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喜欢。就像三十年前巴黎的五月，他们说：“我们会回来的。”
牛逼= ol够牛逼=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真是有趣极了。好了好了，回到我的二十岁。
可怜的孩子已经消失不见了，有很多目光在我二十岁的身体上游离，从脸上到腿上，又从腿上游离到脸上，我发现不再是我看她们了，而是她们看我，她们的目光像冬天的太阳光，有一点儿暖洋洋地，照耀着我的身体，让我像一只猫那么快乐和慵懒。
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活，她们是怎么过的？她们会抽烟。她们可以睡到下午。她们也会读书的吧，她们会读席娟的小说还是张曼娟的小说呢，据说那些都是言情精品。也许吧。总之我的时代已经不流行张爱玲和三毛了。张爱玲不道德，据说她先同居，再结婚，道德的人们说，如果那个男人是汉j，就更不叫同居了，而叫姘居。
三毛死了，道德的人们说，她欺骗所有的人。我不读那些，我要么读《西游记》，要么就读《汉字dbase3原理与应用》。
我看见有两个巡警向我走过来，他们靠得很近，显得很要好的样子，他们好像在很远的地方就注意到我了。
我想我没有妨碍市容吧，我只是坐在步行街一辆无主的三轮车上吃了一杯八宝粥，我怎么了？
他们一边目不转晴地看我，一边窃窃私语，脚步开始快起来。我开始慌张，慌张极了。他们很快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嗨。巡警说。通常巡警是不会说这个词的，但他确实说了。我仔细看他的脸，发现他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桌高粱。你一点儿也没变。他说。他穿着皮茄克，硬绷绷的皮鞋，他的肩上挂着一个难看的很像手提电话的小东西，上面拦腰贴了一条白色的膏药胶布。我看他旁边的巡警，他的肩上也是那么一个难看的小东西，却浑然一体的黑，于是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同桌把他的机器摔坏了，他一向是个潦草的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他的同事看着我的脸，皱着眉，很忧愁的样子。那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长得与高粱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就很放心，我继续坐在三轮车上，仰着头看他们。
我又想起了雅雅，雅雅说她在大街上看到她过去的男朋友，差一点吓死，雅雅看见他穿着制服，腰间别着电警棍和手铐很威武地在街上走，他也是一个巡警。
他对雅雅说了很多话。你知道吗？在和你分手的的第二个月，我在训练中受伤，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当我醒来的时候，无边无际的恐惧和寂寞包围了我，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的恨。雅雅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会抓我吧。
我的心里面就出现了雅雅的脸，雅雅慌乱地说，你不会抓我吧。然后我笑了一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两个人，他们都有一米九吧，太阳光从他们的肩膀中间逃了出来，我闭上了眼睛。
事情就是这样，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高粱，他们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孩子。但他却去做了警察。
电话联系，啊？他从口袋里拿纸和笔，一边左顾右盼，我猜测他在顾虑别人的目光，他不想损坏人民警察的形象，我知道，可我还没有介意呢，我在和他们互相凝视，然后我们说话，然后他拿出了纸和笔，别人一定以为是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正被睿智的人民警察盘问。他的同事神秘地笑了一笑，偏过了头，不再看我。
我没有和他联系，我病了。
大概是因为着了凉，我总是生病，我从一楼爬到四楼也会累，我累得喘不过气来，并且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骨骼发出了格格格的声音。我在想我的将来，我会变成一个婀娜多姿的淑女，我会一直坐在电脑前面，从年轻一直坐到年老，我不午睡，也不喝茶，我不喜欢说话，我只会工作，工作就是运动。
我想起了我的初中，那时候我也同样厌恶运动，体育老师满怀g情地启发我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刚刚跑完一千米后的休息！”我蹲在角落里，喘着气，我看见高粱年轻的面孔上滚动着健康的汗珠，他黝黑的皮肤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美丽的光芒。
我想我爱上高粱了。
那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们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小时候的小心思，而且它再也不会自己逃出来了，虽然我们曾经羞答答地把它一字一句记录在日记本上，秘不示人。有时候很偶尔地，它逃出来了，我们也只是淡然地看看它，心如止水，它便失望地飘游一番，夺门而去。
我病了。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头痛欲裂。下午雅雅来看过我，带来了一个饭盒，她得意地打开那只饭盒，里面是一只油腻的煎蛋，蛋白焦了，蛋黄还是稀的，上面重重地洒了一层盐粒。我亲手做的。雅雅说，我知道你生病以后亲手做的。我说我不吃。
雅雅看着手里的饭盒，脸色马上就变了。于是我不得不从床上坐起来，哆哆嗦嗦地拨弄那片金黄铯的稀液。愉快地咬了一口。
好好吃。她温柔地俯下身，淡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满意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雅雅真是一个美女。我望着她的背影甜蜜地想道，如果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会使很多男人撞电线杆，我们是珠联璧和的一对。
