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的机场里的频段分配系统给那些已经建好的公司以“历史优先权”，虽然1993年欧洲委员会修改了些许以给予“新进入者”优先权，但是事实并未改变。我们申请了64个频段运营我们飞往洛杉矶、东京和纽约的航班，尽管所有的新闻都欢迎维珍来到希斯罗机场、乘客们翘首以待，但希斯罗机场的频段协调员彼得？莫瑞索（它是从英航借调来的）仅仅向我们提供了23个频段，这23个频段无法工作，绝大多数成天杂乱无章，还有些倒是可以让我们起飞却没法让我们着陆或者返航。“这些不能工作，”我
告诉彼得，“它们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在凌晨两点从希斯罗机场起飞，而在早上四点抵达纽约！”“你们不该来希斯罗，”他说，“应该留在盖特维克。”这种抵制我进入航空业中心的行为激怒了我。整个三月和四月，我们同频段协调员陷入了僵局，通过讨论相关的法律依据，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整个系统是自愿的，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有权拒绝接受这种固定频段的分配，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第二，这个系统违背了欧洲竞争法，因为它阻止高效率的新竞争者进入像希斯罗机场。没有实质的起飞和降落，取得希斯罗机场的进入权只是虚伪的胜利。在政府层面，马尔科姆已经给了美洲航空、联合航空和维珍航空共同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机会，他清楚地表明三家航空公司必须凭借稀少的频段来获得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英美航空公司。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希斯罗机场规则的建立者和他们的频段分配系统。经过一系列的相互威胁和利益衡量，彼得和我终于在一次周日午餐中取得了和解。维珍航空终于可以在希斯罗机场经营了。
在我同希斯罗机场频段委员会争论不休时，经营我们美国唱片公司的乔丹？哈里斯和杰夫在电话中对我说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唱片签约。同进入希斯罗机场之于维珍航空一样，这对于维珍唱片也是一次美妙的突破。珍妮？杰克逊是世界上顶级女歌手，她一心一意想保持地位，甚至想比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更加成功。除了天分，决定歌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意志力，而珍妮意志顽强，她再出了许多唱片后才取得了成功，对于一个艺人来说，花长时间取得成功更好，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学习如何适应它，也会有更广泛和更忠实的乐迷基础。
当珍妮来到内克尔岛时，她坚持不去阳光下以免损毁她的肤色。虽然在维珍群岛几乎无法避免晒太阳，但是珍妮还是设法避免日光直射——即使有点不合适地呆在沙滩上时，她也会找个遮蔽物坐下，而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享受乐趣。虽然珍妮愿意同维珍签约，但是她依然在观望我们的报价，虽然是笔大数目，但我们必须签下她——签约珍妮？杰克逊将确保维珍作为世界最性感唱片公司的地位。如果让银行家们的保守小心阻止我们，那么我他妈的就死定了。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常常努力控制成本，尽可能地防止衰落。恰恰因为经常严格地控制现金，维珍集团才幸存下来。但是同样地，我也明白有时一定要打破这些规则，毫不吝惜地花钱才能奏效，同珍妮？杰克逊签约的机会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不能错过。同西蒙和肯讨论后，我决定向珍妮？杰克逊提供从未有过的报价，另外，我也决定打破唱片业的规矩：我们没有捆绑上她未来的唱片，而是仅提供一张专辑的合同。事实上这从未有过，我想打败所有的竞争者，我自信一旦珍妮开始同维珍一起工作，她就不想去其他地方。签下珍妮？