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最重大的两次事件就是越南和比夫拉战争。如果《学生》要成为令人信服的出版物，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国家驻有记者。我们没钱往那里派记者，更别说付他们的住宿费和传真费，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最终我们想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挑选年轻的记者前往采访，他们自身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所以我打电话给《每日镜报》，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独家报道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去越南采访，他们买下这个故事，支付这位《学生》杂志的记者朱利安？曼永去越南的费用。朱利安发回了有关越南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报道，后来更成为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我们又同样成功地安排一位16岁的记者去了比夫拉。这两次冒险是我首次利用《学生》品牌为杠杆：我们出品牌和人力，另一方出钱资助。
我对反对美国越战充满g情，1968年10月，《学生》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一道加入学生游行，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我、凡妮莎和塔瑞克？阿里走在一起，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游行令人非常兴奋。人们的情绪高涨，但同时有点令人害怕，事情可能随时失控，的确不久就出事了。当警察开始攻击人群时，我落荒而逃。这次示威的一张照片后来出现在《巴黎进行曲》杂志中，图中我弓着后背，正飞奔穿过广场，离试图抓我的警察的手仅有一英尺。
虽然我反对越战，但是并不像其他示威者一样是个极左翼分子。
“我也许是个左派，”我对《卫报》的记者说，“仅当他们头脑清楚，充满理性时才是。”
在政治上，《学生》不是一份激进杂志，我们也不是一份像《oz》和《it》一样的地下杂志，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赞成在饮料中加迷幻药——当然我们同他们有一样在办公室大谈自由x爱。
我努力在左右派间保持平衡，游人却认为我的这种平衡就是支吾搪塞。作家兼诗人罗伯特·格拉夫从马略卡岛写信给我：
“你的双手似乎比学生们捆得更紧。比如在比夫拉报道中，你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国际现状中这次战争究竟为何爆发，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业伙伴们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杂志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经尽了全力。”
事实上，那些“商业伙伴”一点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友善，找广告比找人撰稿难得多。我们能采访演员布赖恩？福布斯、登载加文·麦克斯韦的文章，但是这些没法立即套现资助我们经营和发行。我们每一版的广告费是250英镑，1/8版的广告费是40英镑。举个例子，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成功地让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这9家广告客户是从300多家潜在客户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们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已经足够印刷3000份创刊号了。有了这些资金后，我在高兹银行开了户头，把它作为我们的票据交换银行，我家以前经常去这家银行，我一定是他们顾客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两手空空走进银行却要求透支1000英镑。《学生》杂志的自始至终，卖广告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尽管我们都很尽力，但《学生》依旧没有赚钱，我开始想办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扩展杂志和《学生》品牌，比如“学生”会议中心、“学生”旅行社和“学生”住宿代理。我不仅仅把“学生”看作一个名词，我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一个系列服务、一种重要价值的开端，用70年代的话说，《学生》杂志和它延伸的一切东西都是“嬉皮”的。“学生”是个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开发这种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扩展多远，看看它会走到多远去。这样一来，我和我的朋友开始有所不同，他们仍专注于杂志本身，热衷于报道学生政治。
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一场混战。我们从来没有钱，却无比繁忙。我们是个团结紧密的团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过伟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们前来采访，看看我们怎么回事。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们令他们印象深刻，我和托尼坐在桌上，电话在手边。
“很高兴见到你们，请坐。”我一边说，一边请记者坐在我对面的布袋上。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拍去布袋上的污垢时，电话响了。
“托尼，帮我接一下？谢谢，”然后我问这些记者，“现在，你想了解《学生》什么？”
“特德·奚斯找你，理查德。”托尼插话。
“我就回电话，”我回答，“现在，你们想知道《学生》什么？”
记者伸长脖子看着托尼告诉特德·奚斯，很抱歉理查德在开会，只能待会儿回电。接着，电话再响起，托尼再度接起电话。
“大卫·贝利找你，理查德。”
“我就给他回电，顺便问他午饭是否可以改时间？我必须去巴黎。”我朝记者抱歉地笑着，“——现在，我们说到哪呢？”
“我想问你——”
电话又响了。
“很抱歉打扰了，”托尼道歉道，“但是米克？贾格尔找你，他说很紧急。”
“请原谅，等我一分钟，”我说，不情愿地拿起话筒。“米克，你好。我很好，谢谢，你呢？真的？独家采访？好的，听起来不错……”
我就这样说下去知道乔纳森电话那头笑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报时器响了。
