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为了稳定这支队伍，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戴笠在历口镇召开了官兵大会，宣布改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并把在历口镇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戴笠自己亲任团长。凡参加青浦和松江特工训练班的学员，除少部分被戴笠挑选到总部工作外，其余的全在忠义救国军里担任连营以上的干部。不久，当忠义救国军教导二团和三团在浙西和苏南相继成立后，戴笠又宣布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起初，戴笠自任总指挥，后因工作繁忙改由他人担任。
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的建立，是戴笠在稳定和发展特务武装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此时，戴笠又把注意力放在了特工专门人材的培养上。
由于在南京被日本军队攻占时，戴笠曾要当时青浦培训班派学员到南京执行爆破任务。虽然青浦培训班派去了好几批人，但都因为专门的爆破技术没掌握好，没能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事对戴笠的震动很大，有好一阵子他不知如何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不过，戴笠很快从蒋介石办黄埔军校上得到了启发，他觉得只有举办大型的特工培训班，才能解决特工专业人材严重缺乏的问题。关于培训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理手续时，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厅不肯承认而且拒发印鉴。于是，戴笠利用自己在中央警官学校有兼职的便利，把该培训班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可是，这又遭到了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但戴笠仍然我行我素，把将要开班的称为中央警官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为办班的校址在湖南临灃县，戴笠在内部就改称为“临灃特训班”。为办好这期大型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当时特务处的所有的特工训练精英，他们中有部分是留苏过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的经验。
就在戴笠积极筹备开班时，他得知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招收了大批失业流亡的学生。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曾是留苏的托派分子。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也就利用抗战初期的混乱局面另起炉灶，在郑州招收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军训，企图以此作为起家的本钱。戴笠对此极为恼火，当即派沈醉等人强行把这批学生带往“临灃特训班”。由此，梁干乔与戴笠最终闹翻，辞别戴笠到在西北的同学胡宗南那里谋事去了。
就这样，郑州的这批青年学生成了“临灃特训班”的主要生源。开班前，戴笠见生源中女性的比例太少，就把胡宗南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在长沙招的六十多名女生要了过来。但使戴笠没有想到的是，特训班正式开学后有许多学员得知自己做的是特务工作后纷纷提出来要退学，特别是从胡宗南那里要来的那批女生要求最强烈。戴笠知道后十分重视，他一个个地找学员谈话，进行政治精神教育。而后，戴笠按照黄埔军校的管理方法，先让这些学员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接着强制进行大强度的军事训练，让学员在紧张而吃力的操练和培训中没有时间考虑更多的问题。同时，戴笠要特训班有目的地检查学员的书信来往，随时注意控制学员平时的言论。过后，再也没有学员说要退学了。不久，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戴笠先从特训班里选调了三十名女生打入“战地服务团”转赴江西等地活动。紧接着，戴笠在抽调一百名学员参加武汉保卫战后，又抽调出一百名学员到东南忠义救国军工作。另外，戴笠还数次选调数量不等的学员到上海和山东等沦陷区工作。尽管“临灃特训班”是在较困难的情况下举办的，但对戴笠扩充特务武装的势力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按照戴笠的话说，“临灃特训班”的开办是抗战时期进行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也正由于这样，“临灃特训班”的大部分学员在过后成立的军统局里成了骨干力量，在军统内部“临灃特训班”的学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
自创办“临灃特训班”取得成功后，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原特务处在武昌组建为军统局后，戴笠为迅速扩充特务势力举办特种训练班的劲头不减。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形成了临训、黔训、息训、兰训和渝训等五大训练基地，以及息烽、兰州、重庆和东南等四大培训中心，培训内容涉及游击、情报、行动、爆破、警政、缉私、外事、会计及电讯等等方面。据良雄写的《戴笠传》记载：“自洪公祠训练班起，曾受戴笠训练的人员有六万人之多。”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使军统局的特工情报人员逐渐走向规模化和专业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戴笠在所有的特务培训和训练中对电讯人材的培训格外重视。