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公司。在同摇滚巨星们做生意的荣耀下，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歌曲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通常报出高价诱使艺术家签下8张专辑。我们很骄傲在维珍唱片的历史中，我们从未流失过一个乐队，因为我们在几张专辑后会重谈合同。不过讽刺的是，因为我的耽误，差点失去和迈克·奥德菲尔德。经营新乐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张专辑价值才会凸显。最好的例子是“人类联盟”乐队，他们在维珍发行了两张专辑，销售缓慢增长；但是他们凭着第三张专辑《挑战》进入一线行列，《挑战》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张。我们同艺术家签约后会努力延长合同，虽然我们在版税上让出2或3，但是与合同后增加两张专辑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自成立开始，我和西蒙把维珍定位为国际公司，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合同中拥有国际著作权。我们告诉艺人们如果我们在英国宣传他们，而他们却用别的公司在海外宣传销售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我们最后一个谈判点是确保维珍不仅有乐队的版权，而且还有乐队每个成员个人的版权。有些时候难以定义一个乐队，比如说，滚石乐队很显然包括米克？贾格尔、基思？理查德、查里？沃茨和比尔？威门，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进进出出，唱片界最供定义滚石乐队为“米克？贾格尔和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些乐队解散，成员单飞成功，“起源”乐队或许是个典型例子，彼得？加百利和菲尔·柯林斯都在离开乐队后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必须确保维珍签的不是一个只剩下空壳的乐队。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重要事实是如果我们想签一个艺人，就必须签下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其他唱片公司的乐手成功是他们的事，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经营唱片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树立新形象，坚持同新乐队签约，把他们打入第一流市场。即使一个高知名度的乐队让我们赔了钱，总会有其他无形的收获，比如吸引其他人同我们签约，或者帮我们打开在电台播放歌曲的网络。
脑海中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把所有的《管钟》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艺术家和拓展公司上，维珍开始在迈克·奥德菲尔德成功之后签下新的乐队，哪怕他们中很多会不可避免地失败。
克里斯蒂和我结婚两周年时，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婚后，克里斯蒂坚持卖掉船，搬到房子里去，她想要更大的空间画画，“阿尔伯达”太窄了。一开始我试图妥协，买了艘更大的游艇“恶鬼”号；但是那仍然不够，所以我只好把“恶鬼”号卖给了歌唱家凯文？埃也斯。克里斯蒂在登比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距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只有两条街，我们搬到了陆地上。