杰克逊不仅牢固树立维珍唱片是最好的唱片公司的地位，而且会把正确的信息传给伦敦的人以及认为维珍集团正陷入现金危机之类谣言的国家航空管理局。唯一的麻烦是我们确实正陷入现金危机，如果申请扩大贷款额来同珍妮签约，从罗伊德银行得不到任何帮助。在同银行开了许多短会后，特雷弗最终赢得新斯科舍银行的支持。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支助珍妮？杰克逊的合同。我们给珍妮？杰克逊的报价是一千五百万美元，签约时付五百万。然而，这次竞拍价格扶摇直上，我们不得不上升到两千万，最终用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只买下了一张专辑，比任何一家唱片公司为一张专辑的付费要高出几百万美元。我们向银行指出，珍妮是世界第一女歌手，她的上一张专辑中拥有的前五名单曲数目超过了其他任何歌手，包括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新斯科舍银行向我们保证他们会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当报价达到两千五百万美元时，珍妮遵守诺言，选择了维珍，合同属于我们了，但我们必须在签约时找到一千一百万美元。怀着愉快的心情，在复活节里我让特雷弗在伦敦完成同新斯科舍银行的谈判，让肯留在洛杉矶和珍妮的律师在一起，自己则带着家人和彼得？加百利去瑞士采尔马特村滑雪度假了。彼得最初是起源乐队的歌手，目前已经作为单独艺人同维珍签约，并且成为我的密友之一。我们在周四到达目的地，周五早上开始滑雪。我们回到旅馆早早吃完午饭，经过接待处时，旅馆老板亚历克斯叫住了我：“理查德，有你的电话。”是特雷弗打来的：“恐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收集不到足够的钱同珍妮？杰克逊签约。正如你知道的，我们预定在今天签约，但是新斯科舍银行拔腿溜了。我们需要一千一百万美元，肯认为我们最好告诉她，我们今天筹集不到这笔钱。”我一边听特雷弗的电话，一边看着我的靴子上融化后在平整的地板上留下一滩水。我在想可以把什么资产转移过来筹集这笔钱，我既不愿推迟到下星期，也不愿放弃前言，这会让我们的对手有机会偷偷溜进来同她签约。彼得？加百利走过来，我下周还要付给他大约两百万英镑的版税。
24我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19914—19917）（1）
等彼得消失在视野外，我才询问版税的事情。他说：“下星期我们大约要付出五百万英镑，包括给彼得？加百利的一大笔钱，”“好的，我们可在那上面做些文章，我相信彼得不会介意，”我企图让自己相信，“我会给他买杯酒，但是还需要什么？”如今伦敦正值早上，而在瑞士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必须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完成洛杉矶的生意。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唯一对我们有利的是洛杉矶还没人醒来，我们还有十五个小时筹集资金。我们很快地比较了种种选择：我们可以要求富士产经给维珍唱片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要求西武集团
给维珍航空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看看从维珍通信能剥离出多少现金。我又想出些主意：出售内克尔岛，出售我在伦敦的房子，把我们的一些艺人转签出去。问题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知道富士产经和西武集团都不会随便给出一百万美元，更别提一千一百万美元了。实际上，西武集团在酒店业的大量投资由于海湾战争正蒙受巨大的损失。看来我们没其他任何方法募集资金，只有再去依靠新斯科舍银行。“你还在伦敦同银行家们谈吗？”我问。“是的，”特雷弗说。“好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我建议，“如果你去见多伦多的主席，那么他或许会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我去见他们的副主席布鲁斯？伯明翰，”特雷弗说，“我十分了解他。我去找航班。”“航班是什么时候？”我问。“一点有一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
