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将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干地方式，减少水灾、增加灌溉面积。
其四‘平物价’，乃是由朝廷出巨资，在中都、洛阳、襄阳三地设立市易司，任务是在丰收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收购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贩趁机压价，避免谷贱伤农、米贱伤农；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灾等粮食紧俏之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出售，同样为了抑制不法豪强囤积居奇，讹诈百姓。
双管齐下，可以让百姓的生产生活更保险，不至于轻易破产，沦为佃农。正像诏书中所说，‘权贵贱，通有无，以平物价、济黎民，所以抑兼并也。’
从以上四条可以看出，秦雷的变法旨在‘安民’，尽可能的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他地设想是，十年之内使绝大多数可以养活一家老小，不至于逃离乡里，成为危害社会的流民。二十年内，能让半数人家，家有余财……至少逢年过节能想买点啥就买点啥吧！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秦雷这法子对百姓、对朝廷都有好处，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会太高兴。那就是原先不交税不服役、还可以随意驱使民夫做这做那、时不时还能靠着囤积居奇，发笔大横财的既得利益者们。
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暂时撵出朝堂的士族老爷们，甚至未来也会包括刚刚跻身朝堂的新贵们。秦雷虽然对那些官僚不报好感，却也知道自己终究还是要靠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的老百姓……
前唐太宗说：‘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拥戴确实是很伟大地力量，但大多数时候却不顶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着那帮子老西儿门阀夺下来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这句话地重点，是在最后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老百姓那温顺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狂暴地力量。这力量足以毁天灭地，改换新天。
因为畏惧。所以爱民。古来贤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帮得上这些至尊地，却还是那些不怎么可爱的官僚，以及他们所代表地各种势力。
两边都不宜太过得罪，这便是一个矛盾。秦雷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谁也别革谁的命，都得点好处、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没有技术含量。却相当的管用。
这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要变革，要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须让大户们停止对百姓的盘剥压榨。但要是单纯让大户们吃亏，他们就会不乐意，就算不跟秦雷对着干，也绝不会与他合作的。
如果把这些人都逼急了，一样会出大乱子。所以秦雷地后四条。就尽量向士大夫们倾斜……
……
比如说第五条‘重科举’。《新政》上明确指出，科举将是国家取士的唯一正途，本着‘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进行官员选拔，除此之外所有的方式全部予以废除。
这条发令是秦国选官制度的进步，是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科举的拨乱反正。是对察举制、征辟制和荫庇制，最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地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
新法中重申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两部分。强调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不分轩轾、无论尊卑’。
但话虽如此，可国家终是需要文臣来治理的，且武将更重视的是战功，谁能打仗谁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举，你是第几名；我出身哪年武举。我是第几名。
所以武举地地位不如文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
而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参加武举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的占大多数，参加文举的人中，却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在世人眼中，当兵扛枪是粗人干得活，虽然立功容易，可也太过危险。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着手脚粗壮，又练了些刀枪棍棒，便想着通过这个途径参军，搏个军功出来……至少不用从头做起了不是吗？
而文举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首先在这个年代，读书是一件很奢侈地事情……束脩贵、书本贵、笔墨贵、白纸更贵。保守估计，一个学子从入蒙地《三字经》，千字文开始，直到把四书五经读下来，共需要十年时间，这十年里一个壮劳力完全搭进去不说，仅各项花费便达到二百两银子，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别提连饭都吃不上地贫苦人家。