我认识雅雅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我们又同时考砸了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和所有的破落生们一起，被扔进了c市工学院。可是雅雅不来上课，她说与其念一个坏学校，还不如什么都不要念，雅雅跑到电台去，做了一个dj当我坐在电脑前研究分支程序设计的时候，她却在电台如鱼得水，风光极了。我们都很忙，我们不见面，也不通电话，但我们知道对方还活着，很健康。
当然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是出现了，难能可贵地显露一下她的手艺，随后她又会离我而去。
然后我就去开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笔会，我在我们省会城市的一家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他们给我的小说起了一个好听极了的名字——本省中青年作家作品小辑。年终的时候，他们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得以看到他们的脸，同时也被他们看一看我的脸，于是我必须要去，不仅要去，还要做出欣喜若狂的得宠模样。
我的头已经不太痛了，但我只想睡觉，我果真就在他们领导的讲话声中睡着了。
我开始知道，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笔会就是领导讲话，吃饭和娱乐活动，男人和女人由不相识到相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在一种完全新鲜的状态下，他们眉来眼去，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故事。总之谁也不是在自己的城市里，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在别人的天空下做一做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拖家带口消磨了人的g情，可是开会让人海阔天空，活力四射，只有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才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他们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向来如此。
我遇到了一个从我们城市走出去的男人，他们总是给我们的城市丢脸。整个会议上我只看见他跑来跑去，献殷勤，讨好漂亮小姐。
最后他坐在了我的旁边。你说话的风格很象fà国女作家萨冈，他说。他就是那么念那个法字的，在此之前我从来也不知道法字是可以读成降调的，我想我要多看看港产片。
你经常看她的书吧。他把脸凑了过来，但是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只想睡觉，我一心一意地想要睡觉。然后他放弃萨冈，开始叙述卡夫卡，他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卡夫卡是什么？什么是卡夫卡？那三个字迷惑了我，让我不知所措。
他怎么不去勾引别人？大概是因为我最小吧，或者我看上去最容易被勾引，他想用卡夫卡打动我？可是我不读他的书，我只读《西游记》，卡夫卡很难打动我这样的问题少女。我茫然地看着他，做出一副很弱智的表情。
我看见美丽的徐娘在宴会上频频举杯，她们老气横秋。卡夫卡倾过身子，口齿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名言：女人并不一定要守身如玉，但是一定要守口如瓶。这是名言，他又重申了一遍。
女人们捂着小嘴儿吃吃地笑，但我不是一个徐娘，我还是一个学生，我的表情就很弱智，我睁着大眼睛，我很茫然。然后我喝醉了。
我在酒精中回家，我摇摇晃晃地走过车站广场，我爬上了一辆奇怪的车，我发觉它实在是太高了，我的窄裙子束缚着我的腿，在我抬腿的时候，裙的开叉滑开，露出了我的腿。司机看着我，我不看他，我裹紧了长大衣，衣服的下摆终于严密地掩住了我的腿。夜深人静的晚上高粱打来了电话，我正在吃地瓜干，现在它是天然食品，包装精美，有益健康。
你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他说。
高粱，你有枪吗？我问，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我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我说了。我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
有。他说。
你有没有受过伤？我歪着头，用我美丽的牙咀嚼天然食品。
你不能说这种话。高粱在电话的那头抽烟，虽然我看不见他的面孔，但是我听得见他抽烟时的喘气声，那是一种很煽情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连小偷歹徒什么的都没有碰上过吗？你只是扶老太太过马路，送迷路的小女孩回家？
高粱又抽了一口烟，烟草味道已经通过电话线通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你今天晚上怎么不用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啊？我今天在机房值班。高粱说，电话那头果然传来了电台的声音，有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在说着什么，然后电话被打断了，我听到高粱也在用大嗓门说话，很快地，他又回到电话前面来了。喂。他温柔地说。
你在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我说，你们警长知道了会给你处分。
沉默。我想也许高粱正在屏息观察着门。
高粱你怕死吗？我说。
我不怕，高粱说，可是我知道你很怕死。他小心地说完了这些话。
他的话使我心情坏透了。我的确怕死，怕得要命，我比谁都要怕死，我想起了我的学校，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但是高粱知道，我开始害怕，因为他了解我的过去，提起往事，我才意识到，其实在他的面前，我一直都是赤裸裸的，我做过的和我想要做的，他都知道。我有些沮丧。