我俩发现登比坡的生活毫无私密，克里斯蒂得不到片刻宁静，维珍的员工和乐队每天傍晚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告诉维珍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有任何问题通知我，以免小事变大。自从学生咨询中心成立开始，我很多时间都用来打电话，因为就我关心的范围而言，维珍员工是维珍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快乐。但是克里斯蒂抗议说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公私不分，她越来越泄气。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只要我一到家电话铃就会响起，很多人会说：“稍候再打过去。”但是我从来不那样，我觉得必须和人谈话，要知道，一个电话会带来另一个电话，然后带来下一个机会，我会全力赢得下一个合同。我的生活是一条电话交织而成的河流。
性过敏症是克里斯蒂和我之间另一个诡异的问题，一做嗳我就会出一身皮疹，要3个星期才痊愈。我们去看了很多医生，却一直无法解决，我甚至做了包皮切除。24岁做包皮切除可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如果手术后的晚上你不幸在看简？方达的s情电影《芭芭莱拉》。我情不自禁崩断了伤口的缝线，听见我的尖叫声，克里斯蒂连忙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明白怎么回事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只能讪讪地停止叫唤。
我们的性生活难以置信地挫败，因此我们的其他关系也开始错乱。我们周末到巴黎旅行以远离维珍，住在凡尔赛宫旁的一家简陋旅馆里，那晚克里斯蒂拒绝和我做嗳，我觉得自己像个麻疯病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拒绝。到1974年，我们婚姻濒临解体，我们各自都私通过很多次。我喜欢这种生理流浪的生活，但是克里斯蒂想要更大的安全感。回首那些年我仍然觉得奇怪，因为我认为我爱克里斯蒂胜过她爱我，我只同别的女人发生一夜情，但是一旦克里斯蒂私通，他们就会保持长时间的关系。1974年夏，我们决定抛弃一切去度假，试图修复我们的婚姻。克里斯蒂选择了墨西哥的科祖梅尔岛，因为那里没有电话，维珍公司的人无法和我联系。我们在那儿过了美好的两周，来到尤卡坦半岛。我从未去深海钓过鱼，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港口的酒吧同其他旅游者聊天，他们说这儿是世界上钓枪鱼和旗鱼的最佳地点，我们决意第二天找个渔夫带我们出海。
虽然第二天在我们看来天空晴朗，但是渔夫们担心出海，他们解释可能有暴风雨。
“来吧，”我恳求道，“我们在这只剩下两天了，我们愿意付双倍的价钱。”
他们接受了这个金钱诱惑，与其他两个付了双倍价钱的旅客一起，我们出发了。我们开始捕鱼，轮流拿鱼杆钓。不久克里斯蒂钓上了一条8英尺长的大旗鱼，我们几乎花了40分钟才把它拖上船。当我不停地拉动钓线让已经上钩的鱼疲乏时，我们突然注意到天气变得黑暗寒冷。我们身后乌云密布，显然不久后要陷入暴风雨中。大滴的雨水开始敲打甲板，一个渔民没有警告就掏出刀把我的钓线砍断。突然失去了我的鱼，又考虑到它会拖着食道里的两百码尼龙绳游泳，我觉得恶心。我们已经放掉了其他我们钓到的鱼，但是这条鱼拖着这么长的绳子肯定会死。
渔夫们启动马达，向家里开去，但是舵被堵住了，海水从四周涌来，波浪开始溢进船尾。克里斯蒂不由自主地打颤，我们全身湿透，寒冷彻骨。暴风雨的乌云完全遮住了太阳，越来越暗，就像夜晚降临。我们走进狭小的船舱，里面充满了马达的浓烟。一位游客生病了，我打开窗户，但是呕吐物和柴油机的味道没有消除，船被冲打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将要沉下去。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持续1小时后，风雨突然停止了，海浪依然很高，浪花要比我们高10英尺。可怕的平静，我们一定在风暴眼中，一会儿出现了明亮的阳光，然后看见暴风雨的另一面来了，水平面上一条坚实的黑线，越来越近。
“理查德，我们应该游泳，”克里斯蒂说，“船撑不过下一次风暴。”
“你疯了，”另一个游客说，“呆在船上。”
克里斯蒂和我认为这艘船经不起下一次的重创，我们同渔夫和其他旅客争辩，没人同意。海岸离这里大约还有两英里，四周的海水漆黑一片，汹涌澎湃，白色的泡沫在海面上不断吐出。虽然害怕，但是我认定克里斯蒂是对的，当年在学校她是优秀的长距离游泳选手。我们脱得只剩内裤，渔夫们给我们一块厚木板，克里斯蒂把甲板上唯一的一付脚蹼给我，相互祝福后我们跳下了水。水流立刻把我们卷离船只，推向岸边。我们看不见了船，只能全神贯注地游向海岸。克里斯蒂带路，我努力跟上她。在钓枪鱼时，我们曾经担心有没有鲨鱼，现在我感到似乎一条大鱼在身下，把我推向一边，撕开我的肚子和大腿。
“别太用力踢腿，”克里斯蒂向我大叫，“免得抽筋。”
