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公司开始和我们联系，询问维珍音像店是否可以为他们的乐队做特别推广。
我努力劝说西蒙留下来，但是他仍准备离开。他的女朋友先去了智利，西蒙准备1月内就和她聚在一起。在那个月中，他突然收到女孩的信说一切都结束了，虽然他极度失望，但是很明显他的未来是在伦敦，而不是南美或者南非。由于维珍现在有了音像店和录音棚，所以我们开始谈论我们初次会面时在希腊餐馆讨论的宏伟梦想的第三部分：维珍唱片公司。
如果维珍建立音像公司，我们能向艺术家提供地方录音（我们对此收费），我们可以印刷和发行他们的唱片（我们可靠之盈利），我们有庞大还在发展的连锁店，在那里我们可以推广和销售他们的唱片（获得零售利润）。这三项生意相互整合，也有益于我们签约的乐队，因为我们能降低在庄园、生产车间的收费，能在商店和零售终端加大促销力度，使利润最大化。
我和西蒙达成一项协议，他将建立和管理新的维珍唱片公司——维珍唱片，他将拥有公司20的股份。自此之后将同维珍音像店分离，我和西蒙想签约的首位音乐人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迈克·奥德菲尔德。
迈克·奥德菲尔德童年艰辛，他的妈妈是个酒鬼，他经常把自己锁在阁楼里，自娱自乐演奏所有的乐器。14岁时，他和唱民歌的妹妹莎丽一起出唱片，二人发展了叫民歌二重唱，同“穿越大西洋唱片公司”签约。15岁时他离开了家，和戴夫·贝德福德一起成为凯文？埃冶的乐队“全世界”的吉他手。
1971年10月的两个星期，迈克作为伴奏吉他手同在庄园录音的歌手亚瑟？路易斯签约。迈克很快开始同汤姆？纽曼聊天，一天终于鼓起勇气交给汤姆一盘自己音乐的录音带。迈克自己录的这盘磁带配上了许多不同的乐器，全长18分钟，没有名字。汤姆听过后这样描述：“极度浪漫、悲伤、刺激、有才气”，然后汤姆给西蒙放了这盘磁带。西蒙非常惊讶，他试图帮迈克接触一些唱片公司，但是都遭到拒绝了。
一年后，当我和西蒙坐在游艇上最终决定创立一家唱片公司，我们打电话给迈克，令人高兴的是他依然没同任何人签约，他觉得被唱片业彻底拒绝了，因此对我们想发行他的音乐感激莫名。他直接到游艇见我们，我建议迈克应该回庄园并在那里生活，无论什么时候录音棚有空，他和汤姆？纽曼可以一起制作他的唱片。
“但是我需要租用一些乐器，”迈克提醒我。
“比如什么？”我抽出日记准备写下来。
“一把好的电吉他、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台管风琴，一个精密低音提琴，一个好扩音器，钟琴，曼陀林，以及电子琴——”
“那是什么？”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它不是必须的。还要三角铃，一把吉布森吉他……哦，当然还有一些排钟。”
“什么是排钟？”我问。
“管状的钟。”
我写下“管状的钟”，准备在一份音乐杂志上找到所有的这些乐器。吉他要35英镑，西班牙吉他25英镑，fender 扩音器45英镑，曼陀林15英镑，三角铃要价1英镑，排钟要20英镑。
“管状的钟要20英镑？”我说，“它们最好值这个价。”
第四卷
7它叫《管钟》，我以前从未听说过（1972-1973）（1）
由于迈克·奥德菲尔德是我们签约的第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写合同。幸运的是，桑迪？丹尼最近在庄园录音，已经单飞了。桑迪是我的朋友，我向她要了一份她同爱尔兰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然这是一份爱尔兰唱片的标准合同，我们逐字照抄，仅仅将“爱尔兰唱片”改做“维珍音像”，“ 桑迪·丹尼”改为“迈克·奥德菲尔德”。合同注明迈克将为维珍音像制作10张专辑，从唱片批发价的90（另外10由唱片公司交付包装费和破损费）中抽取5的版税。由于迈克没钱，所以我们给他大家都一样的维珍标准工资——每星期
20英镑。如果唱片发行了，我们会从以后的版税中扣除。虽然我和西蒙都喜爱迈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从未想过我们将用它赚钱。
1973年迈克感觉挺好地录制了唱片《管钟》，里面交织了一系列空想的录音，迈克和汤姆？纽曼在录音棚里面反复润色——混录、配音和调整音乐所有不同的层次。迈克演奏了20种不同的乐器，直到做了2300遍录音后他才满意。同时我们努力将庄园租给任何乐队，因此迈克经常被打断，不得不将他的工具箱搬出录音棚，让位给滚石乐队或者亚当？费思。
