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身份不说，今天在这里我们是老友的儿子代替他与大家叙旧。我现在说说我认为应该怎么当商人。”他把空酒杯放在跟过来的侍者手中的托盘上，然后搓了搓手，“我就先从商人这个词说起吧。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殷商开始的，到了周武王的时候终于从西北贫瘠的地方起家灭掉了商肘王，得了天下的周武王把商朝的那些达官贵族驱赶到了洛阳，这些人不仅失去了国家也失去了土地，他们无以为生，于是在各个部落和分封的国家进行物资串换，成为最早的贸易中介，由于他们都是商朝的后裔，于是当时各国把从事这样贸易活动的人叫‘商人’，商人商业的起源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给你们讲一个普通的历史故事，而是告诉你们，商人也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发展到今天，工商已经不能分离，成为荣辱共存的孪生体。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商人或者说企业家金融家的运行目的哪？按照资本论里说的是‘最大的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则说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说白了都是一回事，那就是赚更多的钱。在座的也许很多人也都是这么看的，甚至就是这么做的。这不奇怪，我想说的这套理论和方式到底给商人带来了多少利润和价值？商人的目的难道真的就单纯是为了钱吗？或者说达到目的是手段难道就是现在这些吗？”
来参加宴会的人都知道来参加这个宴会不是来吃喝的，在这个场合下司徒晟这个特殊的人物一定是有话说，因此这个时候大伙都认真的听他说下去。
“说到这里我父亲给大家带了点礼物来，让我转交给大家，请大家不要见笑！”说着他让侍者把《为人民服务》的书拿了出来，“书不多，一个家族一本吧，是我父亲签过名的，他老人家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读一读。”
来的人听到这里一楞，许多人并不知道这样的书，只有年纪比较大的还知道一点。
“让我们这样的商人去《看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有些滑稽啊？”鹏年集团的老板邱深亘有些不以为然的说。
邱家早年在香港就是望族，而这个邱深亘则是这个望族里的一个另类，年轻的时候就脱离了家族自己创业，在香港工业复兴的时候办起了实业，然后就自立门户，成立了鹏年集团。是最早的寄生在三葵集团周边的供应商之一，也是靠为三葵汽车工业提供零件发展起来的。后来三葵的业务从香港淡出，而鹏年集团的羽『毛』也日见丰满，这才独立的经营着香港的精密机械制造业，现在在香港也算是头面人物。
“邱先生的意思是不看也罢？”司徒晟微笑着问到，“您要是不想要我也不勉强，可以给其他人看。”
“不过是觉得这些阶级斗争时期的思想跟我们现在有些遥远，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汉翁的题字还是值得珍藏的。”邱深亘可不傻，那司徒汉当年可是叱诧香港经济金融界的风云人物，到现在香港的商界大佬都还要尊称一声“汉翁”。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差不多是你这么想，可是我再往深里一想，我觉得这是个新的思维。商人没有人民这个基础那么去赚谁的钱呢？离开了市场也就是离开了人民，那么商业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只有提供了优良的服务才可能获得丰厚的报酬，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可是当商业经济的支撑驾御了社会基本结构的时候，还能这么平心静气的去思考为人民服务吗？还能够做到蓄水养鱼，育树成林吗？今天的香港，各个集团的利益高于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那么，还会有多少人民支持你们继续发财？其实这个现象早在20年前就已经萌生了，于是开始演变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种典型的以牺牲一部分生产力和市场为代价的商业倾扎，一些相对实力较弱的为了生存不得不联合起来抵御这种倾扎，还不得不在政界去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实在没有就自己培养打造。于是在香港一种特殊的行业大行其道，那就是政客的包装行业。大家都是做实业和商业的，对于一个产品来说，根本的东西还是产品的内在质量，包装不过一种辅助的促销手段和形象的表白而已，你里面的东西质量不怎么样，就是再怎么包装也是白搭，最后坑害的还是自己。商品尚且如此，那么事关国计民生的管理者难道就可以例外吗？也许有些人会以为推出去的人不过是一个标牌而已，真正决策的班子是后面的集体，那么这个集体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确实是能够管的起这一片天的班子？我看是包装的班子还差不多，这样的教训现在已经让我们香港人开始吃苦头了。”
