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诺曼底号，这艘法国油轮在首航横渡大西洋时的平均速度是30英里。1952年，在大型客轮时代结束之前，美利坚号用3天10小时40分赢得了黑尔兹奖杯，放在美国商船博物馆。不幸的是，哈罗德？黑尔兹没有活着亲眼看到美利坚号，他竟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只事故中淹死了。当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交通方式——飞机时，大型客轮的好日子过去了，每个人忘记了黑尔兹奖杯。
1980年，一名叫特德？托勒曼的摩托艇制造商决心复兴蓝带奖比赛，为英国夺回黑尔兹奖杯。为此，他必须建造一艘能在3天10小时40分之内横渡大西洋的船。美利坚号真是一艘令人难忘的船：她重达五万两千吨，需要24万马力来推动，创下的速度纪录也不平常：均速3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40英里）。和这艘有游泳池和大钢琴的客轮形成对比，特德计划制造的是一艘轻型双体船。
驾驶一艘小快艇穿越大洋非常危险，经不起风浪，从这点来说，大汽船更容易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乘风破浪。要是一艘小船，如果舵手判断失误， 30英里的速度会让船头冲入大浪里，沉没或者解体。
特德？托勒曼设计了65英尺长的双体船，并在1984年下水，美利坚号24万马力的发动机就像一座小教堂，而特德使用了两个两千马力的发动机，就可以让他的双体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达到差不多50英里的速度。当然，用50英里的速度穿过一个平静的湖泊是一回事，在波浪起伏的大西洋上要达到那个速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时速达到35英里就很幸运了。即使这样横渡时间仍然需要三到四天，挑战目标就是3天9小时到3天11小时。
1984年期间，特德的船预算超额，他想从我这儿得到航行的赞助费用，作为回报，我可以命名这艘船并和他一起进行挑战。当时英国没有多少那方面的奖杯，为英国赢回奖杯的想法立刻吸引了我，而且那时维珍航空刚开始飞行，我喜欢这个促销的机会，一次成功的横渡大西洋行动会吸引纽约和伦敦——我们唯一的两处目的地的公众注意力。
“你身体还好吗？”特德问我。
“不错，”
“那还不够，”特德说，“你需要健身，要连续三天被折磨的痛不欲生。”
于是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精疲力尽的健身锻炼。
我们又找到埃索（es）石油寻求油料赞助，他们友好地同意并与我们共进午餐。
“非常感谢，”我真诚地说，“这会是一次伟大的航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为bp石油（埃索石油的主要竞争者）宣传。”虽然我听见每个人都吸了口冷气，但是我没有留意，继续兴奋地说：“我们会把补给艇上漆满bp石油的标志，大力宣传，没有人再会把你们同你们的老对手搞混淆……”
恰在这个时候，我望向对面的墙，注意到巨大的es标志，立马意识到我的错误。es的董事们象仇人般看着我，我扑倒在地板上，爬到桌子下面。“很抱歉，”我一边说一边开始吐唾沫给他们擦皮鞋。非同寻常的是，es继续赞助了这次航行。
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整，我们最后准备就绪。琼怀第二胎差不多8个月了，我极度希望按时完成横渡，回来赶上孩子出生。但是我们在纽约停了3个星期，等待暴风雨天气过去。在那3周里，我不断地飞回伦敦陪伴琼，当他们告诉我准备起航时又飞回纽约，期间穿越大西洋8次，我觉得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我了解它。