弗兰克是一个有名的原创、创新和玩世不恭的摇滚乐手。他的专辑，比如《我们仅仅为了钱在那里》和《黄鼠狼咬我》，充满了尖锐的嘲讽。当他来庄园看看有没有录音的可能时，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亲自驾车载弗兰克离开伦敦，热心地介绍录音棚所在庄园里奇妙的房子。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开上去，而是绕道去了邻近的伍德斯托克。我驾离大路，穿过一个大拱门后，沿着一条长长铺满碎石的车道开到一座宏伟房子的门口。
“我去停车，”我告诉弗兰克，“你可以去敲门，告诉他们你是谁。”
一位穿制服的男仆打开了门。特别有趣的是，他不认识弗兰克·zappa，当被告知这位长发音乐家要留下来时很不高兴。弗兰克·zappa是否知道他是在敲布伦海姆宫殿的门，而这所宫殿是马尔伯勒公爵的祖屋？
弗兰克回到了轿车，从此没有在庄园录过音。
1972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试图关闭我们的庄园，录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们的一个邻居老觉得他能听见音乐无法入睡，一直呼吁拒绝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如果我们不能在晚上录音，那么同其他录音棚相比没什么优势，乐队将不会从伦敦跑过来。
我们同这邻居展开了秘密的战争。在录音棚装好一堆锡罐，拴住底部的长绳延伸到马路，我们就整夜坐在篱笆旁，抓住长绳，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过时发出的沙沙声。但是我们得注意邻居，当听见他过来时，我们猛拉绳子，让录音棚内所有的罐子在哐当作响，无论音乐家在做什么，他们都必须立刻冲进庄园，开始装作喝咖啡，邻居所能看见的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旁。或者当他开始报警时，相同的把戏也会产生效果，警车快到时，我们立即拉绳子，几次错误的报警后，警察就不再来了，但是这个邻居仍然阻止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
当保罗和琳达来庄园录制《被通辑的乐队》时，我们依旧在玩这套把戏。那已是6月，夜晚安静却闷热，茉莉花香穿过田野。琳达？麦卡特尼一直开着录音棚的门呼吸新鲜空气，我在门口放哨，偶尔听见一点点音乐，我就跑回去关门。当我回到篱笆边时，我听见琳达？麦卡尼拉开门大喊：“谁一直在关这该死的门？”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那星期没有出现。
一天前门铃响，一对老夫妇站在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和那位邻居——索特尔先生相处不快，当我们告诉他们索特尔是唯一反对我们的邻居时，他们告诉我们索特尔当初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他们当时想改建旁边的谷仓给老妈妈住，但是索特尔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们给了他500英镑，索特尔先生就撤回了上诉。
“他就是要回扣，”夫妇俩说，“有人应该教训他。”
第二天我带了微型录音机，把一只麦克风插在衬衫里，顺便去看望索特尔先生，问他是否能撤销上诉，否则我将有破产的危险。
“嗯，我这些申诉造成了巨大的开支，”他说，“如果你支付开支，我将考虑收回。”
“多少钱？”我问。
“5千英镑。”
“这可是个大数目，”我说，“你一定请了个律师事务所打这场官司。”
“是很贵，”索特尔先生说。
“那我是否应该给你的律师开张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钱给我就行了。”
我答应会考虑他的要求，当天下午就写了封信给他，里面有复制的录音带，建议他最好撤诉。从此我再也没听说过他，庄园也允许在晚上录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刚满22岁，克里斯蒂只有20岁，去年5月我们才认识。我仍然还保存着一张婚礼前发出的请柬，上面写着：“克里斯蒂和我决定结婚，我们认为这是举行聚会的好理由。届时有一头烤猪提供，所以请过来搞定；‘脚手架’乐队将进行演奏。”
