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好前还往后捋了捋头发，好像正在约会。他拥抱了她一下，转身问泰勒：“你在五角大楼有没有照顾好她？”他依然是如此光彩照人，和蔼可亲，不过莫妮卡就是生气，气他这个周末不能抽空见她。
这时候，她还给贝蒂打了电话。后者说她第二天——12月6日，周六——要带一批参观者去白宫走一趟，还说她会争取让总统赶在律师来之前，在清晨见她一面。
莫妮卡这晚回家后，孤独忧郁。她思绪万千，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憧憬着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对爱情走到末路的悲伤，担心在纽约找不到工作，还有更为沉甸甸的思索：她即将永远没机会和总统单独相处，没机会再和他像和一个男人，而非总统那样说话。
一回到自己的公寓，她决定如实告诉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开始在电脑上写信。是思考，也是后悔，她试着表达对他的感情，总结他们爱情的实质：“今天，看到你是如此悲伤，因为我为你再次抛弃了我而愤怒，我只想屋里的人统统消失，只有你拥抱着我。”
她接着说自己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每时每刻只想着和他在一起。她记得当他送她的《草叶集》点燃了她心头的火焰，让她明白他就在自己灵魂深处，而她也能感受到他的痛楚。相比那时，现在她悲伤地发现他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她了。自怨自艾中，她悲叹着他们那次凌晨2点半在电话里的争吵：“我确信，你不是第一个对我有那种感觉的人，我为那糟糕的一切说声对不起。”信的最后一句是她情感的勃发：“我知道，说声再见是多么伤感，我从来没想到会在纸上说。请保重。”
莫妮卡的精神忧郁很快就打破了，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贝蒂，留言说想在西南大门和她会面，给她信件和送给总统与她的圣诞礼物，如果有可能的话再见一会儿总统。当她到了白宫，看到了玛莎·斯科特，于是马上再给贝蒂打电话。一个穿制服的值班特工告诉她会带她走一走，还透出消息：总统正和他的朋友、一个漂亮又有名的cbs电视台女记者艾黎诺·芒黛尔呆在里面。
好一个和律师的会议。用了极大工夫才克制住自己，莫妮卡说：“好吧，我晚些时候再来。”然后转身就走，满怀愤怒，难以抑制：他欺骗了她，一直还在见她心目中的主要情敌。她在旁边的酒吧里发现了公用电话，就打给贝蒂，那边一接，她立马开始了长篇咒骂，后来她承认这对贝蒂不公平：“我太过分了，说给她的那些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她回到水门公寓后，收到了总统秘书寄来的信笺，语调哀伤，不过她不愿意回复。那边哭泣的贝蒂请求她不要激动，哀诉说如果总统知道一切就会把她炒掉的。莫妮卡在回复中坚持要和总统说话，不过贝蒂以总统正和首席检察官见面为理由拒绝了，还说莫妮卡这个状态绝对不能和总统说话。
莫妮卡愤怒沮丧，气得发抖，决定马上飞去纽约找母亲。她立刻拎了个包，搭的士去机场，到那里才发现自己没带钱包，等她回到公寓，冷静多了，头脑也清醒了。她又决定打电话给贝蒂，要求和总统说话：“我现在冷静下来，想和他说话了。”贝蒂回电过来，把她接进总统的电话。
这次，轮到莫妮卡享受语言暴力了。长达56分钟的通话，总统就像刚才的她那么愤怒：“我这辈子，还没谁对我，像你刚才对我那么差过。除了我的家人、朋友和手下，我陪伴你的时间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怎么能搞成这样，我见谁和你无关。”
不过，莫妮卡可根本不吃这套，她指责他和芒黛尔有一腿。他反驳说：“我根本和她没有暧昧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事实上正是我撮合了她和她现在的男友。”莫妮卡则还击说，他有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开会时，芒黛尔跟他一直呆到早上3点40，第二天也一直跟着他。“你是否觉得，我傻到会跟一个我一直玩弄的人一起出去？do you thk i would be stupid enough to go runng with one？”他问道，咄咄逼人地要她的答案：“你还需要我回答这问题吗？”
总统改变了语调：“你不该对贝蒂说那些事情，你没有权利对任何人那么说话。你要见我，然后就能因为我忙着工作而大发雷霆。”“我想见你？”莫妮卡对此嗤之以鼻：“我说了我要离开你，要去纽约，想做的只是见你一面。你却始终不给我答复，真不明白有那么难吗？”
面对她的质疑，他有些不解地回答：“我倒不明白，现在理都在你那边了。那事发生后，你告诉我，一切结束时不会给我任何麻烦。”可能是下意识作祟，早就料到的莫妮卡马上回答：“麻烦？你觉得我现在给你麻烦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麻烦。”