我的小学，那时候有许多飞鸟和虫子，它们讨人喜欢地到处乱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坐在太阳下面，语文老师正在用难听的方言讲课文，他的眼珠灵活地在我们的脸上转动。我两只脚闲得发慌。书包带子垂在课桌下面，软塌塌地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就把脚伸出去踏在带子上，绷直了，马上就有了一种荡秋千的快乐。同桌的高粱全神贯注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从铅笔盒里摸出一只纸管子，罩住了一只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
然后就下课了。一只麻雀撞上了教室的玻璃，翅膀扑扑地响。坐在窗子旁边的男生一把就捉住了那个小东西。他挤眉弄眼地冲着大伙儿笑，紧紧握住那只恐慌的鸟，它正在拼命地挣扎。他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它的两只小脚爪，然后很动情地冲着满教室正在欢腾的男生女生笑了笑，慢吞吞地把麻雀举过了头，一下子就把它撕成了两爿。他手里举着还在蠕动的鸟的大腿，血肉模糊。我的笑僵滞在脸上，我一下子就吐了出来，吐了一地。
我的头象书包带子一样软塌塌了，周围都是呕吐物发出的气味，高粱面孔阴沉地下座位，不情愿地去拿苕帚，他是当天的值日生。扫完以后他就从我的铅笔盒里抢我的橡皮，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的头歪在了课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他耐心地把我的橡皮切碎成了小块，然后又放回到我的铅笔盒里去。我恨死了他。
有医生要来给我们打针，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呢。他们说，男生要打在脑门上，以后就变成白痴，女生打在肚皮上，以后就不会生孩子了。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这件事情，模样很诡秘，当然也有好心地女生告诉我，她们准备下午逃到隔壁横街小学去。
当然生不生孩子是无所谓的，那不是太重要的，只是打针会很痛，我打过针，我知道那种痛。
那个下午我还是去了。整个学校都空荡荡的，校长正不知所措地在楼梯口徘徊，他好像并不想管我，我就一个人往教室去了。
教室里也空荡荡的，只有高粱坐在那里，我昂着头走过去，坐了下来，我们先是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语文书，教室里很寂静，除了他隐约的喘气声，只有鸟清亮的鸣叫声回旋在树丛中。
好象除了我和高粱，这地方再也没有第三个人了，然后我们都坐到靠窗的位置上去了，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校门口。
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没有人来上课，也没有人拿着针筒走近学校，我们都有点坐不住了。
我问高粱，你怎么不回家呢？
我不怕。高粱说，又转过头看我，你怎么不回家呢？
我没有家里的钥匙，又没有别的地方去。我撑着头看窗子外面的天，天空很晴朗。
他们要来给我们打针了。高粱说。
你怕死吗？我说。
高粱笑了笑，我不怕。他用力跳上了课桌，显得很威武。
我怕。我说，我怕得都在发抖呢。
那，我们走吧。高粱迟疑地说。于是我很快地就从教室的后门跑出去了，高粱紧紧地跟着我。我们来到了学校花园的一堵墙下面，墙上爬满了小蔷薇花，只有红色和白色两种，墙的后面密密麻麻地成长着浦公英金黄铯的花。
他们肯定是找不到我们了。我吐了一口气，开始放松。整个下午我都在玩一种名字叫做《向前进》的橡皮筋游戏，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跳，累了，就在花丛中寻觅夜来香花籽，塞到裤袋里去，我想把它们带回家去种。高粱已经翻到墙那面去了，那儿有一条河，里面的河泥黑油油的，散发出一种成熟了的臭味道，还有探头探脑的泥鳅，我看见高粱捡来了两根树枝，他趴在那儿捞啊捞啊，但他什么都没有捞到，只有河泥不断地溅到他的脸上。
然后我就升初中了。但是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迟到了，我站在那张粉红色的纸前面，寻找着自己的名字，眼泪都要出来了。
我的新班主任有着很慈祥的面孔，她的脸很滑，没有皱纹，她把我带进教室，我看见我的新同学们从书本中抬起头来盯着我看，窃窃私语。
然后他们很客套地鼓了一会儿掌。
我坐了下来，发现高粱坐在我的旁边，他文静地抿着嘴笑，现在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
我在操场上闲逛，上课铃响了，我在潮水般涌向教室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我撞上了一棵梧桐树，我有一种花在盛开的感觉。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也没有立即地感觉到痛，我只是在看见自己流出来的血以后才哭了出来，鲜血像花一样绽放，铺天盖地。我模模糊糊地寻找我的同学，却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我躺在那里，觉得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好像要飞起来了。我想我要死了。
高粱发现了地上的我，那个时候我正紧闭着双眼，头上很奇怪地开了一朵红花。
高粱抓住我的头发，扛着我的肩，把我从地上弄了起来，然后他从体育室里推来了一辆旧自行车，让我坐到上面去。我上车，低着头，把红纱巾拉下来盖住了脸。高粱用力地蹬车，我的眼泪和血都蹭到了他的后背上。
医疗室里有张旧桌子，上面还有没有擦干净的血迹，陈血和不断新鲜的血给了这张桌子非常瑰丽的色彩。那个清闲的年轻医生用粗长的针缝补我的额头，尖利的针尖穿透着我的皮肉，我还没有任何的痛觉，我只是怕，怕血再这样流下去，我就会死掉。我发着抖，嘴唇惨白。
没事了。医生灵巧地穿针引线，安慰旁边显得十分着急的高粱。只是，剪刀放在哪儿了？他一手提着线头，一手到处翻东西找剪刀，高粱也到处翻东西，帮忙找。
哦，在这里呢。年轻医生看到了剪刀，他一挥手把剪刀上面的苍蝇赶走，然后细致地用剪刀剪下线。那根线始终长在我的额头上让我烦恼，当它被快速地抽走后，我知道我光洁的额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上面有了一条隐约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