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文盲的。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到街上摆起蔬菜水果摊来。”
她又一次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们从小就认为做买卖，特别是个体经营是极不光彩的下贱职业。
“好了，我来帮你写封绝交信吧。他看了这封信准会把这件蠢事忘个一干二净。”
我同意了。她教我写了一封态度极为恶劣的信。里面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内容我不想在这里细说，大意就是：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子，别痴心妄想了。你们格鲁吉亚人别不知天高地厚，还是老老实实地给我们种点水果，从游客身上赚几个钱算了。
娜丹卡一边口授这封令人恶心的信，我心中暗自盘算着：绝不能把信寄出去；等她一走，我就把信烧掉。可她比我精明得多：她把信随身带走了。
“说不定你会变卦的。我既是你的姐姐，就要拿出做姐姐的样子来，免得你在这场丑事中难以自拔。不然我就把这事告诉你父母。”
那封信就这么寄给了阿米兰。他没回信，一个字都没给我写。我把木兰花从墙上摘下来，只留下一小片叶子夹在书中，后来也弄丢了。
5年以后，我和娜丹卡都结了婚，而且非常幸福。一天她对我说：“还记得那年暑假的小插曲吧？你知道吗？我当时深深地爱上了阿米兰。可追我的不是他，却是他的朋友，我简直气昏了。我逼你跟他吹，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他。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这样的结局更好。他确实配不上你。”
我爱我丈夫，现在依然如此，可那次娜丹卡把真相告诉我后，我趴在枕头上哭了一夜。
我为自己的幼稚、愚蠢而伤心，也因别人的狡诈而感到恐惧。因为这件事，我和娜丹卡疏远了，后来连面都不见了。
大家对娜丹卡的狡诈都感到震惊，并一致同意花一天时间讲一讲“坏女人”的故事。
下面轮到瓦伦蒂娜。她说：“你表姐给你灌输民族沙文主义这固然不对。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你同格鲁吉亚人结婚，这无可厚非。不过有一点你表姐是正确的：你和他不会有共同的志趣和抱负，况且没有这些，你们就不可能建立稳固的家庭。姐妹们，我的初恋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基础上的真实的、强烈的感情。请大家注意听。”
故事之五
由瓦伦蒂娜讲述。她是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干部。故事虽然简短，却足以表明她对健康的苏维埃家庭的观点。
我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都是从大学直接分配到地区共青团委员会工作的。他任指导员，我给他当助手。我们配合默契，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就决定成立一个健康的苏维埃家庭。同志们都非常支持我俩，并着手为我们要房子。我们分到了一个单元后马上就结了婚。
现在生了儿子，我们还计划过3年再生个女儿。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当初头脑都相当清醒，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缘故。
大家听完瓦伦蒂娜的短篇，都觉得这不像是谈初恋，倒像是作了个简短的政治报告。于是便急着想听阿尔宾娜讲。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在妇产医院住院都不忘化妆打扮，还带了一大包进口的化妆品。
“喂，瓦伦蒡娜——不知你姓什么——你刚刚讲了你的健康家庭，”阿尔宾娜说道，“但据我看来，会干的男人才是好样儿的。人们都这么说，对吧，吉娜？而且，作为男人，还应该给他的女人提供物质上的享受。有一点我同意你的说法：女人的一切烦恼都来自我们的幻想。可我要问问大家，这些幻想从何而来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被干得不够，就拿你来说吧，瓦伦蒂娜，你结实的身材和朴素的发型是一副典型的政工干部模样，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级别不低。可有时你也脸红，眼睛也闪闪发亮，这都是掩饰不住的。你刚才讲了健康的苏维埃家庭……但我敢打赌，你在床上跟丈夫谈的绝不会是什么全体会议公报之类。这你无法否认。好了，姑娘们，现在我给你们讲讲我那美好的初恋，准把你们都震了。”
故事之六
空姐儿阿尔宾娜给大家讲当今的纨袴子弟是怎样寻欢作乐的。她还讲了一种在青年中极为流行的“野菊花”游戏，以及其它一些在我们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里所进行的性革命的种种见闻。阿尔宾娜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历尽磨难。由此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快过年了。我刚刚又做了一次流产，才出院，就接到朋友们的电话：“阿尔卡，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吧。”
我很爱交际，朋友多极了。这些朋友不是父母有钱，就是自己能赚大钱——倒爷，发廊老板，还有高级饭店的哥儿们姐儿们。都是些纨袴子弟。能跟他们去玩当然好——好吃好喝这不用说，而且都是平日见不到的紧俏货，还有跳舞，吸“草”，玩“野菊花”什么的。可我刚做完流产，对“野菊花”不太感冒……什么？你们居然不知道什么是“草”和“野菊花”？唉，也难怪，你们压根儿就没见过。“草”就是大麻，印第安麻。对人没什么害处，很柔和的一种，却能令人腾云驾雾，心舒体泰。至于“野菊花”，那是年轻人玩的。女孩子们躺在地毯上，头朝中央，腿向周边伸出去，组成一朵野菊花形状，然后哥儿几个一起上来轮换着……你们这帮幼儿园水平的娃娃，别大惊小怪好不好？要是不爱听，我就不讲了。我最讨厌假正经。我要真带你们到一个这类场合，敢保证你们还没进门就急得要脱裤子。如果没体验过生活的种种乐趣，就老老实实地听着，也许能学点什么。好了，我是讲下去还是停下来你们说吧。那好吧，我就接着讲……我决定先去找其中的一位朋友，看看她给我找的“老头儿”怎么样。要是她糊弄我，我就叫辆出租找别的朋友玩儿去。