“很抱歉，”我对记者说，“总有突发事件，我们快忙死了。可以结束了吗？”
记者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出门，与乔纳森擦身而过，电话再也不响了。
记者们完全相信了我们的诡计，《星期天电讯》写道：“全世界的摄影家、记者和作家看来都与愿意全身心协助《学生》杂志，而且一个庞大的义工发行渠道已经遍布中学和大学，国内超过五十万学生会阅读这份杂志。”
“众多风云人物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内容包罗万象。”《观察家》写道。
《每日电讯报》说：“《学生》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将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1968年秋天，乔纳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个员工生活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要求我们搬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纳森被迫离开我们继续他的学业，他对抛弃我十分内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个由地下室制作的小杂志能成为他可靠的经济基础。
失去了乔纳森，《学生》几乎四分五裂。我没法一个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没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帮手，几星期后，我请尼克来帮我。他刚结束了阿姆颇佛斯的学业，准备去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他同意延迟入学，来《学生》帮忙。
尼克来后，《学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他开始控制现金，不再用一个大饼干罐装钱，那会让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钱去买食物、饮料或大麻。尼克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银行户头，核对银行往来账目。尼克掉了一颗门牙，再加上一头黑色的长发，他看起来挺凶悍，吓住了很多讨债者。
到如今，在《学生》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有19或20岁，有很多自由x爱的言论和实践。过去挤在乔纳森地下室的员工们，现在可以住进新房子，大家纷纷忙着营造私人空间。我在顶楼安装了一个大铜床，沿着床栏杆拉过来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我经常就在床上谈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义登记租了这座房子，这样房东——教堂委员会——就不会认为我们把它用于商业用途。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性，虽然爸爸是一个短发律师，星期天还会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妈妈乐于同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月都不刮胡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学期和假期里琳迪会过来帮助我们卖《学生》，并同杂志社的小伙子们谈恋爱。
我和《学生》的一个职员黛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当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都吓坏了，不知如何处理一个婴儿。黛比决定去堕胎，打过一些电话后，发现很难安排，黛比不能在国家保健医疗机构流产，除非她能证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们疯狂地给所有医院打电话，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当我们找到一个私人医生帮忙时，我们发现费用要400多英镑，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无计可施，终于一个伯明翰的医生愿意以50英镑帮我们做这个手术。
手术后，黛比和我意识到一定有很多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穷途末路，如果你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打听到合适的医生，这肯定会让情况大大好转。除了意外怀孕，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却害怕向你家庭医生承认，又或者离家出走而无处容身……我们列出一大堆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决定就此做些事情。我们预备给出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搜集所有最好和最有用的医生的名单。
“把你的难题交给我们”是学生咨询中心的口号。我们在牛津大街分发小册子，在《学生》上做广告，不久电话开始来了。许多医生、包括国家医疗机构和私人医生，都同意免费或者低收费来提供服务，于是我们建立一个人们想求助的专家网络，许多电话是有关怀孕和避孕。
学生咨询中心开始比《学生》杂志占用更多的时间。我早上每小时得同3个意图自杀者谈心，然后建议怀孕的女孩去找医生看病，或者写信指导那些正担心自己得了性病却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我们的工作是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又无处可去的人——然后用仅剩的时间打理杂志。我们要处理的最大问题是青少年不相信父母。听着他人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同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多么幸运，他们从来不审判我，而是支持我，经常表扬我的长处，绝不批评我的短处。
同时有学生咨询中心和《学生》杂志，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一直十分忙乱，白天黑夜里任何时候都有人进出我们的房子。因为邻居们的抱怨，教堂委员会的巡视员经常来这检查我们是否进行任何商业活动。这些检查如同西伦敦滑稽剧，让人产生定期焦虑。委员会在检查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旦接到通知，所有《学生》杂志的同仁和妈妈立刻忙碌起来：所有的电话堆进一个食橱；杂志的职员拿出油彩和画刷，穿上工作服，开始在墙上作画；妈妈带来琳迪、8岁的凡妮莎和一大堆玩具。当教堂委员会抵达时，他们只见一群画家兴高采烈地装