所以那些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考中状元郎的事迹多半属于励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尔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一百个人里能有一个识字的就不错了。所以百姓对读书人有着天然的敬畏……别说你考上进士，就是个秀才都要让人肃然起敬的。
所以当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后，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绝对属于有文化的那一类。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导的公平科举中，他们考中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士族和平民。
这就是秦雷对士大夫的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的构想中，庶族地主将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挤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于那些被撵出权力圈子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条‘兴工商’和第七条‘畅交通’伺候。兴工商便是鼓励工商。这可能是全部变法中最叛逆地一个，因此历朝历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乱国之人，认为他们囤积居奇，扰乱当地经济秩序，且唯利是图，与道义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说他们是放屁，没有商人的买卖转运。那荆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阳城，巴蜀地中的井盐也到不了中都城。那全国各地的农民兄弟就只能自己生产了自己用。华夏经济也要倒退千年。
至于如何对付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样的行为，秦雷早在第四条平物价上有了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必赘述。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秦雷还是认为瑕不掩瑜，他觉着商人的地位应该更高，因为他们是社会生产生活地加速器。有了他们，生产者才能尽快的卖掉所产的货物。缩短生产循环周期，而消费者也能及时的获得所需的产品，大大刺激了消费。所以把商业搞上去了，其他的行当都会被注入一阵强心剂，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秦雷十分清楚，国无农不立、无商不富，因此在确立农本地位地同时，他也不忘发展工商业。具体举措有三条：第一。取消全国州府及以下地方设卡收税的权力，一批货物在省内流转，仅需交一笔商业税即可，之后只要不出省，便不会再征税，体现税不重征的原则。第二。降低税率，把原先五征一的商业税降低为十五课一；第三，取消对商人的一切不合理限制，明确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
为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条‘畅交通’，有句俗话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宽敞平坦的马路，交通就会便利，就不愁生产出来东西运不出去，就不愁东奔西走。就会大大降低商人们的成本。可谓是如虎添翼。
而且有了四通八达的宽敞道路，可以显著拉近城与城、府与府之间地距离。有利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利于国家安全，所以秦雷将通畅交通放在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但这些事情他当然不会亲自去做，而是将会采用复兴衙门的方式，在全国各省组建类似的机构，同样是皇室，官府、豪族三方合营，同样是豪族贡献巨额财富，官府大开方面之门，秦雷为其提供庇护的模式，将辖区内地工商业，交通业全部交与其打理，收益也按照既定的比例，皇家拿两成，朝廷拿四成，豪族拿四成。
秦雷这样做是有底气的，且已经在南方进行了试点，其效果之好、收益之大，让其他省的士绅豪族眼红到睡不着觉……复兴衙门那高涨的价格便是明证。而且秦雷早就规定，复兴衙门的议事，及其近亲属，不得在南方两省官府任职，人为为其划分了一道界线。
这样资产的拥有者不直接参与管理活动，但可以有效的监督、钳制、甚至是提请罢免相关的渎职官员，如此一来庶族地主执政，士族地主监督，一个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秦雷地良苦用心，在这件事情上体现地淋漓尽致。
……
至于最后一条‘整军备’，是关于大秦军力上的安排，诏书上语焉不详，我们只能知道，朝廷似乎觉着现在地兵力够用，没有再次征兵的打算，但军费拨付却悄悄上涨了一倍，显然是要走精兵路线了。
第十卷 腥风血雨 第六四一章 开始了
除了这八条尚算创新的法规之外，《天佑新政》还用了大量篇幅，将一些社会各界约定俗成的规矩法则，全部落在了纸面上，赋予其不容置疑的法律的地位。
这些旧约新法林林总总有百条之多，既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政体阐述，也有‘尊老敬老、善待妇孺’的行为规范。其中竟没有一条与民风民情相抵触，完全可以看成是大秦朝的民众生活教材。
与《新政》诏书同时下发的，还有天佑陛下与武成王那次书房谈话的实录，只不过关于继承人选择的那一段，被天佑帝删节去了，没有刊行在册。秦雷问其原因，他很直接的告诉秦雷：‘你现在还没当上皇帝，难免不把这皇位当回事，可日后登基久了，说不定想改变主意。所以如果真想这么干，就在你坐上龙椅、把事情想明白之后，自己再去下旨吧！’
但仅是这些，足以震惊天下，在整个夏天里，从士绅大族到平头百姓，都在热议着这部法令……无论身在哪个阶层，从事什么行业，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话题，令他们全神贯注，却又兴致盎然全部或者部分条款。
