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处的人员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只有其中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直接安排的，大多数人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的，这些人平时不与特务处来往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联系。此时，要启用这些潜伏人员，当然只有郑介民前往最为合适。当郑介民明白了戴笠的意思后脸上有了难色，他认为十九路军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也了解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让他去福建还不等于上门送死！郑介民不愿前往福建的另一个理由是，通过他的关系派往十九路军的那些人中，有些已一年多没有联络过了，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他上门去岂不自我暴露身份。为此，任凭戴笠如何做工作和威逼，郑介民在去福建的事上就是不表态。此时，蒋介石又一日数次查问去福建之事的落实情况。情急之下，戴笠只得决定自己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
几天后。戴笠带着从特务处上海区抽调来的沈醉和副官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秘密到达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策反和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有他的考虑的：一是这里早就有特务处的情报人员，在监视十九路军活动方面获取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福建事变”发生后的情报都是由这里报到戴笠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马尾和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应派重兵防守，但由于兵力有限已无暇顾及；三是鼓浪屿如同上海的租界，外国的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便于情报工作的开展和隐蔽。此时的戴笠心里非常清楚，策反“福建事变”这么大的行动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如能在这次策反中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那么他会声名大振，地位将更加巩固，也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戴笠在梳理和接通原先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后，每天穿着长袍，扮成富商模样，带着枪法极好的警卫奔走于闽南乡间。
当时，福建的形势是四分五裂，地方政权是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其中势力较大的几方加在一起约有四万多人。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先后受过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和收编。为此，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对红军和十九路军几乎都有着仇视和恐惧的心理。戴笠离开南京时，带去了大量的银洋和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委任状，他利用这些土著和杂牌军急于想找靠山和想升官发财，用这些银洋和委任状逐一将其收买过来，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然成事不足，但他们善于扰乱后方和封锁道路，使十九路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吃尽了苦头。此外，福建还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老百姓的队伍又不是完全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富豪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安全的武装团队。戴笠到厦门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又很广，觉得大可短期给予利用。于是，也给这些“民团”的头子发了委任状，让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和偷袭等活动。
与此同时，戴笠还积极地对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当时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但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人。戴笠遂带着周昭琼去了漳州，说服了黄强。此外，戴笠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对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进行了策反。成功后，戴笠又通过范汉杰把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了过来。结果，李道生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来往电报向戴笠密报，还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偷出来交给了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关键时候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令。此外，戴笠还充分利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作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如，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用老乡的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朋友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等……戴笠还用郑介民暗插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副团长的欧剑城，直接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通上了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对张炎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是明白人，当即在电话里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接着，戴笠通过张炎的关系，多次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联系，促其叛变为中央政府效力。