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何笃才这番坦诚相见的话语，让黄克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同志。
随着两人因工作关系接触次数增多，相互间交往日益融洽起来，甚至达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
于是，黄克诚更加认为何笃才是一个具有根高的政治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
然而，这样一位难得的优秀干部，现在却被“肃”掉了！大约一年以后，毛泽东遭受排挤和批判，最后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赋闲养病”。
这时，黄克诚才品味出何笃才评论毛泽东的那番话，的确有一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当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像何笃才那样的一批优秀干部莫名其妙地被打成“ab团”分子，继而被错杀，黄克诚在痛惜之余，又无可奈何。
仅仅借助于抵制和拒绝执行命令，看来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自己又有多大能力去避免滥捕乱杀呢？
千万不能盲目服从，以防犯错误，再次留下终生遗憾。黄克诚下定决心，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也要尽可能保护那些无辜蒙冤的同志，使之免遭厄运。至于个人的安危，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秋意浓浓。赣南某地。一个村庄的路口。
一个年轻的红军排长正率领战士们阻击敌人。他已经率领全排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进攻了。临时挖就的掩体前倒满了敌人的尸体。
硝烟在小路上空弥漫。
一条灰色的人影穿过茫茫烟雾，飞奔而来。来人是红三师一个团的参谋，他急匆匆赶到那个排长身后，不容分说，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拉着就准备走。
“干什么？！”红军排长骤然一愣，“老子正在打仗，敌人马上又冲上来了。”
“三班长，你来指挥！”来人也不分辩，给三班长下了一道命令。
然后，他悄悄对红军排长说道：“上面开了个‘ab团’名单，其中有你，马上要来抓人了，快走！”
话音刚落，他又准备拖着红军排长走。
“妈的什么耳巴团、鸡笆团？”排长忍不住骂了起来，“老子是红军排长！”
一边说，他一边试图挣扎出来人的那双大手。
来人顾不得再多讲，扯住那个红军排长，径直向深山密林跑去。
穿过一片荆棘，拨开齐腰深的茅草，两人走向了一座山洞。山洞阴森、幽深，不过并不冷清，偌大一个山洞里已经横七竖八坐了十几个人了。
红军排长定睛一看，全是红三师的人，有自己所在团的团长、政治处主任，两个连政委，还有一些看起来面熟的同志。不一会儿，红军排长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同志与自己一样都被打成了“ab团”，差点就被枪毙了，是师政委黄克诚自作主张，不顾个人安危，派人把他们藏进这个山洞的。
原来，何笃才等人被肃掉后不久，肃反委员会又给黄克诚送来了一份红三师“ab团”分子的名单，命令黄克诚按照名单一个一个去抓，进行审查处理。
黄克诚注意到，这份名单里多数是连队基层干部。如果他们全是“ab团”，以前那些仗都是怎么打的？黄克诚觉得实在荒唐。
所谓“审查处理”，黄克诚心里清楚那将意味着什么。这么多基层干部，是一批宝贵的财富啊，基层指挥员肃掉了，谁来指挥打仗？黄克诚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头顶。
他找到肃反委员会，极力向他们申辩：“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在你们所要抓捕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全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肃反委员会的人个个一脸严肃，一边挥舞着名单，一边有恃无恐地大声说道：“已经有人供出他们了，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审查！”
黄克诚的意见他们拒绝接受，反而责令他尽快按名单抓捕“ab团”。
黄克诚无可亲何，回到师部。
他绝对不会相信这些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与敌人奋勇拼杀的战友是什么“ab团”，是什么反革命。不过，硬着头皮去顶，也无济于事，既然肃反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消极反对只能招来横祸，何笃才他们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于是，黄克诚急中生智。他先派人悄悄告知这些所谓的“ab团”分子，让他们暂时上山，找个山洞躲藏起来，等候消息。
这样，这些所谓的“ab团”分子来到了这个山洞。
每天，黄克诚都派人悄悄上山，给这些人送饭吃，并叮嘱他们千万不要下山，以免被肃反委员会的人发现。
当肃反委员会来抓人时，他们才发觉红三师的“ab团”分子踪影皆无！他们只好空手而归。
肃反打“ab团”的同时，蒋介石并未停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因此，一方面肃反工作紧锣密鼓，不少同志被错杀，战斗力有所削弱；另一方面，红军又战事紧急，几乎每天都在打仗，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拼杀。
战事频繁，那么多基层指挥员因为被错打成“ab团”分子，躲藏在山洞里，造成基层指挥员缺乏，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黄克诚想了个折衷之策：遇到打仗时，他就派人把躲在山洞里的人叫下山，让他们回各自的队伍带兵打仗；战斗一结束，这些人立即上山躲藏。
这种作法是冒有风险的。这些同志时刻有被抓捕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下山，指挥队伍勇猛地投入到每一次战斗当中，没有一个趁机逃跑。