在成立特务处的初期，戴笠接受和传递情报基本上是通过陈立夫把持的中央统计局，因为当时中央统计局利用电台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转播站系统，而此时戴笠的手上是一无所有。虽然用中央统计局的电台网络能达到保密的目的，但环节的缓急总是操持在人家的手上，好些时候受气不说对工作开展也限制不少。于是，戴笠决定内部自设电台网络。他从五部电台起家，到抗战中期，军统的电讯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专业工作人员达到四千多人，所用电台达七百多部。不但所有的外勤区、站、办事处等机构配备了电台，一些大区还建立了支台，而且大多数外勤情报组也配备了电台。戴笠还针对当时的五瓦和十五瓦的收发报机太重，特工和情报人员携带起来不方便，要由胡宗南推荐来的无线电专家魏大铭进行改进。此时已是特务处通讯科科长的魏大铭，很快组织人员研制出了一种小型收发报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体积不超过冰棍那么大。由于隐蔽性好，戴笠手下的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特工机”。当戴笠要魏大铭带着这“特工机”到江西庐山演示给蒋介石看时，它竟然能穿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到外面的信息，而常用的十五瓦收发报机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蒋介石平时也非常注意通讯工作，早年他就聘专家在上海设厂制造收发报机，但化了不少的功夫始终无所发明。此时，见戴笠在不长的时间里利用简陋设备造出了这么好的东西非常高兴，于是指示戴笠编造预算进行批量制造。不久，这“特工机”经魏大铭等继续改进后，不但体积更显小巧，而且里面结构也更精良了。如果用干电池的话，就是远离数千里也能圆满通讯，很少出现差错。除这“特工机”外，戴笠还用自己培训出来的技术力量，在相当有限的物力条件下研制出了适合在各种条件下使用的且又精良的收发报机。也正因为戴笠在通讯设备和培训专门人材上的努力，才使他在战时的中国如愿地建立了普遍而又庞大的通讯网络。戴笠用这别人无法比拟的网络，一方面驾驭和控制着他手下的那个庞大的组织，另一方面随时掌握着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他成了国民党政府高级阶层里最为博闻广见和熟悉时局的人。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从戴笠提供的及时而又准确的情报里，看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通过这些情报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对手和敌人的动向。事实上，蒋介石把戴笠秘密电台侦收到以及其它部门获取的情报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他、宋子文和孔祥熙才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如，时任蒋介石参谋长的何应钦向情报部门要一份日方的情报时，竟然多次遭到了拒绝。蒋介石对通讯情报的独占极大地刺激了何应钦，他由此而组建了属于自己领导的情报收发处，专门搜集和破译日本方面的通讯。何应钦的做法其实也刺激了戴笠，在搜集国内情报方面确实没有任何人能超越他，但由于在破译日本电讯上他所领导的部门不能走在别人的前面，在蒋介石每个月都要召开的情报会议上，许多方面都由交通部的下属温毓庆说了算。温毓庆与宋子文是姨表兄弟，是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的电讯专家，也是交通部电政司的负责人。由于温毓庆在破译日本密码上所拥有的技术和设备确实有优势，于是戴笠有了想与温毓庆合作建立“中国黑室”的念头。
此时，戴笠把建“中国黑室”与扩建特务武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第八章
要说“中国黑室”的事，不能不提到美国人亚德利。
亚德利是美国畅销书《美国黑室》的作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破译上万份的外国电报。为此，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为亚德利提供了近十万美元的经费，要他组建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和密表体制的秘密机构。当时，该秘密机构为美国和平时期的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经济情报。后来，由于美国政府颁布了一项“保障通讯秘密”的新法律，亚德利组建的秘密机构因此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抨击，不得已此机构于一九二九底关门解散。除破译外电密码外而别无所长的亚德利，也只好卷起铺盖返回了印第安纳州的老家。在老家的日子里，亚德利开始了著书立说，他先后写了《日本红日》、《美貌出众的伯爵夫人》、《美国黑室》等纪实小说。这些小说都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报和密码工作为背景，其中《美国黑室》一书的影响最大。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欢喜亚德利的这些暴露美国战时秘史的书籍，曾多次向他发出警告，并没收过他的文稿。
此后，亚德利不得不改行从事房地产投机生意。
可亚德利绝对没有想到，他所写的《美国黑室》引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中国人的极大兴趣——他就是温毓庆。当时中国国内“九？一八”事件已经发生，温毓庆觉得中日之间的大战迟早会爆发，于是他认为中国应尽早组建一个类似“美国黑室”的秘密机构，用来专门破译日本的密电码。温毓庆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宋子文，并要宋子文报告给蒋介石。后来蒋介石虽然批准了温毓庆的建议，但态度并不积极也没有拨给任何经费。温毓庆只好找了几个技术上的伙伴，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一些日本电报底稿进行秘密研究。“七？七事变”后，温毓庆搞的密电检译有了一些眉目，所破译日本方面的一些情报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就使温毓庆在每月召开的情报会议上有了他自己的地位。