这个时候围在司徒晟周围已经有不少人了，虽然是个比较自由和轻松的“怕听”宴会，但是人们还是遵从着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地位比较高的才能围在主人身边，除非是主人在客人中不断的游走和打招呼，否则，身份比较低的是不能上前打招呼的，否则会被人认为是不懂规矩。
“司徒先生说的有道理，现在商人确实是过多的卷入了政治。”老戴伟颤悠悠的嘟哝着，这个干了一辈子实业的老工程师已经老的只能坐着轮椅来出席宴会了。
“与其说是过多的卷入政治，还不如说是利用政治来赚取更多的利润罢了。”阿松最小的弟弟阿晖说道。
“人类社会本来就是金字塔，组成金字塔底座的就是广大民众，是他们托起了金字塔的顶尖，如果金字塔的顶尖脱离了这个基础，那么剩下来的还能有什么？恐怕不过是沙漠里的一粒沙子吧！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基础，做什么生意恐怕也是做不好的，投机钻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理智的社会，如果还纠缠在集团间的利益纷争上，那么最后的结局必然是社会的倒退，这个道理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早就悟出来了，不是说和气生财吗？商人怎么样？不过也是社会的一个分工和职业罢了，个人拥有再多的财富又怎么样？一个人，一个家族能够消费多少？相对整个社会来说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既然我们看明白了这些，那么我们不妨把眼光看的远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能够爬到这个金字塔顶尖的人在智力能力上是要高过普通人，那么社会也给了这些人回报，商人的生活要比普通人优裕的多，享受的物质也多，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升华一下？就不能再回报社会？有人说我们做了很多善事，可是仅仅捐助金钱和做善事就能行了吗？一方面为了自身利益去为富不仁，一方面又去做善事不是太虚伪了吗？我还是劝大家能够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来说是失民心则失天下，那么对你们这些商人来说不也是失去民众就失去商机吗？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你们不应该去为你们的市场服务吗？”话说到这里司徒晟的语气仿佛有些尖刻了。
“让商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确有些新颖，照你这样说我们还真的要深刻反省一下。”邱深亘怎么也没有想的小小的司徒晟能够这么演绎为人民服务。
一些年轻的家族后起之秀已经开始翻阅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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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蚂蚁缘槐夸大国（1）
第一节
司徒晟在酒宴上的讲话立即不胫而走，当天有些报纸甚至出了号外。一些人开始研究司徒晟的讲话，那些民主人士也开始逐步的出来解析这个讲话。
《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几乎是全文刊登了司徒晟的讲话，并且发表社论说“这是一个向传统商业理念挑战的创举”，《新闻早报》则说“值得商榷”，而民主派的喉舌《民主之声》则说“整篇讲话都是煽动复辟的陈词滥调”，“当心中央给香港人下套”，《苹果日报》则比较中肯的说“这是一个讲明白的道理，商人失去市场等于失去了天下”。
一些记者开始到处追踪那些活跃在香港政界的名人，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绝大多数都是问“你对司徒晟的讲话有什么看法”这样的敏感问题。黄发雄自然也不例外，第二天一大早他特意起早了一个钟以期避开那些记者，可是还是被《华商周刊》的记者给堵在了香港『政府』的门口。
“请问行政长官，您昨天中午跟司徒晟喝咖啡，晚上他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联系？”记者拿着大话筒追着黄发雄问。
