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只是到了最后，才有一点真诚的火花混了进来——他指责肯尼斯·斯塔尔调查他的私生活，要求停止独立检察官四年的询问。
莫妮卡坚持单独观看他的演讲，他的讲话让她流下了泪水。他完全是一个政治家和总统；她在比尔·克林顿身上看不到一丝那个男人的影子，那个她曾经如此深爱的男人。“他的演讲让我很受伤，很愤怒。”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是垃圾。”
现在她看到了总统对她的态度，她说：“我怀疑我怎么可能爱上这个男人。他是如此地自私和自我中心。我原来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支持的表示，告诉这个世界我是一个聪明的好人，阻止别人如此残酷地对我。我还觉得，他应该感谢我的家人——毕竟，很多父亲会不仅仅在言辞上批评克林顿的行为。我父亲对总统的职位很尊重，所以他没有这么做。”
虽然对从前的爱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但她无法完全抹去记忆——他曾经对她意味着什么。第二天，8月18日，克林顿一家飞到玛莎岛的葡萄园度年假。当莫妮卡看到比尔、希拉里和切尔西·克林顿手拉着手走向等着的直升飞机时，她“为切尔西感到可怕，因为没有年轻人希望想到他们的父母卷入了性丑闻。我为她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接下来的两天她呆在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接受斯塔尔副手们的询问。在这段时间里，通过阅读媒体报道，她形成了这么一个印象，在他（依然保密）的大陪审团证词中，总统说她对他并不意味着什么。8月20日当她第二次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时，她说出了这个印象。“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份劳务合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他口茭，这就是这个关系的全部。”她对陪审团说，“但它对我远不止这些，我认为它（对他也）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她的担心是没有依据的。一个月后克林顿的证词公开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他不但没有贬低莫妮卡，还承认她是“一个善良的、聪明的年轻女人”。他确实补充说：“我认为她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不幸因素给她带来了一些负担，但她是一个本质上很好的人。”
在第二次作证中——她被要求回答陪审员们的问题，而不是挑战总统的证词——莫妮卡放松多了，发现经验奇怪地增长了。现在，那些脸和那些程序对她来说是熟悉的；而且，她已经发展了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当她到达法院时，她又一次不得不面对媒体的夹道欢迎。然而，甚至连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现在也很老到：拉直衣服，收收腹，飞快地冲出汽车。当她经过守候在法院里面的又一群记者时，一个叫喊声意外地抓住了她：“莫妮卡，你认为总统几天前就应该向你道歉吗？”她迅速转身吐出一句：“是的。”这时，她毫无问题地做好了过去七个月来她一直在做的事。
此前她一直坐立不安地等待着这次出庭，知道每一个问题和回答都会使她更接近重新赢回生活的那个时刻。然而，无论她如何试图使自己变得坚强，没有什么可以让她对这一天的彻底羞辱做好准备，她的性生活、她的性格和道德、甚至她的精神都被赤裸裸地放在23个陌生人面前。每一个缺点、每一次过失、每一个愚蠢的评论都在游行。问题冷酷无情，让人处于极端的窘迫之中。总统曾经以一种性方式使用过雪茄吗？他触摸过她的胸部或生殖器吗？是隔着衣服还是直接在皮肤上进行的？很多次，莫妮卡在回答问题时都不得不闭上眼睛，徒劳地保护着自己的最后一丝尊严。
与此同时，她被问到了很多相关、有时甚至是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深入到了关系的核心，迫使她说出她对他经常是矛盾的反应。被问及她是否依然爱总统时，她回答说，在他8月17日的全国电视讲话前，她会说“是的”；此后，她就没那么确定了。
比有关她私人性生活的问题更让人惊惶的是，被迫在宣誓的情况下说出她几年来一直在与之作斗争的缺点、弱点和性格上的欠缺。最让莫妮卡紧张的陪审员是一位中年非裔美国女人，她似乎很反对她。在一个生动的问题中，她问道，当整件事都是以谎言为基础时，莫妮卡怎么能在她与总统的关系中谈论真相和诚实；事实上，这是她与安迪·布莱勒关系的一个镜像。“你年轻，有活力。”这位陪审员接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是追逐那些不自由的、无法得到的东西。”
莫妮卡发现回答这个问题不但很困难，而且很痛苦。她承认，她不得不自己工作，她说她特别懊悔自己与一位有妇之夫发生了关系。然而，这个回答虽然是真实的，却没有触及莫妮卡内心——其动力主要源于她孩提时代对父母离婚的反应——和大脑之间尚未解决的冲突。聪明的女人，愚蠢的选择。“这是我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她现在承认，“我感觉自己好像赤裸着站在整个世界面前，我的所有缺点都暴露在每个人面前。”
接着陪审团转而问她另一个悲惨的经历——在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登酒店的痛苦一天。在这个问题上，莫妮卡要求麦克·艾米克——斯塔尔的一名副手，曾经与她一起在1012房间——离开法庭，随后才带领他们进入她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在她重新体验那漫长的、折磨人的几个小时的恐惧、罪恶和痛苦时，她和几位陪审员落下了眼泪。作为莫妮卡性格中的一部分，她希望陪审团对真实的她有一些了解，请求他们叫她“莫妮卡”。一位女陪审员说：“但你会一直是莱温斯基小姐。”莫妮卡回答：“如果我结婚就不是了！”