新斯科舍银行的布鲁斯？伯明翰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我打电话给在洛杉矶的肯，那边还是半夜，但显然肯还没有睡。“特雷弗正在去多伦多，”我告诉他，“我们正努力让新斯科舍银行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来。” 肯沮丧地说：“我们必须在傍晚之前完成这笔生意。”他已经非常努力地谈成了这个合同就只等签署了。
飞到多伦多需要八小时，在瑞士的午后喝茶时间，肯已经起床，在比华利山庄开始同珍妮律师进行最后的会谈，他们最后再次检查了合同。彼得、琼、孩子们和我一起吃了顿晚饭。特雷弗在多伦多时间下午三点到达多伦多，在新斯科舍银行停止业务之前到了这所银行。早上三点前，采尔马特村的旅馆大厅里一片寂静，孩子们和彼得都睡熟了，连值夜的守门人也消失在背后的办公室。我坐在投币电话旁的塑料沙发上，焦虑不安，想象着特雷弗和布鲁斯进行的会谈。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特雷弗和布鲁斯从新斯科舍银行的食堂打过来的，我盲目地保证珍妮？杰克逊下张专辑的销量会达到她的兄弟迈克尔的《thriller》的销量。虽然布鲁斯？伯明翰明白这张专辑对维珍的价值，但是他不愿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对他来说，安逸的选择就是骑墙观望。
“我们需要现在做出决定，”我说，“我坐在旅馆大厅里，这儿将近凌晨四点。感谢上帝，肯在洛杉矶谈判，如果他在香港签约，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失败了。如果我们要签下珍妮？杰克逊，就必须在洛杉矶下班时间之前拿到银行汇票。”“这大概就是信任，”特雷弗说，“维珍从来没有拖欠你们的任何贷款。这次也一如既往。”
“特雷弗，”布鲁斯说，“我能信任你们吗？否则我会死的。”“是的，你可以。”接下来陷入长久的沉默。“我猜想伦敦支行的人会对我无比愤怒，”布鲁斯最后说，“但是无论怎么样，珍妮？杰克逊是位了不起的女士。让我们继续完成这笔生意。但是我可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又花了烦人的两小时从新斯科舍银行的洛杉矶分行取得银行汇票。洛杉矶时间下午五点，当特雷弗和布鲁斯在多伦多欢度晚餐，而我正在补觉时，一张一千一百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到达了比华利山庄的会议上，并且转给了珍妮？杰克逊的律师。珍妮？杰克逊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任何问题，她和肯愉快地签署了合同。“该死，”她的一位律师说，“我们应该早点。我们要等到周一才能把它换成现金。”
由于我们仍然需要在珍妮制作专辑时付给合同中的费用，所以我们继续想法子把资产套现。特雷弗和罗伯特设法将世家电脑游戏在欧洲的经销权卖回了母公司——日本世家公司，我们需要现金，虽然没有银行家对该经销权估价很高，但是我们卖出了三千三百万英镑，这次出售的时机也非常好：一年后电脑游戏市场到了谷底，而日元飞速升值，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经销权变得一文不值。
1991年6月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看到一捆简报中一份叫《对维珍的控诉》，记者是弗兰克·凯恩，他说：“维珍的一位乘客显然对上星期豪华商务舱的服务不够满意。在来宾登记簿上有一条这么写到：”不奇怪你们的老板会用热气球环游世界。‘“
我蜷曲在货车里等待信号。这时是1991年7月7日凌晨四点，希斯罗机场外的环形路上。我们雇用了一台起重机，把印有维珍商标的红旗慢慢地挂在停机坪上的协和飞机尾翼上，把写着“维珍领地”的告示牌放在英航告示牌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纷纷从我们旁边的货车中跳了出来，架起了自己的设备。为了庆祝这个时刻，我穿着织锦缎双排扣常礼服，一只喂饱了的鹦鹉在我肩上晃动，我还在左眼蒙上眼罩，别着一把有剑穗的长剑。