暴风雨过去，我们可以起航了。琼告诉我她感觉很好，我应该走了，她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吼叫着离开了曼哈顿，向北进发，这艘“维珍大西洋挑战者号”与大客轮的重要区别是舒适。30年代的乘客们可以跳爵士舞，在甲板上掷圈环；而我们被绑在航空椅上，几乎不能说话，更不用说移动，风颠浪簸，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噪声和持续的回声，我们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
第一天快结束时，我收到一条无线电消息。
“理查德，”是在控制中心的佩妮，“琼在医院，她刚生下一个男婴，母子平安。”
虽然违背了我的誓言，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都高兴地大叫，船员史蒂夫？李奇开了一瓶香槟为琼和我的儿子干杯，酒水喷得到处都是，香槟冒着泡沫从我的牙缝里渗过，贯得我满口满喉。现在我必须加油去见琼、霍莉和我的儿子。
这次横渡本来可以顺利地打破纪录，我们撑过了地狱般的3天，扎扎实实航行了3000英里，每隔800英里就有3艘补给船，这些补给船十分巨大，就象摩天大楼一样罩着我们，接近它们也十分恐怖：我们距离大约30码时，它们向我们发射末端挂着浮标的渔叉，我们捞起浮标后，把连接的油管装上自己船的输油口，然后发出信号，燃料就被输入到船上。汽油味和翻滚的巨浪让我们反胃恶心，当我们趴到船边呕吐时，看起来要被燃料船的黑色船体压得粉碎。
离爱尔兰只有100多英里时，我们遇上了强烈的风暴，船剧烈地上下颠簸，我们只能抓住自己的椅子，看不见任何东西。接近希利群岛，仅剩下60英里，黑尔兹奖杯几乎到手时，我们碰上了滔天巨浪，一秒钟后工程师皮特大叫道：“我们在下沉，船身分裂了，快跳船。”
“呼救！呼救！呼救！”查立刻发出无线电信号，“维珍挑战者号正在下沉，我们要弃船，重复一遍：我们正在弃船。嗨，特德！”查突然转过身来：“你是船长，也就意味着你最后一个离开！”
几秒钟内船开始下沉。我们充好气的第一个救生艇被什么东西勾住撕裂了，在船舷外我们还有一个备用救生艇，我们拉开拉索开始充气。
“不要惊慌！”查叫嚷着，“不着急！轮流上！”
当我们还在沿着栏杆缓慢爬动时，查又大叫，“天哪！我们在下沉，快一点！”
救生艇就象罩着帐篷的充气小船，我们挤作一团，在英里上下颠簸，就象在游乐园木马上。我刚好坐在无线电设备旁，抓起麦克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空军收到了我们的呼救信号。我告诉飞行员我们的位置，他立刻向该海域的船只发出无线信号。
“放心，该海域有三支队伍正向你们开来，”飞行员回话给我，“开往纽约的qe2号；一艘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货船；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直升飞机也正准备从希利群岛起飞。请搭乘最先抵达的救援船只或者飞机。”
“我不要上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船，”查说，“我也不想回纽约，我要上那架该死的直升飞机。”
“好，”我说完关掉无线电，可不想让查说的话传过去，因为这次我们没有资格挑三拣四。
特德就象被掏出了内脏，沉默地坐在那，他的梦想破灭了。
从小小的舱口盖，我们能够看见“维珍挑战者号”只有船尾露出水面，剩下的部分都被淹没了，只有一个词“维珍”。“理查德，”查指着标志说，“同平常一样，最后一句话归你说。”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开始哼唱“我们都要去过暑假……”每个人都唱了起来，甚至包括特德。
最后我们被香蕉船发现，他们用绞盘吊住救生艇旋转起来。
“抓好，别掉下去，”查说。
那时该是吃正餐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在船长室，都穿着晚礼服，我们则穿着潮湿的尼龙救生衣，又脏又湿。
“可怜的孩子，”一位中年女士对我说，“你还没有见到你刚出生的儿子，是吗？”
“还没有，如果我们调转方向去牙买加，我将更见不到他。”
“哈，我这里有他的一张照片给你。”
让我惊讶的是，她抽出当天的《伦敦晚报》，头版上有一张我的儿子被包在围巾里的照片，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一个海上救援队通过无线电问是否需要打捞我们的船。
