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接着它下降了五百英尺，然后更多。
“我们不要下降的太快，”佩尔说，“我们必须烧燃料，重新上去。”他关上通风口，热气球继续下降到三万五千英尺高。然后又得开始再次点燃火炉以留在急流层。我们面临失去燃料罐的问题，同圣何塞飞行中心的联系后，很快有了计算结果，如果我们要在燃料用完前到达陆地，那么飞行的平均速度必须是每小时170英里，是以前飞行速度的两倍——机会太小。
“夏威夷怎么样？”我问，“能准确在那着陆吗？”“那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不可能！” 佩尔说。“可是我更怀疑美国是否可行。”我低声说。
通过无线电询问下面的情况，麦克激动地告诉我们：“刚同在这一区域的货船通完话，他们说风急浪高，糟透了！你们不能在那里抛弃热气球，没有船可以过来救你们。浪有50英尺高，如果船掉头过来，大浪会把它劈成两半。明白了吗？完毕。”“按你们现在的高度继续前进，”鲍勃接着说，“急流相当强。”接着，无线电突然断了。
接下来的六小时，由于周围糟糕的天气，我们在一个高频屏蔽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在太平洋某处上空，几根钢缆挂在一个巨大热气球下，剩下的燃料罐在飞行舱边摆来摆去就像一串项链。我们最主要的三个参考点是全球定位系统、我们的手表以及高度计。每10分钟或者15分钟，我们就会看一遍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我们相对地面的水平速度。佩尔开始觉得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他喃喃而语，躺在了地板上。只有我一个人了。飞越大西洋时我更像一个乘客而不是个飞行员，与那时不同，我现在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要成功着陆，唯一的机会就是保证热气球一直在急流层中间，这个地带只有100米宽，仅仅相当于热气球的四倍，但是呆在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周围的天空一片漆黑，几乎看不见飞行舱外，我坐着，佩尔躺在地板上昏睡，似乎我们就要死了。仅有三个燃料罐，我们会在距美国海岸几千英里时用光燃料，不得不迫降在海上。很可能是晚上，迈克已经告诉我们地面的天气糟透了——真他妈的糟透了——没人能发现我们，如果我们想活下去，必须驾驶热气球再飞行30个小时。最后生存的机会是驾驶热气球飞行在急流层中央。我把所有有关死的想法抛在脑后，注意力集中到刻度盘上。
虽然我不信上帝，但是当我无助而又脆弱地坐在已经毁坏了的飞行舱里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有个神灵进了飞行舱，正在帮助一路我们，我们正开始快速地飞行，接近所需的每小时170英里的速度。丢弃燃料罐之前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已是非常好了，现在的速度就是个奇迹。虽然我使劲扇自己耳光，确信我没有产生幻觉，但是每过15分钟速度就会上升：每小时160英里，180，200，甚至240！这太使人震惊了。
即使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飞行，依然花一个小时飞行两百英里依然花一个小时，我们还剩下6000英里。我拼命地掐自己以保持清醒，突然我看见头上的玻璃顶冒起一股可怕的火光，着火了，燃烧着的丙烷块四处滚动在玻璃顶上。“佩尔，”我叫嚷着，“我们起火了。”佩尔突然站起来，向上望去，他的反应快得不可思议，立即做出了决定。让它上升，“他说，”我们必须上升到四万英尺，那儿没有氧气，火会熄灭。“
我点燃火炉，热气球开始上升，外面的温度只有零下70度，只要有一个炽热的火球击中玻璃，就会爆裂。我们上升到三万六千英尺、三万八千英尺，得戴上上氧气罩，否则玻璃顶破裂或者融化，我们就会因缺少空气压力而死。我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在缺少氧气的四万英尺高空，玻璃顶上的丙烷火苗才会熄灭，但是火炉也会熄灭，如果火炉在丙烷火球前熄灭，那么在我们就会掉回到三万六千英尺，而丙烷火球继续威胁着玻璃。我们上升到四万三千英尺，火炉发出轻细的爆裂声，火球终于熄灭了。佩尔打开热气球顶端的通气口，我们回到下面，浪费了宝贵的燃料。