不久，经过戴笠的努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也被拉拢了过来。就这样，在戴笠一番细致而又大胆的活动后，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与戴笠建立了关系，并都表示归顺中央脱离蔡廷锴的控制。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蒋介石的三路大军紧逼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被逼到了绝境。被戴笠收买的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听从蒋介石指挥，逼迫负责十九路军指挥的蔡廷锴出走香港。过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人参加此次会议，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停止抵抗，解散福建人民政府。
终于，“福建事变”经过五十天后被平息了。
“福建事变”的迅速平息，戴笠所组织的策反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蒋介石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戴笠所做的事不便于公开，更不能公开嘉奖，蒋介石为了不亏待戴笠任命他为南昌行营调查科上校科长。这任命对外人来说并不起眼，但对专搞秘密工作的戴笠来说终于有了一个能公开的头衔，而且手里所拥有的权限瞬间扩大了许多。
再说“两广事变”。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在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的根据地之后，广东和广西两省与中央政府分裂的事成了他首先要解决的政治问题。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两广”的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政府的歧见，特别是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和五中全会上，给足了“两广”代表的面子以其能达到目的。但是，由于“两广”的军政领袖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对蒋介石仍然有着极深的戒备心理甚至是敌意。为此，“两广”政府照旧整军经武，同时还派人与华北地区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此时，日本政府对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有着极大的兴趣，企图通过挑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再度引起中国内部的战争，以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于是，日本多次派出军政界的要人，前往“两广”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游说。尽管“两广”反对蒋介石的情绪非常强烈，但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对蒋介石的理由的，所以日本要员并没有达到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
日本政府在“两广”的动作，蒋介石是早已心中有数，只是见“两广”政府还能守住民族节气也就没有多去顾问。到了一九三六年，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去世，蒋介石就此下决心要解决“两广”与中央分裂的现状了。他在商讨胡汉民治丧事宜时，当着许多人的面提出了要取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是“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怕日后蒋介石对“两广”进行报复而提议在广州成立的，以领导西南各省党政军等方面的工作，并由陈济棠和李宗仁任常务委员。陈济棠和李宗仁利用这两个机构一直与蒋介石周旋，而蒋介石碍于胡汉民的面子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当蒋介石派往广州吊唁胡汉民的官员向陈济棠和李宗仁宣布了此项决定后，陈、李俩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了起来，他们哪肯轻易放弃把持了多年的西南军政大权。李宗仁很快把白崇禧召到了广州，俩人经商议后准备策动陈济棠揭旗反蒋。陈济棠起初对此事显得犹豫不决，后其兄陈维周对他说：“不久前蒋介石召见过我，我看他双目无神，面色灰暗，看来他的气数已尽，你现在不起兵更待何时？”陈济棠一向迷信，每遇大事总要请人预测凶吉，他的兄长精于此道，所以陈济棠听了其兄之言后心有些动了。此时，李、白俩人又细致地给陈济棠分析了国内所处的形势：一方面日本不断地向华北增兵，逼迫蒋介石签定所谓的“中日共同防共协定”，对此事蒋介石若同意签必遭全国人民的反对，若不签的话日本人还会继续向华北增兵，为此可以说蒋介石已陷入了绝境；另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有“联共抗日”的动向，蒋介石已派重兵进驻潼关和洛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其余下的兵力已难以对付“两广”的军力部署；第三方面如果假督促中央抗日之名兴兵北上，不但会赢得全国大都数人的支持和同情，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和山东的韩复渠等地方势力也会乘机而动，何愁不把蒋介石置于死地？陈济棠听后觉得在理，终于定下了反对蒋介石的决心。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两广”正式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想利用颇有影响的粤军元老林虎去做说客，策反陈济棠的部下。可林虎早就厌恶官场生涯，隐居香港多年，并断绝了与一切军政人员的来往。第一次，蒋介石派了湖北省省长杨永泰去香港拜访林虎，结果吃了闭门羹。第二次，他又改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前往，同样也被拒之门外。于是，蒋介石把任务交给了戴笠，他要戴笠无论如何也要敲开林虎的大门。戴笠清楚，对林虎这样正直清高的老人，任何威吓和利诱都是难以起作用的，自然他自己不能胜任其事。但戴笠对蒋介石的重托不敢怠慢，当他得知上海巨商陈文波曾有恩于林虎，派人与陈文波联系后让其去香港做林虎的工作。