我去了朋友家。屋里很暗，一切正常。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电视，是普格乔娃那个傻帽儿演的电视剧。我坐在躺椅上，开始打量“老头儿”，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太清。他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的西服是在高级服装店订做的，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朋友和她的那位相拥而坐，真像一对恩爱的小两口。她的那位是饭店的经理，我们通过他可以认识好多老外。干吗认识老外？当然是探讨国际局势呗，这还不明白？
普格乔娃总算哭完了，我朋友开了大灯。姑娘们，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家伙。你们还没看见他的西装、衬衫、手表呢——都是地地道道的洋货。根本不是船员们带回来的洋垃圾一类的东西，全都是正宗的名牌儿。于是我冲他飞个媚眼，又甜甜一笑，挺了挺奶子，一门心思想迷住他。他把我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遍，似笑非笑地说：“主妇的酒柜大概空了吧。
该喝点什么上路了。“
我朋友赶快去拿酒，我留在这儿惨兮兮的。这头蠢猪，我想，他竟然不理我。可我还是鼓起劲儿站起来，这儿露出条腿，那儿又露出点屁股，过去帮我朋友拿杯子。我注意到我那位英俊少年这时正用赞许的目光瞧着我。要的正是这种效果。我走过去把电唱机打开，然后转过身，随音乐扭了起来。
这回他靠在椅子上好更仔细地看我。他以鉴赏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身段儿。我觉得我已经迷住了他。
长话短说，总之我把他勾上手了，姑娘们。他把我带回他的住处，开始了一段妙不可言的爱情。他先让我把自己的衣服都扔了，给我换了一套行头，然后就带我去了黑海。之后我就跟他出国了。我成了他的随身翻译，尽管我压根儿就不懂英语或其它外语。可他逼我学外语，为此我至死都对他感激不尽，因为我现在飞的是国际航班。
要是我想自己挣点体己钱，最不济我也能找个持不同政见者，有时还能拉到外国官员。
跟他的那3年里，我见到了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也去了好多你们根本看不见的地方。
我期满以后——他只要20岁以下的女孩——他没像那帮畜生那样把我一脚踢开，而是把我安置到民航当了空姐儿。这就是我的初恋。
听完阿尔宾娜讲的故事，有人惊得合不拢嘴，有人笑得喘不过气。“谢谢你，阿尔宾娜，是你让我们大家开窍儿了。
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什么是新潮青年的爱情。阿尔宾娜，真有你的。“
只有“浪荡女”吉娜站在阿尔宾娜一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女孩走这条路也许是因为家庭所迫，或有什么难言之苦，咱们并不了解。从劳改营出来后，我被发配去垦荒，我在那儿算是亲眼见到了那些女孩子的遭遇。她们都是纯洁的小姑娘，有的还是共青团员，到那里去劳动……”下面该轮到佳丽娜讲了。她身材瘦小，头发浅黄，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
她老是捧着本书看，现在听了大家的故事后变得活跃起来，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故事之七
不同政见者的妻子佳丽娜讲的是她这位“简·爱”式的人物在一次给朋友帮忙的机会中，在苏联政治劳改营里找到了幸福——当然，她自己并不是那里的囚犯。
你们肯定听说过持不同政见者。我丈夫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
大家能看出来，我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让男人着魔的女人。我很瘦，戴副眼镜，很不起眼……我到了20岁还没被男人吻过呢，我自己也不大想这方面的事。我酷爱戏剧和诗歌，那时是国家艺术学院建筑分院的学生。当然我有朋友，还不少呢。其中一位是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叫柳德米拉。上了大学后虽不常见，可一见面就聊个没完，甚至能聊个通宵。
我们的友谊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都喜爱诗歌。
那时大家都迷上了叶塞宁的诗，后来又迷上了一阵阿萨多夫，而我们俩已经在啃茨维塔耶娃和曼杰利什塔姆的作品。此外，不知什么原因我俩都读吉卜林的作品，还把其中最喜欢的一首小诗谱了曲子一起唱：我从没见过美洲虎，也没见过犰狳——在它的甲胄里伸曲，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里约热内卢才会见到这些奇兽——滚落吧——滚落到里约热内卢——真的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啊，我真想滚落到里约热内卢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上了大学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柳德米拉。
她正在包包裹，还一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我们编的歌，不过歌词却有所改动：我从没见过英雄们大胆发表意见，直到他们被关进监牢，我大概不会看到，除非我去古拉格才会见到这些英豪——滚落——滚落到古拉格——真的滚落到古拉格。
啊，我真想滚落到古拉格
趁我还不老的时候。
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咱们先约法三章：我讲的这一切你们就当没听见，以后在任何场合都不要提起。尽管我不会透露太多，也不用真实姓名，但还是提醒你们几句为好。这些话尤其是说给你听的，瓦伦蒂娜。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掌握任何国家机密，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你的良心不必不安。大家都同意吧？那我就接着讲。
