：“几年的下乡是荒废了青春，还是积累了人生的财富？”
我没有回答，只是沉浸在分离的伤感中。
其实，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如果被艰难的环境所压垮，任何经历都是一种荒废；如果战胜了艰难的环境，任何经历都会成为一生的财富。
是荒废还是财富？因人而异，就如“佛在心中”一样，悟性不同答案也不同。
无论是如何艰难的环境，只有战胜它的人才有资格这样回答：它是一笔财富。
我常常这样想：我无法选择社会的轨迹，但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这种生活态度，顶多只能算是鲁迅所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是在艰难环境下对自己一种洁身自好的封闭。
所以，我没有资格对别人说：它是一笔财富。
181、年底算账 [本章字数：1739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27 13:39:570]
1977年高考过去后，生产队进入年底盘账，会计昊宇忙乎了好几天，交给我一张报表。我在宿舍里召开队委会，只要这个报表在队委会通过，会计就要做账，把分红发到各家各户了。面对一年的劳动成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参加会议的队委个个有些紧张也有些喜悦。
窗外，太阳照着地上、柴禾堆上的白雪，有些刺眼；屋里，老乡抽着自卷的烤烟，有些呛人。
车马队长何明英急性子，吵吵着对我说：“今年分红是多少？你先报一报。”
我说：“别着急，还是按规矩来，先请会计把今年的收支情况报一下。”
昊宇读了一串数字：
小麦：266000斤，上交137000斤；
水稻：285000斤，上交180000斤；
大豆：130000斤，上交60000斤；
苞米：80000斤，上交54000斤；
谷子：20000斤，上交10000斤。
今年粮食收成共计781万斤，除去口粮、种子、饲料、储备粮外，共上交公粮441万斤。
其中小麦平均每斤013元、水稻平均每斤014元、大豆平均每斤017元、苞米平均每斤007元、谷子平均每斤0085元，共计粮食产值103880元，再加上副业收入8120元，今年总收入112000元。
扣除机械、化肥、设备、水泥、种子和来年预留款，可分红现金43250元。
根据统计出来的工分总数，每个工可分红173元。
昊宇一宣布完，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我说：“我作几个补充，大伙再一起议吧。
一、今年生产队上交肥猪60头、菜牛2头、牛皮3张、马尾鬃15斤、白瓜籽600斤、土豆1200斤，这些收入已经算在副业里了。
二、我算了一下，今年同1975年我第一年当队长比，粮食收成增加了11万斤，但上交公粮才增加48000斤，主要是因为生产队一批读书的孩子毕业参加生产队劳动，口粮标准提高了，再加上接受了一批黑河知青和关内新落户的人，人口增加了。
三、这个分红值不是生产队历史上最高的，因为今年搞了好几项基本建设，购颗粒肥机器、搞提水站建设、建豆腐坊、电磨坊，生产成本开支增加；包括旅差费、补助费、机器维修费、电费以及其它一些零碎开支增加了，而产生的效益还没充分显示出来。”
老吴说：“基本建设是多搞了一点，但不搞颗粒肥小麦不会增产，不搞提水站，水稻也不会增产。豆腐坊和电磨坊才开了半年，但今年狠狠心把本投下去，收益的可不是一年，值！问题是以后再不要接受新来的人了，负担越来越重呀。”
保管员李胜俊说：“我看在其它方面还要改进，像在电动机使用、线麻使用上，大手大脚，浪费现象很严重。”
贫协主任李承新说：“畜牧制度不严，赶车人员不稳，马匹安排无序，如果注意了，生产成本也能降低。”
看来，大家对当年的分红方案没有异议，话题集中在明年需要注意的事项上，提了不少好建议。
昊宇没功夫听这些，急着要去做分红的账表。今天会议重点就是这事，昊宇一走，会议也散了。天色还早，走出烟雾腾腾的宿舍，能看到边防岗楼下那幢容纳上百人的知青食堂兼生产队会议室。
那年，由华国峰特批，沿着爱辉古城的江岸，新筑了好几公里的水泥江堤，江堤上铺了平整的水泥道，竖起了漂亮的拦杆。
我们的这幢水泥建筑，就紧靠着江堤，大家都说去看看。负责建房的云龙跟着大家，兴致勃勃地介绍：“你们看看，这房子打的是石头地基，全部砖墙，外面再砌水泥，结实！土建已经全部完成，门窗木工也做完了，明年一开春，上玻璃、刷粉、涂漆就可以用了。”
几个老乡队委踩着铺好砖的地，看到大拱圆的梁和面对黑龙江的超大窗，嘴里发出啧啧赞叹。
我问：“怎么样？平时知青在这里吃饭，晚上社员在这里开会，面积够了吧。”
老吴说：“敢情！180平方米，够宽敞。”
我说：“再铺一条水泥道，同江边新修的大堤连起来，以后大家开会时连江边溜达都有了。”
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我对未来的生活还有着一种希望，还沉迷在边境的插队生活中。
前些日子，黑河师范的一个同学来爱辉办事，看到我就问：“这次高考你没参加？”
我很奇怪他会问这个问题：“我？开玩笑，我不是上过学了吗？”
尽管我从来就不满意中专的学历，但始终认为自己阴差阳?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