就像他们所有的争吵一样，最后总能转危为安，冷静下来，总统甚至同意让她过来看他。莫妮卡根本不需要再次邀请，下午1点就又到了白宫。她早把那封写着“英俊的，再见”的信留在家里，带上的都是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包括有在纽约买的那个雪茄架，一个星巴克的“圣诞老人”咖啡杯，还有最近一次去伦敦时买的一条领带。
他们见面时的气氛，和电话战争时的完全不同。坐在摇摆椅的总统大方热情，抚摸着坐到他大腿上的莫妮卡的头发。她则光彩照人，倾诉着那封信里的伤感话语。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讲到他对女性的吸引力。莫妮卡说无数女人觉得他英俊潇洒，他则不那么同意，还讲了自己减肥的故事。他说自己小时候太胖了，跑得比别人慢多了，每年复活节彩蛋比赛，等他跑到终点早就没有巧克力彩蛋了。他的体重问题一直延续到整个高中生涯。“太悲伤了。”她回想说。他成功地避开了和她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那是她以前为他在一份备忘录里准备的。他告诉她，自己访问范库府时给她买了一份礼物，圣诞节前会送给她，他还答应给她一个圣诞节之吻。正如他所说，圣诞节时接吻是允许的。
对莫妮卡而言，一个再次见面的许诺就是一个突破，要知道前个晚上她还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准备离开时，总统郑重地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你晾在一边，我不会抛弃你，会给你打电话，叫你来拿圣诞礼物。”他讲的话真有意思，承认他对她的糟糕处境负有责任，还暗示他们的关系还能继续。
莫妮卡情绪复杂地离开了白宫，飞去纽约和母亲度完周末。虽然还在为总统在她工作问题上的遮遮掩掩而隐隐作痛，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是她的心灵伙伴。就像她这时写下的一段自我思考：“对我的生活而言，我不明白为何你可以对我如此时好时坏。每当我想起你用阳光布满我内心的时候，再想到你让我整天哭泣、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就会恶心。”
这个下午晚些时候，克林顿总统从他的律师那里知晓，一直致力于葆拉·琼斯对他的性指控案的律师们提交了一份可能的证人名单，莫妮卡的名字就在其中。至于总统为什么要在近两周以后告诉她这点，这还是个谜。
完全不知道这些新进展的莫妮卡几天后给他寄了一张有趣的卡片，上面写着：“惟一比再次看到你更让我兴奋的是，看到你全身赤裸，一手拿着一沓彩票，另一手拿着一罐奶酪。”里面还夹着一张纸片，她说要为上次道歉，指出他们争吵的原因在于他、她和贝蒂三人之间的误解。她说她更想成为他生命中快乐而非痛苦的源泉。接着她说：“我愿拿2分钱打赌，葆拉·琼斯案和我无关。”
莫妮卡仍然想着保护她的男人，她建议他除了自己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外，还应该专门聘请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第十章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
手中一支点燃的香烟，眼眶中泪光闪烁，琳达·特里普和莫妮卡一起站在五角大楼外的狭长巷子里，感受着12月寒冬的刺冷。她匆忙喷出一口“arlboro light”，说出了莫妮卡期待了几周的忏悔录：“对不起。我是一个糟糕的朋友，一个坏人，居然对你做出这种事情。我仔细思考了自己有多么龌龊。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周一，12月8日，这次会面是她们11月21日深夜争吵以来第一次说话。
莫妮卡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从不小气。虽然吵过架，她去欧洲执行五角大楼任务前，还是把买给特里普的生日礼物放在她的办公椅上。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是一个古董式镇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面刻着一首维多利亚时代歌颂友谊的感伤诗歌，彰显着特里普的卑鄙行径和莫妮卡的大度。
莫妮卡马上就要离开五角大楼了，除了私事，她还想在走前解决几件事情。她特别着急，找寻工作的努力不该因为“克林顿黑洞”无疾而终，这很有道理。在她上周和总统会面时，他说乔丹正在帮她找工作——一个新家伙，不过故事还是老套路。
生怕乔丹忘记了她，莫妮卡给他寄了份礼物，有一个篮球帽、一盒巧克力、一张小纸条和一份她的复印履历。这个善意的提醒看来效果不错，12月11日，她去他办公室面谈，在吃了顿土鸡三明治和减肥可乐组成的工作餐后，他们讨论了莫妮卡的工作问题。乔丹给了她三家公司——acandrews&forbes（露华浓现在的公司）、young&rubica和美联社——的联络人名字，他要她去联系这几个人，还保证自己会给几个商业伙伴打电话。他们讨论了她应该写的求职信的格式，他要她写完后给他发份复印件。