我们又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飞行了一个小时，我不断地对着摄影机说话，想象自己正在同琼、霍莉和山姆谈话，不停地瞎扯，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爱他们以及我们将在美国着陆。在漆黑的大洋上，我们呆在小小的金属飞行舱里旋转于平流层中，除了苹果和一些巧克力，什么都不敢吃。我在日志上写道：
“飞行了17小时4分，感觉有一生那么长。接近日界线了，当我们穿过日界线时，我们就将打破自己创造的热气球的记录。然而，现在我们丧失任何帮助，坐在倾斜的飞行舱里，浪费了一半的燃料。不知道战争是否已爆发，因为同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未必会到达海岸，但是情绪高涨，我们飞行的速度太惊人了！”
依然没有联系上圣何塞控制中心，我写道：“事情看起来令人非常绝望。这时我不能确认我们将到家。”
然后，就像我们突然中止联系一样，我们的联系又恢复了。我从无线电设备上听到话音，这时联系已经中断了6小时10分钟。迈克曾经以为他已经失去我们了，因为两艘他联系寻找我们的船只报告说看见残骸了。
“迈克，是你吗？”“理查德，你们在哪？”“坐在太平洋上空的一个锡罐里。”我们如释重负，几乎流下了眼泪。“我们认为你们一定迫降了。上帝，我们还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我们很好，”我撒谎，“虽然丙烷在我们飞行舱上引起了火灾，但是现在已经熄灭了。”我告诉了他们我们的位置。“除了没有足够的燃料回家，还有什么问题？”迈克想知道。“没有了。我们依然歪斜，当然不会再扔掉任何燃料罐了。”“海湾战争爆发了，”一个女孩说，“美国人正在轰炸巴格达。”是佩妮，她也在控制室。
我想起我在巴格达机场碰到的士兵，海湾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如果我们确实迫降，一定没人会关注。鲍勃通知说：“我算出了你们的路线，你们需要立刻下降，你们现在所在的急流不久将折回日本，你们将会被放逐在太平洋上。如果你们从三万英尺下降到一万八千，你们或许可以进入向北的一股急流，它正冲向北极，但是至少那儿是陆地。”
我们关掉火炉，开始下降，五小时后鲍勃让我们再次上升，回到三万英尺的高度，以每小时两百英里的速度往西北飞去。我感到凡事皆有可能，而且奇迹仍在继续。我们的速度非同寻常：每小时210英里、220……突破了所需的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正平稳地向加拿大海岸飞去。燃料维持得不错，速度保持得很好，佩尔和我开始相信安全着陆没问题。
经过36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穿过了加拿大北海岸。即使我们现在正飞往落基山脉——肯定是最荒凉的地方之一，但至少那是陆地。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感觉难以让人置信。在我们飞越落基山脉时，我们用无线电联系上了当地地面控制中心——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把你们的救援信号灯打开，”他们建议，“现在遇上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风速达35英里。”我们的兴奋变成了绝望，救援信号灯每隔五秒钟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嘟嘟声。我们曾经期望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却在洛杉矶3000英里之外，飞入北极的暴风雪中，恶劣的暴风雪会撕碎热气球，我们就会从天空中掉下来，像丹羽文雄那样死去。我们必须在黎明后立即降落，如果拖延三四个小时，太阳就会加热热气球的气囊，我们将继续飞过格陵兰岛，深入北极，失去同任何救援队的联系。