修房子，所有家具都用防尘罩包扎着。
教会巡视员会看着这欢快的家庭画面，他们尴尬的挠挠头、夸凡妮莎可爱、和我的妈妈友好地谈话。只要他们一消失，妈妈回家，我们扯开防尘罩，插上电话，重新开始工作。
这一切结束在我们忘记拆电话的那一次。到那时他们已经来了5次，也一定开始有点怀疑。当他们留下来喝完茶准备离开时，两个电话在橱柜里面狂响起来，一片可怕的沉默。
“听到什么了？”我马上借题发挥，“你们能听到那个电话吗？这些房子的墙太薄了，我们可以听到隔壁的所有活动的声音。”
巡视员大步向前，拉开橱柜门。5部电话、1个接线总机和大把电线全部从他头顶上滚落下来，再大的家庭也不需要接线总机。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一切结束了，《学生》杂志不得不另找地方当办公室。
我们把附近四处寻找地方，尊敬的卡斯伯特·斯科特喜欢学生咨询中心，向我们免费提供了圣约翰教堂的地下室，我们甚至游说当地邮局工程师为我们装上电话，而不是让我们按照惯例等3个月。不久，我们没人注意到我们正在昏暗的地下室里工作，周围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
1969年11月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察局的警官找我，他们提醒我注意1889年s情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要知道，为救治性病做任何广告都是违法的，这些法案原来是为了阻止庸医骗取人们接受其昂贵而又无效的性病治疗。我争辩说我仅仅提供咨询服务，我把患有性病的人都介绍给圣玛丽医院合格的医生，但是警察十分固执：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公开提到“性病”之类的话，我将被捕坐两年牢。
这星期前，我们成功地起诉玛丽里本警察局的一名警察，他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一个客户身上放置毒品。这个警察被降职，所以我怀疑这次访问与此事有关。
我们适时地改变了在伦敦周围分发的手册中性病的称谓，开始称它为“社会疾病”。然后我们收到了很多患有粉刺的人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性病的人数从60下降到10个。我们以为警察在诈骗，而且每星期帮助其他的50人值得冒受玛丽里本警察威胁的风险。于是我们重新提到“性病”，但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来到地下室，逮捕了我。
我相应地受到两项指控：按照1889年s情广告法案，禁止为“下流的和滛秽的东系”做广告，认为提到梅毒和淋病就是下流的；按照1917年性病法案，禁止广告中提及治疗或者咨询“性病”。约翰·莫蒂默律师愿意为我辩护，通过为《oz》杂志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所做的辩护，他获得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名声。他同意这些条律很荒谬，而且警察仅仅是出于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门内都贴有一张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
1970年5月8日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的首次听证会上，著名的工党议员汤姆？德瑞伯格为我做了生动的辩解；善友会的创始人乍得？瓦腊也作证指出学生咨询中心指点许多人去向他求助。约翰·莫蒂默在辩护中提到如果我被定罪，那么我将不得已指控政府和地方机构，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里贴类似告示。地方法官撤销了关于性病法案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没有提供治疗，只是把他们转给合格的医生，同时他将另一项指控延期到5月22日。
在案件审理期间，统计数字表明性病患者的人数在上一年急速上升，达到了战后的高峰。健康与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把这项统计数字和我的案件放在一起，试图在下议院提出修正1889年s情广告法案。
“用过时的法律来限制重大疾病的防止蔓延，这种行为十分愚蠢。”她说。
在第二次庭审前，许多报纸声明我被指控是多么愚蠢，修改法案的活动声势浩大。地方法官很不情愿依据严格的法律条文判定我有罪，但是他仅判罚款7英镑而非警察所威胁的两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也认为这项法案不合情理。约翰·莫蒂默在法庭外对新闻界发表声明，他要求修改法案否则我们将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张贴性病的告示。所有的报纸都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伯克夫人的法律修正议案在第二次议会立法讨论中通过，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灵为这次轰动性的指控给我写了封私人信件致歉。
这次官司让我明白虽然我还年轻，没有钱做后盾，但我不用害怕警察或者政府机构的威吓，再加上有个好律师。
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尼克正坐在那，他不小心留下一份写给所有职员的备忘录草稿，这项计划旨在废除我发行人和编辑资格，控制《学生》的编辑权和资金，把它卖给合伙人，我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每个人对杂志的编辑方向有相等的权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背叛了我，毕竟，《学生》是我和乔纳森的点子，我们在斯托开始创建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它出版发行。我知道我想要用《学生》做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为它工作，我们挣相同的薪水，但是我是主编和发行人，重大决定由我来做出。
我把备忘录放入口袋，环顾四周工作的每个人，他们都在埋头苦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了计划。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来说，“尼克，你可否出来一下聊会天？”
我决定自己虚张声势挺过危机，如果尼克取得了其他10个人的支持，那么我想要阻止他们会很困难，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联合，我可以分离尼克和他们，然后把尼克分割出来，我不得不把友谊放到一边，解决这次挑衅。
“尼克，”一边同尼克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