庄园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在这里举行完美的聚会。我们有乐队，幽深的庭院，装有古代壁炉的大房间，还可以去河里游泳。
我喜欢享受聚会的乐趣，聚会是在维珍生活的重要部分。毕竟，如果招待员和经理们面对面地相会，如果有问题他们就更愿意互相帮助，同样地店员会认识唱片公司的职员，等等。在维珍我们经常举行员工聚会，常常在周末远离工作，这样人们能真正发泄情绪。这些年里，虽然聚会越变越大，但是主题通常还是一样：整晚无所顾忌地玩闹。在一次聚会上员工们把我赤裸裸地铐在旅馆外的栏杆上，我设法用砖头敲掉了手铐，然后拿着消防水管冲进了餐厅大肆喷水，自那以后布莱顿和朴利茅斯附近大多数的旅馆都拒绝我们入住。
我们的野餐婚礼是一场盛宴，参加的有全村居民、维珍全体员工和当时的许多摇滚乐队。婚礼那天始终有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在教堂等待克里斯蒂到来时，一辆大型拖车开始沿着小道向我们挤过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瘦小的老夫人穿着蓝色套装，戴着蓝色帽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我来得不算太晚吧？”奶奶大声叫唤。
她的轿车在牛津被拖车撞上了，所以她押着拖车司机带她来参加我的婚礼。
父母送给我们一辆漂亮的老宾利车作为结婚礼物，配备着红色皮座椅和胡桃木仪表盘。克里斯蒂的伴娘是她的妹妹玛丽尔，我的伴郎是尼克，在婚宴上很显然他们间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然后那天晚上他们就去了庄园里的一个房间。到克里斯蒂和我度完蜜月回来的时候，尼克和玛丽尔已经宣布他们也要结婚了。
尼克和玛丽尔结婚甚至比克里斯蒂和我还要快，他们于1972年冬天举行了婚礼，距他们认识仅有5个月。克里斯蒂和我发现这次婚姻让人令人不快：我和尼克在南码头路整天相处，然后傍晚我又看见他和玛丽尔在一起。不幸的是，克里斯蒂来英格兰的一个原因就是逃离她的家庭，而现在她发现她和她妹妹嫁给了两个实际上整天穿一条裤子的男人。说乱囵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以前两人一体管理维珍的尼克和我竟然都结婚了。
从1972年冬天到1973年春天，迈克·奥德菲尔德一直住在庄园里面，录制“管状的钟”，我想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和沉迷于录音技术的汤姆？纽曼一起呆在那，不停地推敲录音。芒迪仍然住在那，一个星期五晚上克里斯蒂和我驾车去庄园时，我们就发现迈克、汤姆和芒迪坐在地板的垫子上，靠着熊熊大火，倾听最近的录音带，他们已经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管状的钟”终于在1973年准备发行了。西蒙带着录音带参加了爱尔兰唱片公司的销售会议，他们将分销这张专辑。他们都在伯明翰附近一所旅馆的大会议室里，已经听了数小时的音乐，西蒙放出“管状的钟”，他们完整地听了第一面，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这是西蒙的首次销售会议，所以他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后来他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屋子对生活厌烦的销售员为一张新唱片鼓掌欢呼。
1973年5月24日，维珍唱片首次发行了四张专辑：迈克·奥德菲尔德的《管钟》，贡的《飞行茶壶》、《庄园生活》（一场由elkie·布鲁克斯指挥，在庄园举行的摇滚爵士乐即席演奏会），德国浮士德乐队的《浮士德的磁带》。
对于摇滚和流行音乐，1973年是特别的一年，那个夏天单曲排行榜的统治者是迷人摇滚，专辑排行榜的头名是大卫·鲍威的《阿拉丁健康》（add sane），接下来是甲壳虫乐队1962-1966和1967-1970两张专辑，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亮的暗边》，卢？里德的《变压器》和罗克西音乐的《为了你的高兴》