在询问即将结束时，陪审员们问她是否有什么想要和他们分享。莫妮卡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在整个国家的代表面前发表一个声明和道歉，她考虑了一会儿。现在她说：“我只是想说，从来没有人要求我说谎，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持沉默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的承诺。我很抱歉。对发生的一切我真的很抱歉。”她又一次流下了眼泪，但突然吐出一句话：“我恨琳达·特里普。”
莱温斯基对所有人说的最打动人心的话是：我恨特里普。这句话甚至成为了她今后一生的象征。听证会是侮辱人的、令人恐惧的，但莫妮卡的诚实和坦率显然触动了坐在她对面的陌生人。曾经提出如此尖锐问题的陪审员对她说，她已经赢得了她的宽恕，其他几位陪审员鼓励她忘掉琳达·特里普，继续她的生活。但斯塔尔仍要求她就与总统性关系中的细节面对镜头重新述说。似乎，这就是他四年调查的结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制作一部口述s情影片。
最后，陪审团的女团长走上讲台，代表整个陪审团对这位不幸的女孩说：“我们想要给你一束美好的祝福，其中包括幸运、成功、幸福和保佑。”又一次，莫妮卡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些真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她。甚至斯塔尔的副手们也被打动了；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对他们的主要证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情故事。”
莫妮卡感到自己得到了辩白，不是因为总统在七个月的逃避后终于承认了与她的关系，而是因为陪审员们的反应，他们抛开了偏见和成见，向一位脆弱但诚实的年轻女子敞开了他们的心怀。但她忍不住要想，如果她拒绝了豁免协议，大陪审团是否会指控她。这是一个伤心的时刻，她也许可以保护总统、并让自己免受过去几个星期的羞辱和痛苦的感觉更加重了这种伤心。与“莱温斯基队伍”的其他人一样，她惟一的安慰是，她相信她现在无须再面对独立检察官、大陪审团和联邦调查局了。
她的美梦突然之间被惊醒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告诉她，由于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所作的证词，她必须在宣誓的情况下就他们关系中的性方面作一份证词。不仅如此，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还希望在莫妮卡回答有关怎样、何时、何地、为什么为总统口茭的细节问题，以及谈论他们性关系的其他细节时使用摄像机。似乎，这就是他四年调查的结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制作一部口述s情影片。
表面上，这个主意背后的理由是，它可以使莫妮卡不必忍受在大陪审团面前谈论这些事情的痛苦。录像证据一般在涉及小孩子，尤其是强j或x虐待的案件中使用。然而，在那些案件中，录像证据只在关闭的法庭内播放，而且是绝对保密的。但是在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提交他的报告和18箱支持材料时，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被印了出来。
斯塔尔的性录像带本身也可能向公众公开——毫无疑问它会成为一件畅销品——的想法给莫妮卡带来了最深的痛苦。即使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勇气和恢复能力也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伤害。“它会是对我灵魂的完全、彻底的破坏。”她说，“我认为我永远也无法从中恢复过来。我试着少去想这件事；我能够应对它的惟一办法是把它放到一边。正如我继叔杰夫所说，拒绝被低估了。”
录像的主意最初被提出来时，她咨询了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一开始他对她说，他不认为录像带证据有什么真正的问题。然而，随后他再次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这个程序是没有必要的。相反，伯尼·莱温斯基在得知这个提议后毫不犹豫地谴责了它。“我说，作为她的父亲，我认为这是下流的，错误的。”他说，“这是病态的。”
虽然录像的主意被取消了，但莫妮卡依然不得不在两名女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和玛丽·安妮·沃斯——面前详细陈述他们的每一次性茭往。这次作证——她认为在根本上是反女性的——最让她愤怒的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声称，总统有关他们性关系的证词与莫妮卡的有很大出入。然而当他的证词公开时，一切变得明了，他的证词基于性关系的严格法律定义，与他在葆拉·琼斯案件中的辩护是一致的，而且施展语义学诡计避开了对与莫妮卡性关系的陈述。无论如何，由于她已经回答了大陪审团有关他们关系性方面的问题，莫妮卡觉得这次进一步的作证是多余的。
