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建议她应该离开华盛顿。虽然知道特里普就是泄露凯瑟琳·威利的源头，还有她突然的举止变化，这些都让莫妮卡有点不安，但是她依然相信她，依赖她。如果有先见之明，莫妮卡或许那时应该质问特里普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过忠诚是莫妮卡最主要的性格之一，她做不出那样的事来。
特里普建议她，给白宫里的总统和贝蒂寄东西时，可以通过更便宜有效的快递公司，莫妮卡以为这不过是友情又一次的流露。其实，特里普又一次在堆砌的笑容背后暗地使坏。她推荐的公司属于戈德伯格家族，他们后来给迈克尔·伊斯科夫提供收据及其他文件，这成为莫妮卡和总统亲密关系的铁证。
然而，一些零碎的迹象提醒着莫妮卡。她开始和特里普不断争吵，后者好像有意挑起争端，然后暴跳如雷。莫妮卡有时惊骇于她的所作所为，“这时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睚眦必报之人。”她回忆说：“因此我就拍她马屁，我担心她可能会将那个关系公之于众。我真正害怕的是，如果那事发生了，那么总统就知道我把我们的恋爱故事告诉了别人。”
莫妮卡陷入了这个痛苦的问题，脑子里开始盘算对付“最坏可能”的计划。如果特里普真的把事情曝光，莫妮卡决定自己去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口否决特里普的说法。如果需要，她甚至会说是她自己编造了和总统的所有绯闻，去接受公众随之而来的辱骂和嘲讽。
在莫妮卡的鼓励下，这一年特里普的长期减肥计划非常成功，她的体重明显下降，可以穿上莫妮卡几件偏大的衣服了。因此，为了庆祝，莫妮卡在9月邀请特里普去她的水门公寓，从她所谓的“肥衫衣橱”里挑几件衣服。当她们打开衣橱，挑选合适的衣服，莫妮卡向朋友展示了那件现在已然臭名昭著的沾染j液的蓝色衣服。
她根本不像有些说法那样，把保存的那件衣服当作战利品或证据，只是自从2月以来她一直穿不了。莫妮卡的体重一直波动很大，当她再想套上那衣服，发现根本扣不上纽扣。她是一个不怎么在意个人整洁的年轻女孩，又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钱包，没理由在根本不会穿的情况下马上把衣服送去洗，那是浪费金钱。不过到11月，她瘦下去了，又可以穿那件衣服了，因此决定感恩节那天穿着去旧金山参加父亲家的晚宴。莫妮卡总是担心该穿什么衣服——过去是，现在也是——特别是这个场合，她所有的堂姐妹都很苗条，这件gap牌的蓝色衣服也是纤长漂亮，因此她决定送去干洗。
这时，她犯下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错误，11月16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后者知道这衣服可能会是将来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拼命劝莫妮卡改变主意。特里普录下的她们的对话证明她是如此处心积虑，甚至设下圈套让莫妮卡去陷害总统。她激动地警告莫妮卡别去动那件衣服，“现在，我只想告诉你，前面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希望你还是保留着那衣服，或许未来有用得着的地方。”
她还说她有个从事基因指纹方面工作的表哥，曾经告诉过她只要用一根弄湿的脱脂棉签，就能轻易地在干的j液中提取dna样本。毫不为奇，这个所谓的“表哥”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叫马克·福尔曼，1995年o·j·辛普森案中被指控有种族歧视的那个侦探，现在是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客人。特里普不甘心失去这么重要的证据，极力劝说莫妮卡“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把衣服放在塑料袋里，和自己的首饰一起保存。当莫妮卡迷惑不解这么做的原因的时候，特里普说了句不祥的话：“我只是多一句嘴，脑子里面总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莫妮卡根本不打算保留这个纪念品，只想着穿这件衣服，因此没有全信。特里普改变了策略，后来两人在办公室聊天时，她再度否决了莫妮卡穿这件衣服的计划，说她觉得莫妮卡穿这件衣服显得太胖了，建议她换一件试试。这招有用多了，非常注重仪表的莫妮卡决定听从建议，把那衣服留在了衣橱里。