我们穿过水流，慢慢地相互靠近了些，两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陆地：海岸首先像一条绿线，然后是树林，最后是海滩。即使在我们看见了海滩，又花了1小时才游到。我们从海浪里挣扎出来，瘫倒在沙滩上，浑身冰凉，手脚泡的苍白起皱。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发誓从此以后永远不分离。
“我们必须回到港口去，”她说，“我们必须让人去救那艘船。岸上有救生艇。”
我们一路奔跑，从红树林沼泽穿梭，1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小港口，我们半身赤裸，由于惊吓和疲惫直打颤，脚上鲜血淋漓。
在港口，我们找到汽车摆渡船的船主，克里斯蒂告诉他情况危急，他同意出海去营救，我们立即出发了。15分钟不到，第二次暴风雨来了，它比第一次恐怖得多，把沉重的摆渡船像小飘浮物一样托起，推得四处乱转，10分钟后，船长告诉我们完全没有希望了，必须掉头，否则渡船有倾覆的危险。
那艘渔船再也没有找到。两天后克里斯蒂和我离开了墨西哥，我常常回想，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渔夫根本不会出海，现在两个渔夫和两个游客已经淹死，一艘渔船永远消失了，二者都源于我们和其他两个游客向渔夫挥舞一把美元。
虽然当我们被冲上海滩时，克里斯蒂和我发誓永远在一起，但是一回到伦敦，我们的婚姻很快破碎了，它结束、开始都在同样的地方：游艇上。
一天晚上，我们去“恶鬼”号和凯文？埃也斯夫妇共进晚餐。夜幕低垂，很明显我们对彼此的妻子更有兴趣。我们分别在两张沙发上聊天，接吻，然后凯文和克里斯蒂走向他的卧室，我和他的妻子留在沙发上。
同洛尔德·达西尔陛下描写得换妻故事不同的是，那晚克里斯蒂和凯文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开始只是为了找乐子，却导致克里斯蒂离开了我，搬到“恶鬼”号同凯文一起生活。我知道如果她回到船上生活，那么她一定很认真。几星期后，他们开始环游欧洲，我绝望地想让她改变主意，跟随他们去了巴黎，然后是马略卡，每次我痛苦地恳求克里斯蒂，试图劝说她回家。当我听到他们搬去海德拉后我几乎崩溃，但是我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我飞往雅典，自己找到去海德拉的路，我到了岛上，那儿没有汽车，我让一头骡子驮着一袋玫瑰上山，带去我来到港口的消息。克里斯蒂下山来看我，毫无表情。我们在码头周围的一家酒吧谈话，都痛哭流涕，克里斯蒂觉得夹在我和凯文之间很痛苦，但是她最终选择凯文。看着她一步步地离开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回到酒吧，老板又给我满上一杯茴香酒，抱住我安慰。
1974年我的婚姻破碎了，同时维珍唱片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1974年8月迈克·奥德菲尔德第二张专辑《荷杰斯特山脊》直奔榜首，《管钟》仍然排名第二，虽然一直赚钱，但是维珍只被视为迈克·奥德菲尔德的品牌，即使不做任何促销，迈克唱片的销量依然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我和西蒙迫切希望签更多的艺人以平衡迈克·奥德菲尔德的成功，我们需要大突破，当然任何新乐队必须符合西蒙严格的标准。1975年1月西蒙给我看《声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将离开他们老东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是以男人平均一次射出的j液量命名，他们非常商业化，但是不低俗，机智聪明、动人而且成功，比如《橡皮子弹》这样的歌曲卖掉了75万张，他们非常符合西蒙的标准。我们意识到需要大额预付款来买断他们，与是立即给当时他们的经理哈维·里斯伯格打电话，约好1975年1月18号在曼彻斯特同他和乐队会面。
有4名成员，埃里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古尔德曼、罗尔 ？格瑞姆和凯文？戈得利，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是哈维·里斯伯格在讲话，像西蒙预测的那样，他认为需要大额预付款，因为他们确信下一张专辑《原创声道》会畅销，足够抵御风险。哈维·里斯伯格也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同音符唱片公司谈判。
