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威湖还是运河？”
“就是跳水板后面的半岛。”
“我祖母曾在那里住过，你们是有意选中那个地方呢，还是巧合？”
“是巧合。我们的一切都是巧合。噢，你别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呢，我非常高兴。你比上次来时更漂亮了。”
虽然柳德米拉和我长得很像，可她比我有趣得多，而且会打扮自己。跟她相比，我就像个十足的女学究……所以我感到局促不安，可斯拉瓦用那种目光盯着我，一直看到我的心。
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这种眼神看我。而且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心地纯洁、而又异常深刻的人。我刚才的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请你别这样，瓦伦蒂娜。你讲你的模范家庭时我可没打断你。难道你还没注意到我只字不提政治？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爱情，没别的。其他人还想听吗？那我就讲下去。瓦伦蒂娜，你不想听可以找本书看。
第一次见面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时间了。我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这两个小时。斯拉瓦走过来，抱住我的肩膀，默默地吻了一下我的脸，又吻了一个我的手。这两个吻简直太让我吃惊了。
他们把他押走了。我带来的食品，卫兵只允许他拿了些苹果和一点香肠。这个卫兵还算不错呢，后来有的人连这些都不准他拿。我只好再把东西带回去。
回到列宁格勒后，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向柳德米拉汇报了关于盖克的情况。我以后几乎天天都去她那里。她很惊讶，而我又不好意思问她斯拉瓦来信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斯拉瓦刚刚来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写给你的……”我接过信读了起来：“亲爱的柳达，上次我一见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寻觅的就是你这样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观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和蔼与善良，那样慷慨，又是那样纯情……”信中还有许多美丽的辞句，都是写给我的，不是给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问道：“我们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现在还说不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请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和政治犯结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时我用的是自己的证件。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见，又怕碰见上次的卫兵和狱长，他们会发现我又换了名字。结果还算顺利。三年以后，我们得到许可，结婚了。
安德鲁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监时带回来的小东西。现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儿子再大一点、长得壮一些时，我们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来不同政见者就是这样的。”爱丽什卡听佳丽娜讲完后叫道，“我还以为你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呢……”“还能长着4只耳朵？好能收听敌台？”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们单位有个不同政见者，他从前搞过征集签名，可现在特别老实。显然，时代不同了……不是被抓进去，就是一走了之。人们都这么看。”
接着大家又谈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们还把19世纪和20世纪做了个比较，看看到底哪个时代政治犯的妻子更不容易。多数人认为上个世纪的要更难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太太们，因为今天的妇女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从电影里看到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老婆在西伯利亚游荡时，个个都穿着毛皮大衣，那款式、质地，嘿，没说的，准震了阿尔宾娜这样的时髦女郎。依我看哪，有这样的大衣穿在身上，还有什么受不了的罪。”
这通议论自然又是流浪女吉娜发表的。忽然，拉丽莎想到了尼尔娅：“尼尔娅，现在该给我们讲讲你母亲的事了吧？我记得你开始时曾提到她的猫皮大衣。”
“好吧，我讲。只不过这不是关于初恋的。因为我没能像正常人那样体验初恋，这里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在这里讲了她是如何先学会了恨，而不是爱。本书作者把这个中篇敬献给那位最善良的俄国诗人——诺姆·柯扎文，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人折磨孩子”的诗，写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们。这首诗在苏联的劳改营广为传抄——这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作者还建议那些对尼尔娅的故事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找来诺姆·柯扎文的诗读一读。
我在大战的前夕生于利沃夫，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波兰人。我总觉得自己是犹太人这倒不是因为犹太民族习惯让孩子随母亲的民族，而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你们以后就会明白。