然后，事情还没完。就这段时间，莫妮卡和特里普有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她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后者突然说自己缺钱，想去卖几件旧衣服换点钱。她说有个朋友正好想买她那天穿的衣服，问莫妮卡自己能否去她的水门公寓借一件毛线衫和外套顶两天。莫妮卡就说陪她一块回去，不过特里普不答应，说自己去就行了，免得麻烦她。莫妮卡还是要陪她回去，说不习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让别人进去，不过特里普非常坚持，还说莫妮卡这是不信任朋友的表示。最后，特里普出于自尊放弃了这个要求，困惑不已的莫妮卡也继续工作了。
只有当丑闻发生后，《新闻周刊》报道说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有个有趣的计划，要去偷那件沾染j液的衣服来作为这段关系的证据，她才意识到特里普的隐蔽目的。毫不出奇，莫妮卡一点也不觉得这计划“好笑”：“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即使特里普的背叛完全公开化之后，有个谜团也一直没有揭开，甚至少人问津：她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她和以下人士的关系所驱使——右翼的戈德伯格、《新闻周刊》记者伊斯科夫，还有通过他们联系到的由富有的反克林顿组织投资的葆拉·琼斯律师团？虽然表面上，她把莫妮卡的东西录音是因为如果——仅仅是如果——她被传召担当琼丝案的一个证人的话，她自己也被鲍后·贝内特指控撒谎。
她干的可不只非法录音那么点事。给莫妮卡和大使的见面制造麻烦，快递，还有试图偷窃那件沾染j液的衣服，是否都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正能体现葆拉·琼斯律师们的指控——克林顿用工作交换性服务，也符合伊斯科夫需要的“公众要素”，这些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11月12日，总统打电话来时，特里普恰好在莫妮卡的公寓里过夜。丑闻曝光后，她再次给出了不真实的描述，暗示这晚电话打来时她正在莫妮卡身边，听到了她朋友的说话。事实上根据莫妮卡的陈述，她睡在另一间屋子，根本听不到。
这周早些时候，莫妮卡焦急等待和乔丹的面试结果，也担心这个事情会像她的白宫工作那样吊在那里，就给总统留了消息，让他打电话给她。她的焦躁情绪也受到特里普的影响，后者老是鼓励她要不断奋力争取，搞得她又急又气。这段时间，她的情绪不断左右摇摆，既渴望离开华盛顿，又为想到以后没有机会再见总统而心痛不已，还有因为无法再在白宫工作的遗憾。
总统打电话前两天，莫妮卡给他寄了便条，想和他在老兵日（11月11日）见一面。她还加上一段恳切的言辞，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三周前，我要你注意我最近的经历，和我保持联系，不过我现在依然只能徒劳地写着便条。我不是傻子，知道这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无理取闹……日子太艰难了，我努力处理如此多的事务，无人倾诉。我现在需要你，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一个男人。请你做我的朋友。”
这次的午夜长谈，总统态度和蔼。他告诉她椭圆办公室的主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第二天正要处理希尔基金的财务问题，她不在的时候，莫妮卡可以来找他。他还问她是否能带点贝蒂忘记买的药过来。
期待会面的那天，正是标准的喜忧参半。不出所料，亨内奇出了白宫，没人会找麻烦了。所以莫妮卡按照安排，打电话给库里，要她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她自己还要摆平五角大楼那边。库里放了她鸽子，说总统正在打高尔夫，她之前也没空和他讲这事。
莫妮卡不仅买了他要的药，还有专门对付感冒的锌片糖。这不是她第一次送他糖。一次，她送他一些“回忆胶丸”，其实是一种果冻软糖，还附了张“药方”：“吃一粒就能想起你看到我时有多么开心，再吃一粒就能想起我有多么漂亮。”类似的事还有几次。下午，她把那些药交给贝蒂，留在了白宫。然而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她逐渐不耐烦起来，对贝蒂明显的搪塞也越来越愤怒。