“当然要，”我说。从舷窗望去，仍然可以看见象墓碑一样挺在那的船尾。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查厉声对我说，“你再也别想见这艘船了，浸过水的电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你不可能从保险公司那得到一个子儿。”
放下电话，查和我看着在海上漂浮的“维珍挑战者”，它静静地沉入了海底。
过了一个月，我耳朵里的嗡嗡声才停止，我怀疑自己得了脑震荡，但是，赢得蓝带奖和黑尔兹奖杯仍然未完。查和我觉得应该建造一艘更加坚固的单体船，由于特德擅长双体船，所以他拒绝更改设计，不参与我们的计划。我们和特德？托勒曼原始团队的三个主要成员组成了一个新队伍，他们是克里斯？威体、史蒂夫？李奇微和克里斯？莫斯，他们还问是否可以来为维珍工作，查作为首席航行专家负责这个项目。
1986年5月15日，“维珍航空挑战者二号”由肯特郡公主主持下水。这艘单体船有75英尺长，在向萨尔康巴进发的首航上，我们遭遇了一阵巨浪，几乎造成翻船，每个人都摔倒在甲板上，皮特腿断了，查的脚趾骨折了，史蒂夫几乎被甩出船外，我们到达萨尔康巴时就象一艘难民船。
到了纽约，我们再一次等待好天气，在1986年6月一个明媚的早上，离开纽约港，向加拿
大新斯科舍省进发时，为了防止风浪我们再次把自己绑起来，不过没上次那么糟糕，沿美国东海岸向北前进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我们一路飞奔，18小时后就同第一艘补给船在纽芬兰的海边相会。
我们补充燃料后，在夜幕中又出发了。夏日的夜晚十分短暂，而且我们沿东北方向航行，夜晚更短，所以我们只需要熬过5小时的黑夜。虽然有雷达和夜视风镜，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在黑夜里以那个速度航行就象戴着眼罩驾车，比如我们就曾非常危险地避开了一条浮出水面的鲸鱼。
没到第二天，启程的好运就过去了，恐怖无情的打击接连而至，每次风浪都打得我们上下颠簸，不得不咬紧牙关，拼命忍耐。
当我们在加拿大海岸边接近第二艘补给燃料船rv2时，我们不得不密切注意冰山。大冰山会在雷达上显现，容易避开，但是那些在雷达上只有一小点而事实上有一百吨重的“小”冰山才是大危险。实际上，麻袋大的冰块都能严重破坏船体。随着时间不断过去，我们被发动机的叫声震聋了，无法集中注意力前进。还剩下两千英里的航程，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这时就需要团队精神：我们都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当我们挥手告别第二艘补给燃料船时，发动机突突直响，然后就突然失灵了。工程师滑下甲板去仔细检查，发现燃料过滤器里装满了水。这是场灾难，他用量油计测试了一下，估测出我们每往船上装载12吨燃料，就大约有4吨水。水是怎么进来和燃料混在一起的全然是个谜，没有时间担忧了，说不定这是es的董事们对我的报复。没办法把水从柴油机上分离，我们必须抽干全部4个燃料罐，重新启动。es公司的船返回过来，停在一边；我们再次补充燃料，浪费了宝贵的3个小时。
再次启动发动机，但是又突然失灵了。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我们在冰冷的洋面上挨着补给船上下颠簸了7个小时，水流湍急，风浪越来越大。
“马上有暴风雨了！”查说，“这可不好玩！”
享受了第一天的好天气后，接踵而至的暴风雨是一次长时间的恶劣天气，这成了我们最大的噩梦。不久风浪足有50英尺高，我们几乎不敢站在甲板上。因为在某一瞬间我们刚好在巨大的es燃料船下，看起来好像要倒在我们头顶，令人窒息的汽油烟味让我们都恶心，每个人都在狂吐，痛苦地蜷缩在一起；我们的救生服被海水浸透，上面还有许多呕吐物；我们脸色苍白，没有血色；我们的头发被冻住了。
“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了，”查朝着我的耳朵大喊，“我们试过了，也都勇敢过了。一切结束了，很抱歉，理查德。”