我便开始怀疑我的好朋友是不是跟持不同政见者有什么联系。有时从她那里能听到一些报纸上见不到的消息；有时对那些人人都在谈论却没有人明白的书籍，她能做出解释。她总是很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找她，发现她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桌子上摆满了不易搞到的紧俏食品：熏肠，速溶咖啡，贴着外国商标的罐头食品，还有一罐鱼子酱。
“老天，你这是怎么啦，柳德米拉，”我问她，“对着一桌子好吃的你还哭？这太不合情理了。”
柳德米拉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佳尔卡，真是老天有眼，派你来助我。听我告诉你。你知道那次班机事件吧？”
“知道，你给我讲过。”
“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探望一个小伙子，他因为那次事件被判得不轻。”
“到哪儿探望？”
“哪儿？弗拉基米尔的中央政治犯监狱。我的身份是他的未婚妻。他没有亲人，也没有结婚。我一直在申请和他结婚，可还没批下来。现在他又被送到劳改营。到了探监的日子了，可我脱不开身。我母亲病得很厉害——昨天刚住院，准备动手术呢。没人能替我去看他，他们也不会放别人进去的，因为他的档案里只注明我一个人。你我长得很像——你可以冒充我去看他。”
开始我真吃了一惊。我非常害怕，这很自然：到政治犯集中营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可看到柳德米拉哭得如此伤心，为他感到如此难过，我便有些动心了。她拿出他的信来给我看，每封信里都是对她的感激之辞，都洋溢着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想象着他在那里焦急地盼着、等着，却空等一唱—柳德米拉和我长得确实很相似——小时候人们都说我们是姐妹俩。况且这个想法多么富有浪漫色彩。于是我决定去一趟。
柳德米拉高兴地使劲亲我，差点把我吃了。她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路怎么走，找谁，怎么说等等——还有一些不便在此透露的细节。
在去那个被上帝所遗忘的莫德维亚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包小包的食品几乎把胳膊压断，至于交通——只好赶上什么就坐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没有柳德米拉在身旁，恐惧渐渐占了上风。
到了集中营后我愈加害怕：简直就像描写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中的镜头。瓦伦蒂娜，请你不要发表议论好不好。集中营就是集中营，不论大门口是挂着五星还是……d字，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都同样恐怖。也请你不要忘记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多少你们的党员同志。不，这不是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看到的，虽然我读过他的书。这是我们的赫鲁晓夫从上面向人民大众公布的消息。好了，我们讲的是初恋，不谈那些。
他们让我填了几张表，然后领着抖得半死的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会见室。屋内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子的两边放着椅子。他们让我坐下等着。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时，我抖成了一团。一会儿，要是我的“未婚夫”被带进来后，我该怎样做呢？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见过他被捕前的照片，大概能够认出他来。可我该怎么跟他打招呼，才会使他立刻明白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望他的呢？要是他说：“她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不认识她”可怎么办呀？也许他们带进来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可怎么办呢？这屋里也可能同时安排了其他人见面，我要是认错了人，把别人的兄弟或丈夫当成了我的未婚夫，那又怎么办呢？除此之外，我该怎样跟他打招呼呢？
是简单地问候，还是过去吻吻他？这些问题搅得我头昏脑涨，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嘀咕着：我肯定会露出马脚来，然后也被送进去，因为用了柳德米拉的证件，最后连她也得被抓进来，至少得关她十年。这时，我看见卫兵带进来一名身穿囚服的高个儿小伙子，我立即冲了过去，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喊道：“斯拉瓦，亲爱的。亲爱的。”又吻起他来。同时还小声告诉他：“我是替柳德米拉来看你的……”他也拥抱了我一下，看了看我，眨一眨眼。之后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开始亲我——我几乎快晕过去了。他一边亲我，一边低声说：“告诉柳德米拉，盖克在医院里病得很重。他需要动手术，可他们只给他吃止痛片。我们为他的性命而担忧。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声援活动。“
卫兵把我们分开，让我们中间隔着桌子坐下，然后他也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可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呢？有好几次我们互相询问健康情况。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我忽然想起来，应该把我的实际生活情况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父亲已经在托斯可夫买下一幢名符其实的消夏别墅，附近有湖，还有个跳水板。我们全家下个月就去度假。突然他来了精神，用更加友善的声音问道：“是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