8月26日，她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进行了这次作证，这也许是最可耻的一天。有一次，在被迫讲述为总统口茭的情况时，莫妮卡对两位检察官说：“我无法相信我父亲有一天将不得不听到这些。”她们向她保证，她的证词不是必然会被公开。随后询问继续——“谁拉开了谁的拉链？”“他在你的胸罩下面还是上面抚摸你？”“他把嘴放在你的胸部还是胸罩上？”……痛苦的两个小时。作证结束后，莫妮卡回到家，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试图洗去她的羞愧和耻辱。“我觉得很脏，就像我在感情上被强j了一样。这真的很恶心。”
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尽快离开华盛顿，这个玷污了她的城市。然而，斯塔尔的副手们不愿让她离开，以防他们需要她复习琳达·特里普的录音带。当他们终于同意她离开几天时，他们要求知道她会去哪里。莫妮卡认为这和他们无关，拒绝了告诉他们。最后他们让步了，但他们说，他们只是想知道，她是否会去玛莎岛的葡萄园附近的地方，克林顿一家人正在那里度假。这时候卡切里斯插了进来，笑着说：“是的，她打算去找维农·乔丹要一份工作。”
事实上，她确实去了新英格兰——尽管不是去玛莎岛的葡萄园——在那里，她与她母亲和在家度假的彼得·施特劳斯一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珍贵的时光。然而，仅仅四天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就打电话告诉她，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命令她回华盛顿听琳达·特里普的录音带。“这是我一直害怕的时刻。”她说，“我不知道如何应付它。整件事让我十分紧张不安。除了坐牢，特里普录音带的公开是我最痛苦的梦魇。”
9月3日，莫妮卡和她的律师雪妮·霍夫曼到达华盛顿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开始了听她和特里普之间20小时对话的“曲折”历程。整整三天，她都坐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密闭房间里，听录音带的副本，同时更正和突出他们想要删除或编辑的记录和个人评论。对莫妮卡来说，“它是羞辱的，痛苦的，它真正地打开了我对琳达·特里普的仇恨和愤怒之泉。它唤醒了我对我自己和我说的那些愚蠢的东西的怀疑。那里的废话比有内容的东西多得多——一半的谈话是关于食物、购物、肥胖和其他愚蠢话题的。即使有关总统的内容也只是我在发牢马蚤”。有一次她开始大笑，并对与他们一起听的卡琳·伊莫古特说，她无法相信调查基于如此琐碎的废话。
然而，有一个人对它的态度十分严肃。当莫妮卡坐着听自己向特里普抱怨那个“坏家伙”时，总统在爱尔兰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它是无法辩护的，我很抱歉。”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道歉，莫妮卡当然没有听到，因为她正在仔细地听着录音带。
她听得越多，也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在1月琳达·特里普第一次去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时，她向他们提供的，是有关1997年10月、11月和12月发生的事的一个高度变色的、仅仅部分的版本。许多重要的谈话——特别是有关维农·乔丹介入她寻找工作的谈话，它清楚地显示，这位律师在莫妮卡卷入葆拉·琼斯案件之前就一直在帮助她——不在那儿。
关键谈话似乎被遗漏的事实使她怀疑，特里普有可能处理过录音带，删掉了某些关键谈话，特别是为了让莫妮卡余下的评论显得更戏剧化，更具阴谋色彩。莫妮卡“坚信琳达·特里普在与斯塔尔见面时误导了他们。我从她的证词中看到了这一点。她正好扭曲了一切，使它们显得比本来的样子阴险”。
在听录音带过程中，同样让她既震惊又烦恼的是，牵涉到维农·乔丹的证据非常之少，而特里普的观点——比如有关凯瑟琳·威利的——常常与“谈话要点”吻合得相当好。她认为，斯塔尔和他的副手们仅仅通过听录音带就应该已经意识到，她和特里普的谈话反映了“谈话要点”备忘录中讨论的问题，从来没有第三者——比如一名律师——卷入其中。
然而，最让莫妮卡担心的是，她说了一些伤害自己家人的话，他们有可能听到这些话的想法让她近乎疯狂。确实，她觉得自己如此丑恶和羞耻，于是当这个过程继续时，她不想再看身边的那些人，甚至不想和他们说话。“我觉得很恐怖——我无法相信我的话，我关于我爱的人说的那些愚蠢、残酷的东西。我十分担心我会毁了每个人的生活。”在比较低的程度上，录音带中显露出来的她的个性也让她感到烦恼：甚至检察官也无法相信，和她一起坐在房间里的这个女人就是录音带上的那个女人。
这三天中的最低谷是她被迫听自己在电话中向特里普哭泣。“我流下了眼泪。”她承认，“我已经忘了这个关系使我陷入了多大的痛苦。我只是无法相信，有人会如此残酷地录下那种痛苦。”
除了不得不忍受由听录音带引起的痛苦感受，莫妮卡还必须面对检察官们从她电脑的硬盘中得到的文件。这些是她在1997年圣诞节前那个疯狂的时期写给总统的信，大部分没有发送出去。不满足于蹂躏她身体的斯塔尔的副手们现在正在侵入她的精神。他们已经揭开了她的性生活，解剖了她的性格；现在他们想要仔细检查她的灵魂。这是一种过分的侵扰。莫妮卡开始哭泣，随后冲着伊莫古特尖叫：“这是完全错误的！你难道不知道，别人是不允许读这个的吗？”她的律师雪妮·霍夫曼同样很愤怒。面对如此的愤怒，伊莫古特向他们保证说，这些文件会被锁起来，并指出，它们也许不会出现在最终的报告中。
自从得到豁免以来，公开证据的问题就一直折磨着莫妮卡。甚至在她签署豁免协议的当天，她就希望得到斯塔尔的书面保证，他们同意编辑或删除私人内容，尤其是有关她家人的评论，这些与调查无关。虽然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诺，莫妮卡的律师向她保证，这不会有问题。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