我的父母都酷爱音乐。我对那时生活的唯一记忆就是母亲在弹钢琴。后来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那个记忆是一场梦：那时的生活怎么会那样美好？窗户半开着，和风荡起带花边的窗帘，花边轻轻地触着钢琴。母亲坐在钢琴前，穿着洁白的衣裙，是那样美丽动人。她不时地把微笑着的脸庞向我转过来，头随着乐曲的节奏轻微地点着——在光洁如镜的琴盖上，在她洁白如云的衣裙上，在清香宜人的嫩黄铯地板上，一束束阳光也在音乐的伴奏下轻快地舞蹈。窗外，一株大树轻轻摇动，树叶在舞蹈，窗帘在舞蹈，我也手舞足蹈起来——手抓住小床的栏杆，一蹦一蹦的，可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舞蹈。以后再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弄清楚这不是一场梦……这就是那时的情景。后来战争爆发了，这也印在我的记忆中，法西斯开进了利沃夫，开始了犹太人大搜捕。我们的父亲——这是我长大后妈妈告诉我的——决定还是收拾东西，第二天早晨赶到火车站，这是对所有犹太人下的命令。我们家的犹太人包括母亲和她的3个孩子。我两岁，哥哥列夫什卡12岁，姐姐琴娅7岁。对犹太人下的命令不包括我父亲，我说过他是波兰人……母亲哭了起来——她担心3个孩子。
“你担什么心呀，”父亲有点发急，“德国是文明之国，他们不会伤害你们的。你们会被疏散到德国的安全地带，到那儿以后你就给我写信。别忘记首先告诉他们你是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说不定他们会在德国为你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呢。他们都是有文化素养的人，芭丝娅。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
可父亲的话并没有使母亲平静下来，她说要到亲戚家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办。她匆忙赶到阿朗舅舅家，想听听他的主意。
阿朗舅舅非常聪明、有见识。他悄悄地告诉大家，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倾听法西斯的每一项命令，然后反其道而行之。母亲来到阿朗舅舅家时发现他们全家都忙着收拾东西。
“你们不是去火车站吧？”她吃惊地问道。
“好像是不去。”阿朗舅舅说，“我们要去地下。”
原来阿朗舅舅和其他几位有勇有谋的犹太人设法搞到了一份利沃夫市区地下排污系统的图纸，他们决定顺着污水管爬到横穿全市的地下河。阿朗舅舅让母亲回家收拾东西，带上所有的必需品，尽量多带些食品，穿上厚衣服，夜里带孩子赶到他家。他还叮嘱母亲别把这事告诉父亲，只对他说亲戚们决定一起去火车站，以免路上大家走散。
夜深人静时，我们便向阿朗舅舅家摸去。路上有哨兵巡逻，很危险。我们终于赶到阿朗舅舅家，和他们全家还有另外几个犹太人一起穿过后花园来到很远的一处院子里。这里有一个能钻进人去的洞口，通着排水道，洞口的盖子已经打开。我们一个挨一个地钻了进去，太小的孩子就让大人递下去。阿朗舅舅的母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也让大家抬了下去。
以后几个月的地下生活，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到处都是漆黑一片，自制的油灯光线昏暗，四处都在滴水，里面的气味令人作呕。有时能听到上面电车开过的声音和车铃声。孩子们哭闹着要出去。我自然也不愿呆在里面。听母亲讲她必须时刻紧紧抱住我：稍一松手，我就会往外跑。里面还有许多大耗子，到处乱窜，偷吃我们带的干粮。这样一来，母亲不光得搂着我，还必须紧紧地把干粮袋抱在怀里。她不敢把干粮袋交给我哥哥列夫什卡和姐姐琴娅看管，因为这里空气太坏，他们不停地打盹，耗子会趁机偷吃。可是有一次，耗子还是把我们剩下不多的食品偷了个精光。不知是母亲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耗子咬破了她的皮大衣，又啃坏了口袋，把东西全都拖走了。母亲借了一根针，用破口袋把大衣上的窟窿补好。
我们并没有挨饿；母亲在集中营里还穿着这件补丁的大衣，那里的德国女人常常笑话她。是的，我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德国人带着警犬找到我们，又把我们带到奥斯威辛。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走了，有九家人设法逃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利沃夫市的犹太人中唯一逃出去的。
我们被赶上火车，拉到德国。这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一大灾难。可对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却不然，他们很高兴能见到阳光。当然，刚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我们怕见阳光——眼睛受不了——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这里我就不讲集中营的事了，你们从电影里、书里都看到不少，比我知道的还要详细——我那时还小，不大记事。唯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跟妈妈一起住在女牢房的孩子们都十分害怕男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刻上了这样的原则：女人就是安全，而男人则是可怕的危险。他们打小孩，杀小孩，他们会仅仅因为孩子哭的声大就把他像只小狗一样杀死。最可怕的是，他们会把你和妈妈分开。年龄小的孩子吓得寸步不离妈妈；我们时刻拉住妈妈的衣服不松手。
列夫什卡哥哥被带到男牢房，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琴娅很快就病倒了，被送到医院，又从医院被拉到焚尸炉。剩母亲和我了。我们还算幸运，居然活了下来，又回到了利沃夫。
可父亲在家中又娶了一个位新太太，还生了个孩子。他给母亲路费，让她到列宁格勒投奔亲戚。他还答应给我生活费，但母亲拒绝了：那种时候钱算什么，她相信，自己是位钢琴家，在列宁格勒会很快找到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单纯与天真毁了她。