全部研究的不外乎三种人，士族地主、庶族地主和朝廷官员。他们希望通过对这部发令的解读，为全面的解析此次变法对自身的利弊……不止是眼下的，还有将来地。只有有利可图。或者至少利大于弊，他们才会支持或不反对这次变法，要是所受到的损害超过了承受范围、且无法在变法中得到弥补，那么爷们们说不得要起来斗一斗……好吧！就算你武成王权势熏天，俺们不敢当面锣对面鼓，但下绊子、使阴招总是可以吧？
所以在发令颁布之初。上流社会普遍不看好这次变法，皆以为是‘年青人的理想主义’。必然不会持久。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只要有一部分人得利，另一部分人必然会受损，受损群体必然会奋起反抗，即使眼前被压住了，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日后总有翻身的时候。
但结果出人意料。无论是哪一方。都对变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自己是收益一方，至少是没吃亏……
对于世家大族来说，他们早就对南方那个复兴衙门垂涎三尺了，那强大的财力人脉汇聚在一起，足以抵御任何风险，产生难以想象地收益，造成绝对可怕的影响力。乃是保持家族长盛不衰地不二法门啊！
知道复兴衙门是什么吗？是控制！是垄断！那帮南方土财主已经完全控制了江北和山南二省的财政民生，完全垄断了两省的运河交通、银铁矿藏等一系列经济命脉。天下还有比这更舒坦、更暴利的营生吗？
所以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削减了脑袋，想往复兴衙门里钻，无奈国人地域意识及排外思想极为严重，根本不容许外乡人甚至是后来者加入。再加上秦雷预先设定的规则十分严谨。以至于复兴衙门成立至今，竟没有哪怕一份话事权外流，这才打消了这些外省人的觊觎之心。
现在王爷大开方便之门，要让各省或者相邻两省分别组建各自的‘复兴衙门’，对于这些大族来说，简直是干柴烈火，不激动都不行。
当他们得到了这只朝思暮想地，会下金蛋的母鸡后，什么重新丈量土地，什么官绅一体缴纳丁税、什么科举选官之类。都变得不那么刺挠人了……他们可都看到了。南方士绅对待官府的态度，那叫一个牛啊！完全将其放在眼里。
而官府却只能小心赔笑……这也是没办法的，比起士绅云集的复兴衙门，无论是人脉、实力、还是威信，两省官府都差得远呢。
不干活能拿钱，还比官府更体面，嗓门更大，这才是我们要过的生活嘛！
我们本来就是高贵无比的士族子弟，本来就厌倦官府那些管理俗务，本来就应该享受轻松自在的奢华人生……难道还有比‘复兴衙门’更好地选择吗？
当然他们也不免要担心，如果把朝堂全部让出去，万一哪天风向一变，会不会鸡飞蛋打，人财两空了呢？
但这个担心很快消失不见，因为他们从附在《新政诏书》的‘奏对实录’上，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六部以下、省州府县，皆出于科举；然台谏则由各省复兴衙门推举。’再比照‘实录’
……
而对于庶族地主来说，那‘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以及‘重科举’两条发令，也是深得他们的欢心。
大秦朝进百年来，早已经形成了大地主家族统治城市，小地主家族统治乡村的稳定格局。大地主便是士族，小地主便是庶族。在新政出现以前，士族向来是通过官府控制县城以上的大城市。
而县以下也有一套乡、保、甲的机构直接行使政府地职能。但策划指挥之大权，却同样都掌握在士绅手中。这种习俗可谓历史久远，自从秦汉时期便是这些不支朝庭奉禄，不受朝庭官位，也不占阔绰公堂，而是守居乡村的士绅，对乡镇村屯进行间接的管理。
这便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
你可能要为，士绅既不在朝，也不支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绅权又从何而来呢？原因很简单，有句古话说得好，叫‘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只有保持相当的影响力，甚至直接掌握一定地权力，才能更好的维护家族利益。
而且儒家文化中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良传统。大丈夫就应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在这些读过书的庶族地主看来，要实现个人价值，势必需要通过造福一方的社会活动才能显现出来。所以他们去干也是自愿地、乐意地。
但乡绅们有个最大地苦恼。那就是没有名分！以至于虽然如此做了千年，但在与官府交涉中总有些底气不足。虽然平日里知府那样地高官，对他们都能客客气气。但真要翻起脸来，一个小小地县令就能跟他们拍桌子骂娘！
谁让大家一个是官，一个是民呢？
现在好了，《新政》里明确规定，‘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明明白白的赋予他们对乡里的管辖权。
再说朝廷整顿科举之后，想当官就要靠真才实学了，对于这些家境富裕、子弟多读书的中小地主来说，真是天大的利好消息。
之前不敢奢望的庙堂之上，终于变的现实起来，而且终将为他们所掌控。
到那时，进可居庙堂之高、治国平天下；退则处江湖之远、保一方平安。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至此，庶族地主对改革，对武成王地支持毋庸复言。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们将坚定不移站在秦雷身后，誓死捍卫改革的成果。
……
而对于人数最多的普通农民阶层来说，想要让他们高兴、死心塌地跟着走。其实是最容易的。秦雷不过是将百姓头上不合理的税负砍掉，轻徭薄赋，取消劳役，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有更多的粮食养家糊口。
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做。既没有赋予他们政治上地特权，也没有为普及教育拨款，甚至连往昔被大户巧取豪夺的田产，都没有帮着夺回来，但大秦南北的无数乡村之中。几乎家家供奉上他的生祠。把他当做救苦救难的菩萨，日夜供奉。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妇人汉子，都将其奉若神明，听不得人说他半个不字！
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这样感恩图报，可千年以来，却没有几个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