不仅如此，他们纷纷向黄克诚表白：宁可牺牲在战场上，也决不当逃兵，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元愧于党，无愧于革命！面对这样一些同志，黄克诚十分感动。
这么好的同志，怎么会成了“ab团”！
没有不透风的墙。仅仅过了十多天，事情终于被肃反委员会察觉了。
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后，几个没有来得及上山躲藏的同志被肃反委员会派来的人抓住了，时隔数日，便被杀掉了。肃反委员会驻地。
黄克诚全无往日文质彬彬之态，气冲冲闯进了肃反委员会办公室。
“为什么要滥杀无辜？”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他们不是什么‘ab团’，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党的好干部！”一听到几个未来得及上山的同志被捕杀，黄克诚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当面向肃反委员会讨个公道。
黄克诚痛心疾首：“你们这是干了件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黄克诚，你要注意立场！”有人站出来，指名道姓说。
“什么立场？他们明知自己上了名单，一旦被你们抓到就活不成了，还照样勇猛杀敌，冲锋陷阵，有这样的‘ab团’吗？”黄克诚据理反驳，义正辞严。
肃反委员会的人早就对黄克诚有所不满了。黄克诚一直对肃反打“ab团‘有意见，态度消极。上次肃反，他所在的团只打掉了百把人。这次，他更是抵制肃反委员会抓人，不但不抓还放任他们指挥红军打仗。
因而，肃反委员会的人也不甘示弱，指责黄克诚肃反态度消极。
黄克诚据理力争，双方大吵一通。
回到师部，黄克诚暗自悔恨，没有保护好这些同志，使这些好党员、好干部遇害。
他哪里知道，厄运正向他袭来。
没几天，肃反委员会派人来红三师，将黄克诚抓了起来，进行所谓“审查”。
至于抓捕缘由，他们早就炮制好了：黄克诚这个人有问题，一贯右倾，有“ab团”之嫌疑。
黄克诚被抓的消息很快被彭德怀知道了。这位正直的红军高级将领禁不住拍案而起，他大声质问肃反委员会：“你们凭什么抓捕我的师政治委员？！”
肃反委员会的人原本认定黄克诚是“ab团”分子，准备杀掉他的，面对彭德怀的质问，他们又拿不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来，于是他们只好向彭德怀解释：“黄克诚在肃反问题上表现右倾，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右倾？”彭德怀严肃地说道，“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斗争嘛，不应该用捕杀的办法！”
肃反委员会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于是，他们又将黄克诚释放了。
不过，师政治委员一职被撤消了，并且黄克诚被勒令不准再带兵。
政委可以不当，兵也可以不带，赋闲休息可不行。黄克诚便向彭德怀请求，要么到连队去当一名普通士兵去打仗，要么随便给分配点工作干。
彭德怀还是十分赏识黄克诚的。黄克诚那耿直的性格，彭德怀早就有评价——比彭德怀还像彭德怀。他怎么舍得让一个师政委，戴着副大眼镜片子，去当兵打仗？
彭德怀批准了黄克诚的请求，将黄克诚调到了军团司令部，让他当了一名秘书，主要督办前委党务方面的工作。
对自己先是被抓，然后又很快被放出来，黄克诚并没有仔细思考内中缘由，毕竟是战争年代，哪里有时间计较个人得失呢。
黄克诚毫不知晓是彭德怀在关键时刻救了他。彭德怀一向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因而也没有向黄克诚谈论此事。
这件不能称其为秘密的“秘密”，在两个人之间隐藏了二十余年。
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一种证明他们两人有“父子关系”的方式被披露出来，黄克诚才知晓此事。不过，那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对彭德怀救命之恩的感激，而是感到愤怒与受到侮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他与彭德怀之间纯洁的同志关系、革命友谊玷污了！
调到军团司令部不久，黄克诚便被派往寻乌调查肃反打“ab团”的情况。
寻乌，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一个较为富庶的边贸小城。
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寻乌调查》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寻乌可以算是老革命根据地了，土地斗争开展得较早，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热情也很高，因而群众基础好；再加上当地党组织工作扎实，群众对红军十分爱戴。凡有部队路过这里，老百姓不但热情欢迎，还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红军。冬日的寻乌街头，冷冷清清。
黄克诚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来到寻乌县城。
队伍走在街道上，很少见到行人。偶尔有人站在房檐下，但是看见黄克诚他们走来，便唯恐避之不及似的关上了房门，就连擦肩而过的行人也对他们十分冷淡。
原来，苏区各根据地都搞起了肃反运动，不少优秀的地方干部被肃掉了。
寻乌也不例外，这里打“ab团”闹得人心惶惶，很多人无辜受难，老百姓对此心中有气，十分不满，所以就对红军采取了这种消极冷淡的态度。
黄克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
回到军团部，他将在寻乌的所见所闻向军团前委一一作了汇报，说到动情处，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对前委领导们说：“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的蠢事情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