面对竞争，我们不得不努力奋斗，使维珍首次发行的4张专辑引起注意，除了《庄园生活》，那确实仅仅是摇滚爵士音乐的即席演奏会，其他的3张专辑都卖得很好。浮士德乐队得到新闻界的交口称赞，《音乐制作人》说“浮士德乐队可能是长期以来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原创乐队”，《新音乐特快》把浮士德乐队评选为最酷的乐队。我们用单曲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专辑，立即引起抢购，专辑马上登上了排行榜第28位。这种营销策略为新品牌维珍唱片吸引了众多眼球，虽然初衷可谓是有勇无谋。
每张唱片40便士，浮士德乐队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张唱片，接下来一个月又卖出10万张。他们做的是非常深奥的音乐，事实上，他们以前是同德国古典音乐品牌德国graophon签约，由这点可以看出他们音乐的复杂性；关于他们专辑的封面，西蒙和他们的经理uwe telbeck去了西伦敦的欧洲花楸画廊，在那他们选择了圣布里奇特·赖利的画——“升起”。一次他们在伦敦举行音乐会前，在路边停下，邀请一位正在用气压钻孔机的建筑工人去音乐会，在演奏时让他上台在一块块水泥上钻孔。
其他3张我们发行的专辑零售价格是通常的2？19英镑，贡的《飞行茶壶》表现挺好，《音乐制作人》写道：“一旦他们停止反复低唱电台格言和一杯杯茶，唱片就会真得非常优秀：流动的摇滚主题，中间被怪异的效果打断。很遗憾很多音乐被隐藏在抒情歌词后。”贡的吉他手是史蒂文？希里奇，他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吉他手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和贡在一起有点大材小用。显然贡不可能威胁平克？弗洛伊德的排名。
但是在维珍首次发行的四张专辑中，只有《管钟》真正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它完全是原创音乐，立刻吸引了无数顾客。人们为它着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不仅听音乐，而且对迈克是如何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觉得叹为观止。我还记得《n》的一篇评论，我读了好几遍才意识到虽然我不可能理解评论家真正在说什么，但是他显然为这专辑着迷。《n》是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报纸，有它对《管钟》的称赞，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张专辑。
除了这些评论之外，一旦人们听过一次《管钟》，专辑将大受欢迎，就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一次收听证明一切。”问题是怎样得到收听的机会。我向所能想到的电台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播放《管钟》，但是那时候3分钟的单曲统治了电台音乐，没有空间留给45分钟长且没有歌词的音乐。无线电3台因为它不是莫扎特的音乐拒绝了它，无线电1套拒绝的原因是它不是加里？格兰特的音乐。
头两个星期，《管钟》销售死气沉沉，然后我邀请了约翰？皮尔到“阿尔伯达”号吃午饭。自从《学生》对他采访后，我们就认识了，他也建立自己的蒲公英唱片公司。作为唯一在电台演奏严肃摇滚音乐的人，他的节目也是《管钟》赢得电台播放的唯一机会。吃过午饭，我们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我放出《管钟》，他被迷住了。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约翰最后说。
下半个星期我们从电台听到约翰？皮尔的推荐，当时我、迈克·奥德菲尔德以及维珍来的每个人坐在游艇的甲板上。
“今晚我将不播放很多的唱片，只为你们播放一张由年轻的作曲家迈克·奥德菲尔德所制作的唱片，这是他的首张唱片，名叫《管钟》。我一生中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它由一个全新的唱片公司维珍发行，而且是在牛津维珍自己的录音棚里面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