最后，刚入夜，贝蒂打来电话，说总统因为她没有给他们安排见面而大发雷霆，让莫妮卡马上到白宫。因为这样的见面越来越需要隐蔽，莫妮卡到白宫的经历就像一部b级片里的场景。库里要莫妮卡先到白宫停车场里找到她的车，在那里等她。可是莫妮卡到那里发现车锁着，只能淋着雨，站在车边，拉下帽子盖住了脸。最后，贝蒂终于出现，带她溜进白宫，为了不被看她不顺眼的人发现，她们飞奔过走廊，冲到总统后书房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总统的这位秘书显然不希望有人知道后书房有人，所以莫妮卡只能不开灯，在黑暗中等待。她边等待总统，边在黑暗中摸索，幼稚地以为能打开书桌抽屉，却发现锁着。上一次在这个房间，她因为放有自己送他礼物的一个包被随便扔在那里而沮丧，现在那包已经不在了。
库里没有通知总统莫妮卡在后书房，他还在椭圆办公室里工作。因此，他最后只能见她短暂一面，马上就要赶去参加为招待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举办的正式晚宴。她只来得及把那个古董式白宫镇纸给他，还开玩笑说口茭前咀嚼altoid薄荷糖有不少益处，最后他离开前两人匆匆吻别。
热烈兴奋的等待，不满的愤怒，一出闹剧，这天最后以失望收场，莫妮卡非常无精打采。现在她不会再让总统在白宫安排工作了，没了这个负担，她觉着他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这个朋友兼过去的情人。她在五角大楼里用自己的电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里面谈到自己的沮丧：“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没有感激你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这一切，我可能现在就在精神病院了。但是我也被这随之而来的失望、挫败和愤怒耗空了。”然后细想他们过去匆匆的会面，她继续写道：“我需要的你所有的安慰，不过是看看我，抱抱我，或许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她的经验告诉她，保持亲密接触是维持他们关系的钥匙，最后她决定，与其送另一封信给总统，不如把想说的话录在磁带上给他。在磁带上她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还为他设计了如何不引起怀疑来和自己约会的方法。她甚至建议某个晚上去白宫剧院看电影，那他们就可以趁黑溜出去找些乐子了。
莫妮卡录了两个版本，11月20日，她在电话中把这两个版本都放给特里普听，而特里普当然把她热恋中的朋友的每个肉麻的句子都录了下来。当特里普听她录下来的磁带时，她对于莫妮卡的嗓音记忆犹深，后来评论说“她的声音像梦露一样狐媚”，毫无疑问，总统肯定喜欢跟她进行电话x爱。就像特里普许多其他评论那样，这句点评和录音带的谈话内容无关，而是用来向别人证明莫妮卡和总统的真实关系。
第二天，周五，11月21日。清晨，莫妮卡把放有她录音卡带的包裹交给快递公司，送给库里，焦急期盼着总统的回应。想到上周的混乱情形，她催促库里把东西快点给他。莫妮卡整天都在打电话，可是总统一直没有收到她的私人录音，她每打一次电话就更加不安，还哭了起来。终于，晚上7点，他收到了邮件，不过叫贝蒂告诉她，自己太忙了，这个晚上没空见她。
不过同时，莫妮卡在和总统的一个手下巴亚利·内尔维斯交谈时，打听到总统正在和埃斯金·鲍尔斯一起看电影——除了有参谋长在场，简直就和她在录音带里设想的一模一样。愤怒气恼之下，歇斯底里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叫她别让总统打开装有录音带的包裹。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诉他的秘书：“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一下挂断电话。深夜，这位秘书出于关心，打电话过来看莫妮卡是否冷静下来了。不过她的安慰根本不能让愤怒的女人平静，莫妮卡告诉她：“明天我就告诉父母，不想再跟你们发生什么关系。我不能再忍受这一切了，感谢你对我时好时坏的那些时光。”
