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田中回了一句：“不!这不是高岛本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
周恩来未加理睬，话锋一转，谈到了头天晚宴上田中的致词，对“添了麻烦”的说法进行批评。指出，这句话就像不留神把水泼到女『性』衣服上那样表示歉意。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用“添了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行不通的，而且还引起强烈反感。
在会谈中，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他在和日本人签订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对政治问题用法律来处理的人，在中国叫作“法匪”。
双方的谈判陷入了僵局。日本代表团回到迎宾馆，人人显得心情沉重，因为就自民党内部而言，田中访华说什么也不能使谈判告吹，否则两手空空回国，田中内阁将受到党内的追究，导致内阁辞职。田中对着一筹莫展的大平说：“你们这些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拿不出办法怎么行啊?”说完哈哈大笑，之后又鼓励大平说： “事到如今，不需要作太大让步。实在不行，我们回去就是了，就当我们来中国旅游一趟，以后的事情，由我负责，再坚持一次。”
吃完晚饭，日方根据从姬鹏飞和外交部顾问张香山那里得到的感触，开始起草妥协方案。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新中国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女)、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1982年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予以通过)。
为了维护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纪委书记、常务书记、副书记、常委和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体与会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以其特有的建树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划时代的里程碑。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7 坎昆会议
——第一次南北首脑“全球对话”
在墨西哥东南的海面上，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岛，宛如万顷碧波中游动着的一条水蛇。那就是墨西哥的旅游胜地——坎昆。1981年10月，这个美丽『迷』人的小岛更加受到世人的瞩目，因为第一次南北首脑“全球对话”要在这里举行。
全球对话其实早已有之。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南北双方在经济关系中的矛盾很深，过去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不合理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希望能够发展经济，减少和消除经济上对过去宗主国的依附『性』，对独立前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因此它们要求改变现存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合理状况，改变它们在生产领域、贸易领域和货币金融领域中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取得应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所以1964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举行了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讨论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并建立了“七十七国集团”，为南北对话拉开了序幕。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74～1979年期间，随着南方国家石油斗争的胜利，南北对话获得较强的势头。1974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讨论南北关系，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首次正式承认经济上的不公正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并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会后，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与发达国家对话。面对现实，发达国家不得不作出反应。1975年12月，在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倡议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召开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只愿意讨论他们关心的石油问题，会议成了“聋子的对话”，终于宣告失败。
到了70年代末，随着石油第二次大幅度提价，能源问题再度突出。为了推动南北谈判早日举行，墨西哥和奥地利倡议召开有南北双方『政府』首脑参加的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1981年8月，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的外长在坎昆先举行筹备会议。
从10月22日至23日，22个国家首脑再在这里举行南北对话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与会各方以“建设『性』和积极的精神”就南北关系有关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举行讨论南北关系的全球谈判。会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强调应尽快举行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全球谈判，并且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谈判，并不是要求发达国家的“施舍”，而是谋求“在公正的国际体系中自己谋生的机会”和“结束造成财富从穷国自动流向富国的制度”。但是由于80年代初发达国家陷于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其『政府』精力集中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无暇顾及南北关系。加上石油不再是南方国家的有效斗争武器，又没有找到其他可替代的斗争武器，南北对话态势逐渐开始逆转。再则改革旧秩序势必影响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往往不肯在实质『性』问题上让步，拒绝或敷衍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坎昆会议最后仅仅重新肯定了联合国主持下全球谈判的可取『性』和紧迫『性』，对全球谈判起了一定的政治推动作用。
不过，在坎昆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首脑作为平等伙伴与发达国家首脑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正式地专门讨论南北关系问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78 经互会会议
——苏联推行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
自经互会成立至1986年，先后共召开42次经互会会议。经互会经济合作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经互会成立至50年代末为第1阶段，主要合作形式是进行商品交换和科技资料交换。60年代为第2阶段，主要形式是推行生产的“国际分工”。70年代以来进入第3阶段，主要合作形式是实行“经济一体化”。
1961年12月举行的经互会第15次会议上制定并批准了《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基本原则草案》。接着，1962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成员国『共产』党的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该文件规定，经互会成员国“必须紧密地结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必须逐渐拉平经济发展水平”。文件还规定一些重要的生产部门实行国际分工的基本方向。
