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部之众”或“五部之人”是一种泛称，如在李克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康君立谓李克用：“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天复元年，李克用致朱全忠的信中，声称自己“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以及前引李友金在代州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等等，这里的“五部”、“五部之众”，即是对代北地区蕃胡部落的泛称，故李友金所募集的“北边五部之众”，《通鉴》则作“北方杂胡”。“杂胡”亦即“杂虏”，胡三省对此解释为：“谓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故可将代北地区沙陀三部落以外的蕃胡部落如“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统统称作五部之众。
最后便是代北汉人。由于代北是蕃汉杂居的地区，而许多蕃族往往冠以汉姓，因此辨别其是蕃是汉，实属不易。将史册中未著明为蕃族和安姓、康姓以及存有疑问的白奉进以外的代北人均当作汉人看待，或许不至大错。这样在李克用统治集团核心，代北汉人至少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中既有李克用的义儿如李嗣本、李存进、李存璋，又有李克用最重要的谋士和腹心盖寓，还有被视为李克用“左右手”之一的李承嗣以及李克用、李存勖的重要将领周德威，这一切说明了代北汉人在代北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代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区，“纵有编户，亦染戎风”。所以沙陀人并不把代北汉人看作异己，而代北汉人亦不把沙陀人当作异类。于是在“英雄立功名富贵”利益的趋使下，代北的汉族豪强们也纷纷起来追随李克用。在杀害段文楚、拥戴李克用事件中，除李尽忠、康君立、薛志勤等人外，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盖寓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从姓氏判断，后者当均为汉人。之后，他们除或在同唐朝廷的作战中战死（如程怀信）外，又继续追随李克用南下，镇压黄巢，进占河东，成为李克用父子争霸的一支重要力量。
代北人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地位，不仅表现在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也表现在他们担当的职务重要，如李克用时期作为最高军事将领的蕃汉马步都校（又称蕃汉都指挥使、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见于记载先后担任此职的有四人，即李存信、李嗣昭、周德威、李克宁，其中三人为代北人；牙军中重要将领马步都指挥使、马步都虞侯，见于记载担任此职的只有李嗣本和李存璋二人，均为代北人。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往往是代北人在起关键作用。如文德元年（888），李克用派康君立、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安金俊、安休休等率大军助李罕之夺河阳；大顺元年（890）唐朝廷讨伐河东，河东率军抵抗的主要将领是李存孝、康君立、薛铁山（即薛志勤）、李承嗣等；乾宁二年（895），李克用入援河中并进而左右唐室，主要将领为李存贞、史俨、李存信、李存审、盖寓、李罕之等；特别是天复元年（901）、二年，朱全忠向李克用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关键时刻，是李嗣昭、周德威、李存信、李存璋、李嗣源、李存审、李克宁等人率军作战并最终保住了太原城；李克用晚年与梁军争夺潞州，派出的将领有李嗣昭、李嗣弼、周德威、李嗣本、李存璋、史建瑭、安元信、李嗣源、安金全。上述诸将，除李罕之、李嗣昭、李存审以及身世不明的李存贞外，其余均为代北人。
代北人在李克用麾下如此受重用，李元审作为潞州牙将这样地位还算比较高的将领，自然再清楚不过，因而听李曜一口代州口音，又自称代北人，这就不得不令他有所顾忌。再加上李曜竟然如此“仗义疏财”，开口便许下了一柄在李元审看来可以当得上绝世神兵的宝剑，他哪里还能不动心？就算李曜不是什么并帅、潞帅的故人之子，光凭这出手之大方，这少年郎君的家世还能差了？前途还能差了？这种人，就要趁人家年少，不明事故之时早早结交才是正理！
“既承壮武不弃，小弟自然乐意之至。”李曜也作出一脸欣喜之色。
李元审哈哈大笑：“正阳老弟，某字慎思，你便称我表字便是。”
李曜心道：“从你老兄的历史表现来看，这个字取得很名不副实……”当然，面上李曜却是笑颜大展：“慎思兄……啊，既然你我二人如此投缘，不如来我帐中，喝上几杯水酒，我帐中有河东葡萄酒四坛，正好一饮为快！”
李元审眼前一亮：“正阳老弟果然爽快之人，既然如此，说不得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曜呵呵一笑，跳下马来，伸手虚引：“慎思兄，请！”
李元审刚要跳下马，他身侧一人轻轻碰了他一下，轻咳道：“壮武，我等此次乃是行军，饮酒……这个恐怕有些不便。”
李元审转头瞪了他一眼：“有甚不便？不过一点葡萄酒，难道某还能醉倒误事不成？再说，正阳老弟如此热情好客，我若推辞，岂是道理？你等便等在此处，休得呱噪，其余人等，立刻回营，听冯霸、安建和纪纲三人安置。”
劝他那人乃是李元审的亲卫，见李元审不听，他倒也不奇怪。毕竟能做到亲卫这个份上，主将的性格爱好肯定了如指掌，他之所以这么一说，也就是恪于规矩，提这么一句，也算尽了职责，至于主将听不听，他又哪里管得着了？只得立即将李元审的命令传达下去，命下边立即回营，自己则带着其他几名亲卫守在外面。
李曜自然不会让他们傻等在此，偷偷给卢三使了个眼色，卢三是老江湖，自然会给他们安排酒水菜食，虽然酒水已然不多了，也没多少安排给他们，好歹还能解解酒虫，至于菜食，总比他们军中吃得要好些，那些干酪的胡饼里，多少还有点肉馅，不像大头兵们平时吃的，能管个饱就不错，这年头，哪家大帅马蚤包到这个程度，还给这些丘八吃肉！
李元审跟着李曜来到他帐中，卢三早已飞快安排了人摆上酒食，不过由于正餐时间已过，此刻的热饭菜那是没有了，好在卤羊肉还能来得及切两碗，再每人食案上摆一坛河东葡萄酒，看起来倒也不寒碜。要说有什么缺憾，那就是没有夜光杯，只能拿几个行商北地常用的薄铁碗凑数，看起来差些雅致罢了。
李曜当年是大国企里头供销处处长，陪客什么的那是再擅长不过了，虽然唐朝的待客之道跟后世在方式、习惯上差别较大，但是逢人说人话，见鬼讲鬼话这一条倒是通用的。
几番恭维之下，李元审那一坛子酒基本上已经搞定得七七八八，他也没工夫注意到李曜一直到现在也才喝了一碗半，还觉得李曜这人真是豪爽大气，太对他这等武人脾胃，说到兴头上，连盔甲都解了脱下来。
觥筹交错许久，李元审正在李曜的照顾下喝得兴致勃勃，忽然外间一阵喧哗，李曜面色微微一变，还没问出声，外面已经传来先前那亲卫的声音：“壮武！壮武！大事不妙，俺们大营出了乱子，一群弟兄们逃了出来，说冯霸鼓动士卒，要杀回潞州去也！”
第021章 执迷不悟
潞州兵临时军营之中，两批人马相视而立，李元审面色之黑犹如锅底，看着对面面沉如水的冯霸，厉声喝道：“冯霸！你裹挟兵马，莫非要造反不成！须知节帅刀下容不得尔等！”
冯霸嗤笑一声：“李慎思，真难为你能把这话说得这般大义凛然，某家倒想问问，你李将军莫非没有造过反？诸位，俺想问大伙儿一句，俺们河北的军镇，底下兵将没有造过反的，有几个呐？几年没有造反的军镇，有几个呐？造反成功的有几成，造反失败的有几成？即便是造反失败的，也只有领兵将校被杀，可曾见到朝廷或者节帅府能把全部参加造反的兵将都斩杀的？啊？！”
李元审一时语塞，脸色越发铁青一片。