我们在暴风雪中，以大约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急速向前旋转，我的任务是让热气球着陆。750英尺高时，我打开舱门，冷空气和雪花扑面而来，我爬到被冻住的飞行舱顶部，抓住钢缆，侧身把安全栓拔出扔到暴风雪中，它们是用来在碰上雷电时防止螺栓着火。我在那蜷缩了一分钟，注视着旋转在我周围的雪花，仅有的灯光是头上巨大的桔色火苗。热气球运动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是因为你和风速一样快，所以你听不见风声，你的飞行速度有每小时150英里时，如果你将薄纸放在飞行舱上，从理论上说，它不会被吹走。所以，虽然我们在暴风雪的中心，但是觉得非常安静，我被雪花消失在火苗中的景象迷住了。然后，我环顾周围，看见了脚下的大地，意识到这么黑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下方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我朝佩尔大叫：“不要降得太低，下面全是森林，我们走不出去。前方有块空地。你能看见吗？”“准备着陆，”佩尔一边叫一边熄灭了火炉。
爬回飞行舱，我们降落了，以大约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撞上地面，发出一声巨响，一路滑行。不幸中之大幸是在气囊飞离我们之前飞行舱停住了，我们立即扳开阀门，手脚并用地爬出来，害怕飞行舱将和最后的丙烷燃料一起爆炸。我们拥抱在一起，在雪中跳了会儿快步舞。银色的热气球气囊悬挂在松树林上，风正吹得它四处乱晃，飞行舱没有爆炸，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0度，如果我们回不去，就会冻伤。我们再次爬进飞行舱，用无线电联系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我们已经着陆，我们到了。”“你们在哪里？”“着陆在四周有森林的湖上
。“”这是个结冰的湖泊，“一个简洁的加拿大声音回答道，”很安全。唯一的麻烦是你们周围大约有80万个湖泊，湖边全是树林。“
我们不得不在飞行舱里再等上8个小时，佩尔的一只脚和我的一个手指冻伤了，我们蜷缩在一起，半睡半醒，吃着补给，极度渴望得到温暖，这8小时中每隔5秒钟，紧急呼叫器就叫一次，几乎刺破我们的耳膜。我们的着陆地点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有300英里，距离最近的道路有150英里，这片荒野大约有英国的两百倍。“我们已经飞行了6761英里，”佩尔带着疲惫骄傲地说，“我们的飞行时间是46小时6分钟，平均速度是147英里——这些都打破了记录！”“我只渴望一杯热咖啡，”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还有篝火、阳光海滩。为什么我们不降落在加利福尼亚？”
“下次，最后一次飞行，”佩尔开始梦想，“环绕世界！”我想知道我是否疯了，还去考虑同他再次合作。相对其他任何人，他将热气球飞行的技术推广到极限，但是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之间没有建立起坚固的关系，但是佩尔没有团队精神，他很孤独，经常难以理解，很容易批评别人。我的成长经历却告诉我要寻找人们的优点，尽管这样，作为两个性格相反又相互尊重对方优缺点的人，我们仍然和平相处。他也必须忍受我们所做得每个项目都命名为“布兰森”或者“维珍”，当然，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比绝大多数人一生所经历的还要多。
终于听见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它盘旋在上空，降落在我们旁边。我们拿好装录像带带的包和飞行日志，摇摇晃晃地进了直升飞机，佩尔由于冻伤只能一瘸一拐地走。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了耶洛奈夫的一个小机场，一圈圈黄铯的荧光灯在大雪中模糊不清，我们嘎吱作响地走过雪地，来到飞机棚，打开门踏进去时，威尔、爸爸妈妈、佩尔的妻子海伦和一些来自耶洛奈夫的人在那里，当我们走进去时，他们欢呼起来。“来一杯冷啤酒，”威尔叫道，“只有这个了。”佩尔和我打开瓶塞，向每个人喷洒。“你们成功了，”妈妈说。“不要再做了，”爸爸说。“你什么意思？”佩尔开玩笑说，“我们下次将环绕地球。如果那些燃料罐还在，那么现在我们在英国。”“你看了我给你的信吗？”妈妈说，它还在我的裤兜里，“这封信是一些日本小学生写的。你必须把它交给你着陆地点的当地孩子。”耶洛奈夫的一位地面人员带了六岁的儿子来看两个从日本飞来的热气球驾驶员，所以我单膝跪地，把信交给了他。“日本的一些孩子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你也许有一天去那儿，但是别乘热气球！”