交通越来越繁忙，经过的汽车都停下来拼命按喇叭，司机们高声欢叫，不久警察过来看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笑得非常开心，”警察说，“但是英航要求我们逮捕你。”“那么你们会逮捕我吗？”我问。“当然不会，”警察笑道，“我告诉英航，世界不再受他们控制了。”
我打扮得象个海盗，因为金男爵曾经这么叫我。他觉得我正在“抢劫”他的航线和在应
该属于英航的收入。我决定按照他的话，通过把维珍标志放在尾翼上来“绑架”协和飞机。我之所以这么打扮的原因之一是让摄影记者好拍照，登上报纸来推广维珍品牌。
1991年7月7日维珍开始在希斯罗机场飞进飞出。就像休曾经预言的那样，我们提供飞往肯尼迪机场、东京和洛杉矶的三条航线的销量增长了157月14日英航的内部刊物《英航新闻》登出《维珍四处抢频段》的文章，再次抱怨说允许低价竞争者同他们竞争是多么不公平。接着7月16日，金男爵在英航的年度大会上宣布英航将停止给保守党的年度捐款。金男爵没有料到这恰恰泄漏出真相，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给保守党的捐款保证了他们的特权。一些评论家指出自1987年英航私有化以来所捐出的18万英镑曾帮助他们在交通部的听证会上获得同情。
实际上，英航不仅仅是捐款给保守党。这个夏天，我同一群下议院议员喝酒，听到其中两位聊他们的假日计划。“你见过你的旅行代理吗？”一个问。“不，我只是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一张免费机票。”“谁是旅行代理？”我问。“当然是英航！”他们齐声回答。当金男爵停止捐款给保守党时，我希望事情对他们不利，也希望政府鼓励更多的竞争。英航年度大会后一天，英国内陆航空主席迈克尔？毕晓普爵士和我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祝贺英国政府放开了希斯罗机场并支持这项计划。
然而，1991年7月，希斯罗首航的兴奋劲过后，我们三年内都受到压制未能开辟新航线，直到1994年开始飞往香港的航线。总言之，这是一个航空公司攻击自己的弱小竞争者采取的最无情、最激烈、最狠毒的攻击之一。
第十三卷
25告那个混蛋！（199110—199111）（1）
虽然我们签下了珍妮，但是我越来越担心西蒙对维珍唱片的投入。他已经不再发掘新人了，两年来维珍没有推出一个有影响的新乐队，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出新乐队是一家唱片公司动力所在。虽然我明白西蒙担忧如果维珍航空稍有不测，就会危及他在维珍唱片的股份，但是同样地，我也担心他对维珍唱片的不投入会损害我股份的价值。他的心不再在这项业务中了，看起来对他私人的项目更感兴趣。
维珍航空在同英航竞争中辛苦煎熬，为了给每次航班提供服务，我们的工程队伍不得不在希斯罗和盖特维克间一天跑三四次。如果一个机场的航班延误，就会大大影响另一个机场。威尔曾听说金男爵在四处骄傲地宣布“保卫希斯罗机场的战役已经取得胜利——维珍要倒闭了。”除此之外，英航正在悍然窃取我们的乘客。我们有两份报告说，英航曾打电话给一位在家的维珍航空乘客，企图说服他们改乘英航，我们的员工也亲眼目睹英航员工在终点站游说维珍航空的乘客改乘英航的飞机。夹在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之间，我脚踏两只船。另外和这两家公司搅在一起的是罗伊德银行，因为罗伊德银行给维珍航空的贷款是由维珍唱片担保的，这也是西蒙担忧的症结所在。维珍航空的麻烦引发了维珍唱片的隐忧。整个夏天，西蒙、特雷弗、肯、罗伯特和我都在努力想出解决之道，虽然我的脑海中跳出过出售唱片公司的念头，但是有关维珍航空的谣言达到了高峰，我必须马上予以干预。
当我1984年创建维珍航空的决定违背了西蒙的愿望，我们的友谊再没有全然恢复。他认为我象疯子一样把我们辛苦建立的每件东西置于新的冒险中。他现在只想保护他的财产。他当然不希望眼睁睁看着它压宝在维珍航空上，他感到这这个维珍航空的价值已经被冬季价格战毁坏了。我们请教了投资银行专家约翰？索顿，希望他能指点迷津，最大化实现维珍唱片的价值。我宁愿部分出售这个公司来为维珍航空筹措资金，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显然西蒙对部分出售没什么兴趣，他打算售出整个公司，清楚了断。肯则告诉我，他不介意维珍集团的变化，无论怎样他都会一直留在公司。从某些方面说这使将公司出售的想法更容易考虑：肯会留下来，细心照顾员工和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