她的评论就像字面上那么不真实，对莫妮卡来说从未真正想过告诉父母，无论何时她都知道应该保持沉默。莫妮卡只是觉得总统在她面前占尽便宜，她只想着报复他，让他明白他们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前一个月，她在和安迪·布莱勒的一次短暂交谈中就同样谈到这个问题，她告诉他自己依然无所适从，伤痕累累。
在给贝蒂打电话的中间，她还打给特里普以寻求安慰。特里普自然录下她的每次啜泣，每句伤心话。莫妮卡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中，我在电话边的呜咽哭泣后来在全世界广播，供世人评点，这是整场噩梦中最痛苦和羞辱的一段往事。”
更晚的时候，莫妮卡又打电话给特里普，表示自己将为之前的言行向贝蒂道歉。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出人意料，特里普说如果她打电话去，连白宫都会觉得她是个疯子；而且她也会为掺和到这起事件而难过。她接着给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莫妮卡向贝蒂道歉，她将永远不再和她说话。然后狠狠地挂断电话。
莫妮卡面临着痛苦的两难境地，无论选什么都会失去一个朋友。最后，她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给贝蒂打电话。贝蒂接受了她的道歉，并且保证尽可能让即将出访范库府的总统在感恩节给她电话（最后他没打）。
摆平了贝蒂，周五，莫妮卡想去安抚特里普，她们再次打起嘴仗。重要的是，这次通过电话互相发泄的不满没有被录音，或者是录了，但卡带被毁了。最后，特里普还是决定不再和莫妮卡说话，只有答录机记录着莫妮卡疯狂发来的讯息。争吵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她们上班时用办公室e-ail继续争论。莫妮卡告诉特里普，如果她想绝交，那就请便，不过她没资格因为莫妮卡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就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她们就此不再交谈，直到12月初。回想昔日好友的行为，莫妮卡说：“即使她在偷偷录音的时候，我都以为她挂电话只是因为脾气火爆，只是因为我没按她想的去做而生气抓狂。她想搞定事情，当木偶不听令起舞的时候，她就没辙了。”
争吵……想念……重归于好……再度争吵。莱温斯基与总统的情感游戏使她陷入到自己的陷阱中。而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的女主角，在总统陷入另一场丑闻时，她建议他应聘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当莫妮卡跟全家到西海岸庆祝感恩节的时候，基本切断了和华盛顿的桥梁。不仅因为她和特里普交恶，她还决定拒绝联合国的工作，而且早早递交了五角大楼的辞职信。她计划在12月24日离开这座让她伤心的城市。她母亲早就计划在纽约给她找一套公寓，甚至盘算起未来的室友了。所以她的燃眉之急不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而是她还没一份工作。在西海岸期间，她设法联系到乔丹，她辞职的消息让后者感到惊讶。他要她下周再和他打电话约一次面谈，还保证会尽力帮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这样的故事莫妮卡听过太多次了，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指望。11月底，就在她到英国和比利时执行五角大楼最后一项任务前，她给总统写了信，说她急着想讨论一下工作前景问题，还强调她希望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和总统碰面。从欧洲回来后，她沮丧地发现贝蒂根本没把这信笺递给总统，在她反复纠缠下，总统最后收到了信，不过回信说他不可能见她，因为按照日程安排他将和自己的律师们开会。
碰巧的是，12月5日从欧洲回国的班机上，她和国防部参谋长博布·泰勒聊了起来，当泰勒说起自己将参加白宫圣诞晚宴时，她问他：“我能否当你的舞伴？”因此，派对上，克林顿总统惊讶地在迎宾通道上发现了莫妮卡。她回想说，他在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