在1969年4月召开的经互会第23次特别会议上首次提出“经济一体化”方针，会议决定着手拟定“进一步发展成员国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具体措施。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讨论，在1971年7月举行的经互会第25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经互会成员国进一步加深与完善合作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综合纲要》规定在15～20年内分阶段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的“一体化”。它规定了加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就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进行双边和多边协商，加强计划工作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有计划地扩大生产、科技方面的国际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有计划地扩大相互贸易并提高其效果；扩大成员国各部之间、各主管部门之间和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发展现有的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组织；不断完善经济和科技合作的法律原则。
根据《综合纲要》规定的原则，1975年6月经互会第29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经互会成员国1976～1980年多边一体化措施协调计划》。该计划规定，由各有关国家联合投资建设一批预算造价约为90亿转账卢布的项目。1976年经互会第30次会议上进一步拟定了一些重要物资生产部门为期10～15年的共同专业合作纲要，其中包括燃料动力和原料部门的合作纲要；机器制造业合作纲要；各种主要食品生产合作纲要；扩大民用工业品的生产和相互供应的合作纲要；发展成员国运输联系的合作纲要等。通过这些合作纲要，使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更趋一体化。
1984年6月12～14日，经互会召开最高级会议。会议总结了1969年经互会第23次特别会议(最高级会议)以来经互会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了经济一体化的方针。会议决定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深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和科技合作基本方针的声明》。《声明》提出，现阶段经互会成员国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最重要任务是，经济向集约化道路加速过渡，依靠完善社会生产结构、更好地使用科技潜力等来提高经济效益；保证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发展出口潜力；更合理地配置生产力；加速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平衡的过程，特别是越南、古巴和蒙古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互会欧洲成员国水平逐渐平衡的过程。会议决议的根本目的是加速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
30多年来，经互会国家之间的协作主要是通过协调国民经济计划，科技合作、生产专业化与协作、共同建设联合项目、对外贸易，以及货币金融和信贷合作等方式来实现的。
协调国民经济计划。这是实现经互会综合纲要的基础，是经互会成员国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加深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措施。协调内容主要包括：磋商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编制经济、科技方面重要项目的预测；协调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生产方面的长远规划；协调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交流成员国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制度的经验等。为了使协调计划更加紧密，自1966年起，经互会改变了协调计划的做法，即由原来的各成员国先制定本国计划然后进行协调改为先由经互会协调计划，然后各国在协调基础上再制定本国计划和制订双边、多边协定。在1982年6月召开的经互会第36次会议上讨论1986～1990年国民经济计划协调纲要时，要求经互会成员国“进一步加深合作”和促进“经济一体化”，要越南、古巴、蒙古“广泛地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分工”。在1984年6月举行的经互会最高级会议上又明确规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协调将集中于解决优先的任务，即首先协调各国在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中实行专业化的基本方向；增加最重要商品相互供应的措施；相互贸易的基本比例和结构；生产合作的项目。
科技合作。在《经互会成员国进一步加深与完善合作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中，对科技合作的主要内容作了专门规定，即：就科技政策的基本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编制10 15年的科学技术预测；有关国家共同规划某些重要科技问题的研究；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协作；协调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交流科技成就和经验；加强科技情报、发明和专利事业方面的合作；培训科技干部等。根据《综合纲要》提出的科技任务，1972年，经互会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向经互会执委会提交了《在1972～1975年对有关1976～1980年和更长时期的科技政策基本问题进行相互磋商的实施纲要(草案)》。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科技及生产的日益相互渗透，以后，经互会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又制定了关于经互会各国之间在1976～1980～1990年的科技合作的基本方针。至1981年，成员国之间已签订了205项科技合作协定与合同，参与合作的组织达3，000个。
在1985年6月举行的经互会第40次会议上着重讨论了科技合作问题。会议决定成员国将优先在机器制造业、无线电电子工业等方面进行合作。1985年12月17～18日，经互会在莫斯科举行第41次非常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美国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和法国提出联合西欧国家力量的“尤里卡计划”的形势下召开的。经互会国家意识到今后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将左右国际力量的对比，经互会必须调整合作方针，必须把加快科技进步放到合作的主要位置上来。为此，会议讨论并通过了《2000年前经互会国家长期科技合作综合纲要》。这是经互会国家进一步加深经济～体化的重大步骤，标志着经互会国家科技合作和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纲要》的中心内容是加快成员国的科技进步，推动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纲要》规定2000年前，经互会国家要在国民经济电子化、综合自动化、原子能动力、新材料与新工艺和生物工程等5个最先进的科技领域有个突破『性』的发展，使成员国社会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一倍。《纲要》还规定，要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广泛采用电子技术，使很大一部分人从手工『操』作和单调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原子能发电方面，要在原有反应堆技术上进一步改进，研制快速中子反应堆。为了保证上述目标的实施，会议决定，准备成立一系列科技中心，建立科技生产联合公司，组织各国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准备建立科技干部学习、培训、进修中心以及联合实验室，加紧科技干部培训；建立各国企业和科研究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系，形成“科技一生产一销售”的完善体系；增设新材料和新工艺研制合作常设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