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紧迫，蒋介石催要日方情报的次数越来越多。温毓庆因手下人员有限，只好去找曾在上海国际电讯台当过报务员已在戴笠手下任职的魏大铭，请他派人协助工作并代培电讯人员。戴笠原本就想与温毓庆联手，知道此事后就主动向温毓庆提出了合作成立一个日电翻译机构。但温毓庆不愿意将密码研究工作纳入特务情报的范围，便婉言谢绝了戴笠的建议。虽然戴笠没能如愿，不过他在与温毓庆的接触中完全了解了《美国黑室》作者亚德利的事。于是，他在与温毓庆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要军统局美国情报站站长肖勃暗中寻找亚德利，聘请他来中国帮助军统培训日电翻译人员。肖勃在美国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副官，由于他行动自由很快查找到了亚德利。经过多次秘密接触，亚德利终于答应以一万美元的报酬来中国。不久，在肖勃的精心安排下，亚德利假装成皮革商奥斯本离开美国。
一九三八年年底，亚德利绕道香港转到重庆。
亚德利到重庆后，戴笠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和破译工作保密的需要除了派专人进行保护外，还特地在重庆的乡间安排了一间花园别墅给其居住。这花园别墅人称为“豁庐”，它是一幢两层楼的钢筋水泥洋楼，内有二十多个房间。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偏僻，一般人不会涉足此地，就连日本人的飞机也不太会注意这个地方。亚德利在“豁庐”为戴笠的军统局培训了二百多名破译人员，使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日本陆军密码的破译规律。对亚德利的工作，戴笠无话可说。可就在亚德利的签约到期时，发生了亚德利险些被日本的轰炸机炸死的事。原来自亚德利到重庆后，他就常常甩开跟随的警卫人员，独自跑到专供外国人住宿和娱乐的重庆宾馆去会女人及玩纸牌。而且他觉得“豁庐”太偏僻和幽静，经常在重庆市内居住。可在市区居住时，每逢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亚德利又不肯钻进空气污浊的防空洞，宁愿用两个枕头压在头部和腹部然后躺在床上睡大觉。正因为每次如此，亚德利才真的差一点儿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
就在亚德利险些出事的当天晚上，戴笠在曾家岩自己居住的地方为亚德利设宴压惊，力劝亚德利注意安全。同时，戴笠希望亚德利能继续与他的军统局签约，协助军统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国黑室”。亚德利对继续签约没有意见，但他坚持不要再给他配警卫，也不再愿意到“豁庐”那个地方去办公。戴笠对此毫无办法，只得依亚德利说的做，但暗中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因为戴笠非常清楚，在成立“中国黑室”的过程中他不能没有亚德利。为了加快成立“中国黑室”，戴笠再次提出与温毓庆合作。由于在破译技术上温毓庆非常崇拜亚德利，而此时亚德利已经加盟军统局，再加上温毓庆所在的交通部人事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温毓庆也就同意了戴笠的建议。戴笠在争取到温毓庆后，即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便于保密为由，向蒋介石提出把交通部、中统、军统的破译研究人员统一到一起，成立“中国黑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此时正是抗战的艰难时期，蒋介石急需要了解日本人的内部情况，见到戴笠的提议后就很快同意了。
一九四零年初，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正式挂牌。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简称“军技室”，温毓庆为中将主任，魏大铭和蒋介石的侍从室机要主任毛庆祥为少将副主任，毛庆祥还兼主任秘书成了实际上的掌权者。统一合并后的技术研究室共有五百多人，办公室设在重庆的黄桷垭的刘家花园内。军事委员会为此拨专款以购置器材，并每月还给五万元的研究费。但令戴笠感到不满意的是，该技术研究室不归军统局领导，而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室掌管。这与戴笠欲扩充军统势力的初衷是不相符的，但面对资历深和后台硬的温毓庆和毛庆祥戴笠是知道深浅的。早年戴笠在上海“跑单帮”搞情报时，毛庆祥已经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了；而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温毓庆，已经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提供情报了。尽管当时戴笠也有了相当的权势，但要与温毓庆和毛庆祥抗衡还不是时候，更何况从他们俩人的安排上戴笠已感觉到这是蒋介石的意思。
为此，戴笠只有忍耐。
好在温毓庆对“军技室”的实权落在毛庆祥的手上也不满，他把老婆从香港叫回重庆，利用她和宋家的特殊关系天天到宋美龄和宋子文那里活动，终于迫使蒋介石收回了毛庆祥兼任主任秘书的命令，改由温毓庆的一个亲信担任，温毓庆就此掌握了“军技室”的实权。戴笠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此他指示魏大铭四处放出谣言，说温毓庆将“军技室”所破译的日本政府的外交密电以高价卖给了英国的间谍。从表面上看，温毓庆是从没有把此类已破译的密电拿出来过，而且谁也不清楚这些密电的去向，形迹上确实有点像是出卖给了外国人。不知温毓庆是明知自己斗不过军统局，还是害怕蒋介石追问起来说不清楚，就以身患黄疸肝炎为由去香港后没再回返。毛庆祥原本对技术研究室具体的研究工作并不懂行，温毓庆的离去使毛庆祥一下没有了方向，他想管也管不到位。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只好任命魏大铭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代主任。
戴笠最终如愿了。
如愿后的戴笠急于想利用“中国黑室”在破译日本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