我还要讲一讲发生在奥斯威辛的另一件事。一天，女囚们发现一项灭绝所有犹太儿童的命令正在策划之中。实际上那时在那里的犹太孩子已经被灭绝得差不多了，尽管大家都想方设法保护我们，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母亲叮嘱我切不可离开她半步，要是看到“好看的男人”，不管他是谁，我必须赶紧跑回去，钻到我们那张床的褥垫下面藏起来。我那时瘦得皮包骨头，趴在垫子底下上面连个包都鼓不起来。后来，母亲强迫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时可真费了不少劲。甚至我们到列宁格勒住下之后，我又懂了些事，每当有陌生男子进我们家，像房管所的人或是邻居，我都会一言不发地径直跑到母亲的褥子底下躲起来。
我一天天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不再往褥子底下藏，可对男人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失。
在学校，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除了美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是男教师。每次我在走廊遇见校长，我都畏缩地退到墙根，他跟我说话时我一个字也答不出来，我吓得根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地好些了。可到了十几岁时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的朋友们：她们怎么会跟青年男人产生温柔的感情？每当男孩子跟我接近时，我便想象他穿着德国党卫军的制服。母亲给我讲她跟父亲的事，这在我心中已播下了对男人不信任的种子；但最可怕的是在集中营时打下的烙印：一有男人来就赶快藏起来，不然就会大难临头。
大家也许会奇怪，既然有恐惧心理，我怎么还结了婚呢？
很简单。母亲逝去后，亲戚们供我读完音乐中学又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开始操心我的婚事，想让我尽快成家安定下来。抚养我的舅舅和姨妈年纪都大了，他们想尽快实现对母亲许下的诺言，而不想在我还没找到归宿以前就离去。
他们给我介绍了好几个聪明漂亮的年轻人，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想娶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其中好多人都很喜欢我，可我每次都哭着拒绝了，说我不想使我的家庭不幸福。有一天舅舅的朋友来看他，那是一位年近40岁的鳏夫，想让舅舅替他介绍一位性情贞静、贤惠的女人，来为他12岁的女儿当妈妈。这个人我一点也不害怕，并且我还十分可怜那小姑娘：我也是12岁的时候没了母亲的。
但是波里斯·尼古拉维奇根本没注意我，那小姑娘也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他们走后，我鼓起勇气告诉舅舅说只有这个人我不害怕，我可以嫁给他。可舅舅吃了一惊，想说服我：“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你怎么能抚养那么大的女儿呢？”——他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我做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壮举：波里斯下次带着女儿来舅舅家时，我把小列奴丝娅叫到我的房间里告诉她我是谁，还说我愿意做她的妈妈。亲爱的小列娜哭了起来，张开手臂抱住我，喊我“妈妈”。她用3天时间就为我和爸爸牵上了红线。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共同的生活，我的恐惧心理也很快就消失了，除非有时在睡梦里……听了尼尔娅的故事后，大家都很难过，爱丽什卡还抽抽嗒嗒地抹起眼泪，像小孩子一样吸着她的翘鼻子。
吉娜摇着头骂道：“这帮畜生，真是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如今在我们营里当然也没有娃娃们的好果子吃，可那些家伙毕竟也是我们的人，不是德国法西斯呀，还不至于杀害那些娃娃。”
“你说的是哪个，吉娜？”
“我们的，苏联的劳改营呗，那儿还有娃娃们的住处呢，叫‘母子间’——母亲带孩子住的营房。要是女犯有孩子或是在那儿生了孩子，就被送到‘母子间’去。谢天谢地我眼下没服刑，要不然我这小丫头还不得不住在牢房里。”
“给咱讲讲女营里的事儿吧。”
“今天就算了吧，姑娘们。一天讲两个‘营’太多了。下回再讲。这会儿咱们让爱玛讲吧；这都是她出的点子，咱们听听她讲的。”
故事之九
戏剧导演爱玛讲的是她如何成为一位初次恋爱的小伙子的进攻目标。
我给大家讲讲一个毛头小伙儿是怎样爱上我的，而且爱得那样无私，甚至发狂。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校园恋爱的产物，很不成功，也很短暂：一年之后便离婚了。这要感谢那项新法律，能尽快地结束这场精神折磨。和那位同学分手后我很快又结婚了。他也是个演员，还是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角呢，虽然已到了强弩之末。他现在酗酒成性，早已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可在当初，我还觉得我们的婚姻相当成功，唯一使我苦恼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婚外恋。他每演一个新角色都会很快爱上和他配戏的搭档。为此我们吵阿打啊，最后我决定我们俩离开这里去外地，或许这是挽救这桩婚姻的唯一途径。我调到西伯利亚一个新建小城里的一个刚成立的剧团当导演。我们打好行李，离开了列宁格勒。我丈夫的想法是：在外地他肯定会成为那里的台柱子，包演所有的主角，何况他妻子还是导演呢。结果确实如此。我导的第一出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罗密欧，尽管从他的年龄和外形来看演傻胖子福斯塔夫更合适，当然，演李尔王他还不够老。你们也许猜到了，他在排练时又爱上了朱丽叶。演朱丽叶的那小姑娘确实漂亮，她刚从戏剧学校毕业，大大的眼睛，娇小的身段。
显然她也被我那位旧日的明星给蒙骗住了。他之所以喜欢年轻姑娘也正是如此：稍微老成一些的女人便会一眼看穿他那肤浅的感情。随之而来的事真让我大伤脑筋。排戏时，我那个缺德老头子无耻地向朱丽叶一会儿飞个媚眼，一会儿又捏捏她的手，可自己的戏却演得糟糕极了，台词记不住，语调也不对。你们想想，40多岁的人了，还能演什么罗密欧。在场的演员、舞台监督，还有舞台工作人员等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