黄克诚的这句话后来被应验了。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描述：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无法坚持，这除了敌人的“围剿”封锁之外，还与打“ab团”扩大化而脱离了苏区的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关系。
以后陈毅同志曾对我讲起过，他说胡灿原来在兴国一带的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肃反中胡灿被杀，当地群众无不病哭失声，他们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意。后来陈毅到了兴国，当地群众时他很冷淡，胡灿的母亲还当面质问陈毅：“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杀掉！”问得陈毅无法回答。
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发出了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
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亲自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就在这时，黄克诚再次被起用，被派往红三军团第一师担任政治委员。
黄克诚怀着平静的心情，走马上任了。
其实，在战争年代里，职务的大起大落是常有的事。不过，经过这一段波折，黄克诚更加坚信一点：不盲从，不苟同，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应当一心为公，无私无畏。
转眼之间，1932年来到了。
1月初，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发来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重弹李立三进攻中心城市、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老调，指示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急攻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南昌。
毛泽东反对冒险打赣州。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他力陈攻打赣州之弊，指出敌强我弱，贸然攻坚，势必失败。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排挤，他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主张攻打赣州的人占大多数。
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红军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
为执行攻打赣州的作战任务，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建了主作战军和支作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主作战军，由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四军负责打援：支作战军，由江西、闽西军区六个独立师组成，负责游击、警戒。另外，红三军、红十二军、红五军团和红十六军组成机动部队，随时待命。
赣州，江西第二大城市，赣南政治经济中心。
它正好处在章水与贡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因而素有“铁赣州”之称。
红军准备啃这块硬骨头了。
2月4日，红三军团抵达赣州城郊。在扫除了外围之敌后，红三军团分别进占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小南门外的白云山，首先控制了制高点，以为支撑。
随后，红三军团进行了攻城部署：红七军担负攻击东门的任务，红一师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39页。
攻打西城门。红二师攻击南城门，红三师越过章水，占领水西河背制高点，控制赣州城北门。另外，军团首长传下命令，红军从东门、西门、南门挖掘坑道，准备攻城。
赣州守敌是金汉鼎部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崑，全旅共三千多人，直属南昌行营指挥。早在红军攻打赣州之前，南昌行营就已经命令马崑积极搜刮粮食，屯积弹药，准备死守。
另外，赣州城还是赣南十七个县地主豪绅及其反动武装聚集之地。他们组成了十七县民团指挥部，人员五千多人，还屯积了大批武器、弹药。在赣州附近有蒋介石大部队集结随时可以增红军包围赣州后，守敌干脆拆毁了城外工事，撤兵进城，以便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固守待援。
西城门外。
黄克诚与师长侯中英逼近西城门，然后就地设立了师指挥所。
茫茫暮色中，赣州城如同一个黑黝黝的庞然大物，张着血盆大口，时刻准备吞噬任何东西。
隐隐约约，一杆青天白日旗在城头随风飞舞。
黄克诚与候中英一起查看西门外地形。
赣州城墙高大坚固，足有六七米高；城墙之上筑有碉堡；环城壕沟，出击坑道密布交错，而且埋有听音缸，人一不小心踏上，便清脆作响；至于城墙大垛口上则遍布铁刺、木马、滚木黄克诚目睹此景，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黄克诚本来就不赞成攻打中心城市的作法，因而反对这次打赣州的冒险行为。于是，他向彭德怀提议，不要冒险攻打赣州，应该围赣打援。
但是，彭德怀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如今，兵临城下，黄克诚实地查看了地形后，愈发觉得这场仗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