我和西蒙提出10万英镑预付款的报价，并告诉乐队我们想和他们长期合作，签6年合同。虽然音符唱片的报价更高，乐队自己更愿意同维珍签约。一天天过去，出价也在一路递增，一月的最后一天，哈维·里斯伯格要价20万英镑作为预付款，我和西蒙同意了，西蒙对他们的专辑很有信心，因此就算后来预付金飙升到30万以及后来的35万英镑时，他也没有退缩。我们给维珍在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特约经销商逐个打电话，还让大西洋唱片的阿曼特？厄特冈负担20万英镑。这是我们同大型国际唱片公司竞争的第一笔单，也是首次接手那么大的买卖。
我们同罗尔和埃里克相处得很好，但是显然这个乐队存在分歧。合同签署的前一天，罗尔和埃里克飞到圣露西娅度假，把委任书留给哈维·里斯伯格。他们离开的那天，我写信给所有维珍店铺的经理，告诉他们这次成功的签约，让他们都出去买瓶香槟为维珍庆祝。但是让我迷惑的是，稍后我打电话给哈维·里斯伯格讨论专辑的剪辑进程时，他突然变得非常冷漠。
“我们自己会处理剪辑，”他说，“我们还没有同你们签约。不要打扰我们。”
那天傍晚，生意破裂了。的另一位经理汤姆？狄克逊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去签约，因为他要同音符唱片开会。最终同音符唱片签约，西蒙对《原创声道》预计正确，它前后卖出了几百万张。这次实践教会我不要过早乐观。
在1974年到1976年之间尴尬的日子里，迈克·奥德菲尔德是我们唯一的超级明星，维珍也没能签下“谁”乐队和平克？弗罗伊德，看起来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第二选择，音乐界的第
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5年年底我们把目标对准滚石乐队。业界曾传言我们准备以35万英镑签下，这让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爱尔兰唱片公司，感到震惊。当我打电话给滚石乐队的经理普林斯？鲁珀特？罗文斯坦时，他认真地听我们说话，显然相信了这个传言。
“你开价多少？”我问他。
“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经济实力，”普林斯同情地告诉我，“至少3百万英镑；而且无论如何，维珍太小了。”
我知道唯一吸引他注意力的方法是出更高的报价。
“我出价4百万，”我说，“只要包括他们以前的专辑。”
买下以前的歌曲可以让维珍发行他们的畅销精选集，如果新专辑失败，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作法。
“我发给你可以包括的专辑单子，”普林斯？鲁珀特说，“如果你能在星期一前带4百万英镑的银行担保到我的办公室，我会认真考虑。祝你好运。”
当天已经是星期五，普林斯？鲁珀特以为给了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周末我巡游遍布在欧洲的维珍分销处，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到荷兰、瑞典和挪威，期望每个分销商能提供25万英镑。周末结束前，我找全了他们，要求他们致电伦敦的考茨银行确认他们将提供资金。星期一早上前我回到伦敦，离我向普林斯？鲁珀特保证的4百万英镑还有些距离，考茨银行合计好分销商们所有的委托款后同意补齐余款。早上11点前，我带着4百万英镑的担保书，驾车到了普林斯？鲁珀特家门口。
普林斯？鲁珀特愣在那，完全出乎意料，他拨弄着那张4百万的支票，接着就还给了我。
“你有机会和别的公司一较长短，”他保证说，“但是你也挑起了一场竞标。”
百代唱片公司最终出价5百万英镑赢得了拍卖，同滚石乐队签约。我无法筹集到4百万以上的资金。虽然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帮了滚石乐队一个大忙，从普林斯？鲁珀特原来盘算的3百万加到5百万。
1976年，排行榜前10名中维珍占了两席：迈克·奥德菲尔德的《欧玛黎明》和《贡》。我们签下超级乐团的计划依然没有实现，又花了很多钱同新乐队签约却推广不力，除了“丹吉尔梦想”乐队。他们的专辑《菲德拉》横扫欧洲，大大地提升了维珍的知名度。
最麻烦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想重谈他的合同。我们很高兴重谈合同，但就在我们第二次谈好增加版税后，他让另一个律师向我们索要更高的版税。我和西蒙指出维珍作为一家公司，盈利比他个人还少。当他问这怎么可能时，我愚蠢的告诉他实情，说我们需要从象他这样成功的艺术家身上赚钱来平衡手中不成功的艺人，他的同情心顿时完全消失。
“我不是用来给你们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