说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但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是同样的出类拔萃。所以“盛唐”两个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但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不一样。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j臣之篡，汉唐是也。”唐朝之耻来自内乱，而且乱得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首都共九次沦陷（严格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遥遥领先，其余没有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仅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唐朝的耻辱有多么严重。
在这九次首都沦陷中，有七次是藩镇导致的，但唐朝的内乱还远不止藩镇，此外还有宦官、朋党、佛教、仙丹，每一项在中国朝代中都差不多可排no1，名副其实的“五毒俱全”。如此问题就出来了，在别的朝代，首都沦陷等同于亡国丧钟，他们首都沦陷次数远低于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沦陷基本上就挂了，别说收复京城东山再起，能暂时不死多活几天就很不错了。而唐朝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朝代，虽然首都一次次丢失，但居然还能一次次夺回，并且一坚挺就是150年，更牛的它对外能依旧保持相对的强势，这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藩镇。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新唐书》中就说“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北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镇消极一面，忽略了藩镇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赵匡胤因此采纳赵普的建议，将“强干弱枝”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实则未免矫枉过正。你把枝枝蔓蔓都砍了，那谁来给你遮风挡雨呢？所以大宋朝不为藩镇头疼，但却为辽金蒙元郁闷。
尹源就批评这种政策“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然后对比了唐宋两朝“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而宋朝“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所以尹源建议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
尹源的话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唐朝首都屡次沦陷却还能坚挺150年，为什么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却依然能败吐蕃、复河湟、击南诏、定安南、驱回鹘。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积攒的老本过于雄厚，一时半会挥霍不了之外，藩镇的存在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唐朝之耻，是朝廷之耻，却未必是中国之耻。
可是在一般人眼里，“藩镇”俨然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唐朝后期150年历史被简化为四个字“藩镇之乱”，甚至于“名存实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个唐朝历史一样，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藩镇绝非唐代独有，藩镇之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西汉七国之乱，东汉军阀混战，西晋八王之乱，甚至于春秋战国，其实都是藩镇之乱。不知什么原因，藩镇在现代却变成了安史之乱到宋朝建国这200年历史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唐朝独有，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藩镇的产生和藩镇之乱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基本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后；二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各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后，那么中央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了一个让历代统治者都很纠结的问题。秦朝是郡县制，汉初是郡国制，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中央为了防止地方权重难制，就要对地方实力进行削弱，于是乎州郡县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辖区是越来越小，天下州郡县多得数都数不清。
隋朝统一后废掉了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中央直接管辖就是累死也管不过来啊。既要对地方有效控制，又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于是二者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隋朝速亡，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现代通信技术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但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很明显中央也是会抓狂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的藩镇就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倘若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是藩镇。譬如说海峡那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并不等同于后来的藩镇，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的。唐朝立国前50年，对外战争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唐高宗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个进攻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言之，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的这种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广设军镇，划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可见，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战区开始变身藩镇。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少兵，为了抵御叛军，朝廷于是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成立领导班子，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藩镇；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巍巍大唐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