他们还谈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美国总统，这也是乔丹会第一时间见她的原因。莫妮卡说她眼里的比尔·克林顿是男人多过总统，她只把他当成普通人，如果他不经常见她，打电话给她，她就会生气发火。一次，城里的乔丹先生接嘴说：“莫妮卡，他在和布莱尔（英国首相）讨论伊拉克问题时，你不能冲他大吼大叫。他又不能挂断，让你冲他发火。打现在起，如果你再生气的话，希望你打电话给我，冲我发火，我会搞定的。”接着他还取笑她的行为举止：“别不承认。你在恋爱，这就是你的问题。”莫妮卡脸红了，一言不发，她觉得乔丹对她和总统的关系知道得远比说得多。
然后，乔丹讲到了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友谊，甚至当场就给他打电话，谈了莫妮卡的工作进展。确实，这次谈话后一切启动了。乔丹给那三个联络人打了电话，莫妮卡则不久以后就安排好在圣诞节前一周和其中在纽约的两家公司的面试——美联社和acandrews&forbes
她试着逃往纽约开始新生活，不过那个曾让她伤心的城市正要摧毁她。她和乔丹见面后不久，就发现特里普已经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其实，莫妮卡发现时，事情发生已经超过了两周，传票早在特里普生日的11月24日就发出去了。尽管这一年特里普经常谈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她压根儿没有在12月那次重归于好的谈话中提到传票，这说明她向朋友隐瞒了不少事。
特里普总是说她不会对任何人讲莫妮卡和总统的事，因此莫妮卡一开始根本不担心，而是本能地反应到特里普如果出庭作证，可能会失去工作。这种担心好像是杞人忧天，特里普告诉她，自己见了律师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议是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绝谈论这事。她还在莫妮卡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我和科布谈过了，别担心，一切ok”
这周，重归于好的两人一起到五角大楼的中央广场，为科布买一件圣诞礼物。她们购物的时候，特里普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写下了她和总统的关系的所有细节，把材料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律师，只要听到自己的死讯，律师就会将里面的内容公之与众。莫妮卡吓坏了，她回忆说：“这是她嘴里蹦出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我当时真的吓一跳，也开始发现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险。”
特里普第二枚导弹接踵而至。她告诉莫妮卡：“如果他们问起你，我会说出真相。”莫妮卡顿时呆若木鸡，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应要保守秘密了，还说为有人问起她而担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坚定地站着，说如果她被问起是否知道有谁和总统有染，她会说出她的名字。她解释说，如果她否认知道这样的人，或者不说出她的名字，那么一旦葆拉·琼斯的律师们有证据证明她其实知道，那么将控告她作伪证，甚至把她扔进监狱。
所有这些都让莫妮卡惊心不已，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17日凌晨2点30左右，她被电话铃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话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她的“爱人”。虽然早就习惯他在这种奇怪的时间打来电话，可是这次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看新闻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动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华盛顿；而夫人在附近的时候总统几乎不会给她电话。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关怀又忐忑不安。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直入正题：“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贝蒂的哥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她被这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