陈文波是带着蒋介石的信去香港见林虎的，也许是陈文波和林虎的感情确实特别或者是蒋介石的信起了作用，林虎在陈文波到香港的第二天就起身到广州活动去了。戴笠得知后如释重负，但他清楚仅靠林虎去策反粤军达到平息“两广事变”是很难的。若真要如“福建事变”那样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只有把陈济棠最引以为豪的空军收买过来，才能真正地置陈济棠于死地。多年来，陈济棠为了加强反对蒋介石的实力，在空军上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到“两广事变”发生时，已有战斗机四十多架，轰炸机二十多架，加上水陆两用飞机和陈济棠的私人座机及其它各型飞机总数已超过一百架，几乎可以和蒋介石所掌握的中央空军相抗衡。为此，陈济棠始终把他的空军视为命根子。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把策反陈济棠的空军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他通过郑介民召集特务处华南区区长刑森洲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而又周密的策反和收买陈济棠空军的计划。这计划报到蒋介石那里后，很快得到了批准，并要戴笠亲赴“两广”坐镇指挥。
这次，戴笠把自己的落脚点放在了广东的虎门。
戴笠到虎门后，秘密通过陈济棠的空军参谋长陈卓林的拉线，亲自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和空军第二队队长丁纪徐取得联系，就空军投靠蒋介石的事宜进行谈判。黄、丁俩人曾在南京航空署工作过，在他们与戴笠见面之前已经得到了南京航空署署长黄秉衡秘密赠送的巨款。为此，当戴笠提到广东空军的事，他们就表示愿意配合做策反工作。接着戴笠与陈卓林经过反复谈判，答应了陈卓林提出的每架投向蒋介石的飞机给二万元港币的奖励。但由于这奖励的钱超过了飞机的购买价，蒋介石起初觉得不合算拒绝了。可戴笠坚持“空军垮了陈济棠就垮了，陈济棠垮了‘两广’事变也就垮了”的观点，并多次从军事和政治上把自己的观点耐心向蒋介石阐述。蒋介石终于被戴笠说动，同意了每架投降飞机所要的奖金。
过后，戴笠加紧了对飞行员的策反和收买。当时广东的空军的飞机分别停放在两处，一半在广州的白云机场，一半在海南岛机场。两地的飞行员每月有两至三天的时间，轮流到香港的九龙休息度假。于是，戴笠派早就潜伏在广东空军里的情报人员陈振兴去了香港。陈振兴原是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的毕业生，后经空军飞行学校第四期训练后被戴笠秘密安排到广东空军。陈振兴拿着戴笠批给的十二万元港币，对前来九龙休假的飞行官兵大把地化钱进行拉拢。结果没有过多长时间，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的三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的四架飞机，在陈振兴的同窗好友黄智刚的带领下北飞投向了蒋介石。陈济棠自七架飞机飞走后立即警觉了起来，他下令把所有的飞机都开进机库，并禁止飞行员进行飞行训练，还把所有空军的高级将领集中到广州进行训话。陈济棠采取的这种对空军极不信任的做法，引起了广东空军官兵的普遍不满。终于，在第一批飞机投奔蒋介石后的第八天，广东空军的所有飞机先后飞向韶关的曲江机场，并向全国通电投奔蒋介石。与此同时，陈济棠的主力第一军在林虎的策动下，也通电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紧接着，广东的海军在戴笠的艰苦努力劝说下几乎与陆军同时举起了反陈济棠的旗帜……
陈济棠所有的实力在瞬间荡然无存，这无疑把他逼入了绝境。于是，他在绝望和哀叹中宣布下野，并乘英国人的军舰逃到了香港。
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见陈济棠是如此的结果，明白仅靠自己的力量已无力挽回局面，不久向蒋介石表示归顺中央。
就这样，“两广事变”在戴笠的精心策反下，不流血地解决了。
事后，蒋介石为此给了戴笠巨额奖金，以表彰在开展反间活动中的有功人员。戴笠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会，同时还搞了多种多样的庆功活动。
三说“西安事变”。
一九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就急调在湖北境内“剿共”的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并让东北军的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多万部队与红军作战。戴笠为适应西北方面“剿共”的需要，迅速成立了特务处西北区，还相继建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和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同时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戴笠还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的情报站建立了无线电分台，还给三十多个在一线的特务情报组配了电台。戴笠利用这情报电讯网络，要求手下的各级组织广泛收集红军的军事情报，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以及杨虎城本人的活动。当时，戴笠忧虑的是担心张、杨在西北地区联起手来，一致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蒋介石再三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西北区的各级特务情报组织，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挑拨两军关系，进一步扩大两军之间的裂痕。戴笠手下人员的煽风点火和挑拨离间，引起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高度警觉。为了麻痹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和避免蒋介石的怀疑，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暗通明不通和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这办法确实瞒过了戴笠手下的人也瞒过了戴笠，在已经出现了种种“异常”迹象的情况下，造成戴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最终可能有的结果估计不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以避五十大寿为名，先后来往于西安和济南等地，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部署在军事上对红军的最后一击。也就在蒋介石数次催逼东北军和西北军加紧对陕北红军的进攻时，戴笠得到了一份重要的情报：“根据西北区的紧急报告，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的某负责人正进行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