我明白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就不会有下次了，必须说服他们。
“让我们努力启动发动机，看我们还能走多远，”我说，“来吧，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我知道在es燃料船上有一个叫史蒂夫？劳斯的发动机专家，请求他上船帮助我们，他们建起绞车，把他送过来，由于两艘船在巨大的风浪中上下旋转，他的勇敢让人惊讶。把握好最佳时机，他们让他落在了我们的甲板上。史蒂夫爬下去和厄克一起抽干了燃料罐，然后灌入新的燃料。我告诉史蒂夫不必留下来。
“我愿意留下来，为了航行的快乐，”他满脸油污地说。
我突然感到我们有个机会，冲上甲板，从人群中找到查，把他拖到一边，“史蒂夫将留下，”我对着他耳朵大叫，“我们能够继续。”
“结束了，理查德，”查冲着我大嚷，“他妈的结束了！这艘船已经完蛋了！”
“我们必须继续！”我忍不住大叫。
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怒目相对，象两个老酒鬼一样紧紧抓住对方，两个人的手都破了皮，鲜血汩汩，胡子上沾满了呕吐物，眼睛被盐和烟雾弄得充满血丝，面无血色。我们互相依靠摇摇晃晃，彻底筋疲力尽。我们恨这艘船，我们恨这次航行，我们恨大海，我们恨这天气，现在当然更恨对方。
“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象个疯子一样重复着，“我们必须，这是唯一的办法，难道我们被拖回家？”
“天哪，你比我更恶劣，”查说，“好，我们就给它最后一次机会。”
我紧紧拥抱他，接着我们都倒在栏杆上。
“好！”查向船员们叫嚷，“我们解缆放船。”
大家都又一次振作起来，经过厄克和史蒂夫的良好调试，发动机重新开始工作，虽然它们突突直响，很可能立刻熄火，但是至少它们在运行，暂时不用船桨。我们挥手告别了es补给船，朝灰蒙蒙的海洋进发。虽然可以远离油烟，但是每个人都疲惫不堪。我觉得我的肚子好像被职业拳击手不断地重殴过；我们不仅仅同天气和燃料问题搏斗，而且也都在同自己的意志作斗争，告诉自己不要倒下。
每隔4小时，燃料过滤器都会被堵住，需要重新替换，我们停下发动机，厄克和史蒂夫更换完过滤器，然后我们继续航行。时间慢慢过去，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过滤器支持到最后的燃料补给地。过滤器用光后，发动机停下来，我们就会在海上孤立无援。万幸的是，我同一架飞过上空的猎手型飞机联系上了，这些飞机时时刻刻飞行在大西洋上搜索潜艇，虽然他们可以扔下许多过滤器，但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我用无线电通知提姆？鲍威尔，他正管理着设在牛津街大卖场的控制中心。
“提姆，我们需要帮助，得有人扔下一些燃料过滤器，虽然一架猎手型飞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他们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
一小时内，提姆同唐宁街负责此类事情的人交涉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猎手型飞机从南安普顿携带过滤器朝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听见飞机，它直接从我们身后的灰白色云朵中突然下降到我们头顶，在我们头上隆隆直响，震得船身颤抖，挡住了所有的光线，把我们笼罩在阴影中，在我们前方扔下一个有救生圈的小鼓。我们手舞足蹈，大声欢叫，朝那个标志开去，史蒂夫用一个长吊勾捡起它，把它拖到船上。这是一个装满过滤器的铁鼓，还有几排巧克力和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写着：“祝你们好运！”
我们用无线电向飞行员表示了感谢，他说：“我飞机上有电视摄制组，整个国家都在注视你们，但愿你们能快马加鞭。”
到了第三艘es燃料船那里，又有了满满的燃料罐和一些爱尔兰炖肉，这可是我们两天来第一次吃上热饭。我们信心高涨，开始了这次横渡的最后一段航程。我们计算出?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