我们在镇上最大的餐厅吃了顿饭，耶洛奈夫的半数居民都到了那里，吃饭时新首相梅杰发来一份传真，祝贺我们飞行取得成功。第二天我们飞经西雅图到了温暖的洛杉矶，在那里坐上了回伦敦的飞机，报纸上说入侵后股票市场飞涨，看着多国部队如此猛烈的火力，很难想象伊拉克可以长时间坚持。我同机务人员谈话了解到航班是多么空，一位飞行员警告我海湾战争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持续相当时间的大衰退。“所有的轰炸结束，萨达姆死后，”他说，“世界将突然发现主题将不是‘所有战争之母’，而是‘所有衰退之母’。
22飞向暴乱巴格达（19911 -19912）（1）
1月25日是星期五，我们在罗伊德银行的账户经理西德尼坐在沙发边，心不在焉地摆弄纸笔，拒绝喝杯咖啡，对上周飞越太平洋的事情毫无兴趣，也不愿看我的眼睛。他的举动让我不祥地想起我以前的考茨银行经理。
“周一我参观了欧洲航空，周三我去了丹航空公司，”西德尼开始说，“我怀疑你们同样深陷麻烦，恐怕我们要收回在那两家公司的贷款，也看不见你们怎么能够让维珍航空运营
下去。“显然这就是他的想法，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或许是航空工业史上最差年份中的最糟一周。虽然维珍集团在银行的贷款额正式为两千万英镑，但是现在已经为五千万英镑。他们星期一访问了欧洲航空公司，随后收回了贷款，所以这家由哈里领导的欧洲最大的独立短途航空公司于本周五宣布破产，4000名员工失业。
海湾战争仍在继续，航空燃料每加仑的价格仍然高于12美元，旅客们也不愿飞行，尤其是乘有国旗标志的飞机，在外行看来，航空陷入了灾难。然而，维珍集团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很好：仅仅靠出售日本世家的设备，维珍通信当年的销售额也会超过一亿五千万英镑；西蒙和肯的唱片销售也进展顺利；维珍公司的歌手保拉？阿卜杜和史蒂夫？温伍德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位居前两名，布赖恩？费瑞则在英国排行首位。海湾战争和愈演愈烈的衰退没有影响唱片销售，虽然维珍大卖场盈利不多，但是也没造成什么损失。
维珍航空是我们最大的负担，但是潜在的前景依然让人振奋。维珍假日照常运营，总经理让？希姆斯预言今年度假者的数目将从去年的八万三千人增加到十万，增长率高达20让把维珍假日打造成维珍旅行旗下最盈利的一部分，而且他的预测从不会失灵，所以我深信不疑。假设维珍假日的平均价值是每人730英镑，那么仅仅从这些顾客身上我们就能得到7300万英镑的销售额，况且他们都得搭飞机。货运方面也传来好消息：到日本的货运价格确实在上涨，成功经营我们货运部分业务的阿伦指出太多的航空公司暂停了远东的服务，因而他现在能对发往日本的货物增加费用。“我们现在往那边运什么？”我问他。“你绝对猜不出来，”他说，“大部分是苏格兰熏鲑鱼和威士忌，然后我们运回电脑游戏。生意兴隆得不得了。”
维珍的政策经常是把我们多余的现金重新投入到这个业务中去，因而我们的利润和亏损表无法充分说明潜在价值。虽然这项政策长远看来是有效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有了危机，就会掩盖真实的情况，意味着银行担心我们的短期利润和我们归还我们当前利息的能力。特雷弗向西德尼解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既没有包括维珍品牌自身的价值，也没有包括同维珍艺术家的合同价值。“看，”我告诉西德尼，“简单说，我们有很好的业务。仅唱片公司今年的利润就有三千万英镑，还不包括在美国所进行的大笔投资，它明年的利润预计是七千五百万英镑；维珍通信和维珍零售也在盈利。航空公司、度假公司和货运公司也会在今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