这个时候如果黄发雄说“无可奉告”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那些记者自从他上台以后就把这个不是政治家的政治人物折腾的翻江倒海，那些背后的幕僚们总是用一些『摸』棱两可的话语来指导这个政治上的侏儒。黄发雄本来并不傻，但是在这眼花缭『乱』的政治游戏中被那些幕后的人牵来赶去，原本可以滔滔不绝的话匣子现在说话都吞吞吐吐。昨天见到司徒晟以后脑子才开了点窍，他现在清楚的知道中央还没有放弃自己，那么，后面的路就一定要由自己来走。面对今天记者的盘问他知道是不能回避的，毕竟司徒晟的来港是与立法会弹劾他本人有关，如果不说点什么恐怕也会被司徒晟看扁。
黄发雄放慢了急走的步伐，侧过身看着手里拿着话筒的记者，“喝中午的咖啡是香港大多数公务员的习惯，司徒先生和我在一起喝咖啡如果说是偶遇那是欺骗舆论，主要是他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与我恳谈香港的未来，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就是想请他吃饭恐怕都要『逼』嫌，所以我们选择了喝咖啡。”黄发雄要是没有什么人在后面指点他其实脑子也是蛮灵光的。
“那么您们中午的咖啡会谈，是否构成了他晚宴时讲话的框架？”记者仍然追问着黄发雄。
“自从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以来，应香港『政府』和市民的要求，中央『政府』的人大常委会是多次释法，一本基本法几乎每条每字都进行了解释，现在还有什么要解释的？中央『政府』历来遵守基本法的准则，绝对不会干涉香港的内部事物，我们和咖啡聊天不过是一些如何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手段技巧而已，大家是泛泛而谈，说到香港的未来，我和司徒先生都是充满了信心。”黄发雄自以为不着边际的把记者打发了。
如今的记者没有都能说出有，更不要说在说话时曼不经意的流漏，黄发雄话音还在市『政府』上空回响，那漫天的新闻已经传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司徒晟教黄发雄做特首”的大字标题已经在不少的电视台里“长期”挂在那里了。
“这个黄发雄，还真能借力打力，也好，让他幕后的那些人去猜测吧。”司徒晟看了电视报道后摇摇头把电视机关掉了。
严格说来，这个时候着急的是司徒晟，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作『性』质在那里摆着，这么大一个国家，能不是日理万机吗？说是到香港来省亲，可是满打满算也就只有几天时间，如果在这几天时间内不能够用体面的和平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那么也许司徒晟还真的打算来点蛮横的。尽管司徒晟心里着急，但表面上则完全是一副省亲的样子，关掉电视的他要出去拜访几个老前辈了。可是这会儿着急的不光是司徒晟还有另外的一些人。
李春桥，香港执业大律师，立法会『主席』，为人阴损老辣，原名叫李书茗，年轻的时候受业师的指导，十分崇拜时期的弄『潮』儿，于是自己就改名叫李春桥，在法律界以替工商业者抗争『政府』闻名，曾经弄的『政府』几个官司下不了台，博有名声，后来成为香港民主派的领袖，其背后则是几个具有外国背景的利益集团的大老板，在香港可谓是呼风唤雨。把黄发雄推到台前也是他的主意，原指望可以遥控黄发雄自己担任幕后总指挥，可是这个黄发雄并不是那么听话，加上黄发雄后面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的支持，原本脆弱的竞选联盟在黄发雄上台仅仅半年就宣布土崩瓦解。于是，李春桥又想弹劾黄发雄，借机自己上台。
按照李春桥的设计黄发雄的倒台只不过是一个程序问题了，只要弹劾程序启动，黄发雄根本没有翻本的机会，对于中央的态度他也在事先向现任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牛华西试探过，牛华西几乎是一反常例的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中央不会过问香港的内部事务。可是现在这个以兵行险招出名的司徒晟却突然跑到了香港来，着实让李春桥等人『摸』不着头脑，“难道中央又耍什么花招？”他焦虑的在办公室里来回度步。
作为中央的总书记对于牛华西的表态不会不知道，正因为牛华西的表态才使中央处理这个问题陷入被动，对于牛华西的心思蓝琼心里清楚的很，牛华西屡次与司徒晟争斗都落了下风，此次香港问题他清楚的知道中央不会坐视不管，但是，再用“释法”的那些陈词滥调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何况这次并不是因为法律的歧义而闹的不可开交，从法理上说也不关他人大什么事情。既然不关他人大的事情，他牛华西就惟恐天下不『乱』，于是就把皮球踢给了国务院，“你司徒晟不是本事大吗？那么好，就让你来捧这个烫手的山芋。”如果司徒晟实在解决不了，牛华西可以提出基本法的五十年期限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修改香港的法律，那个时候牛华西就可以借这个理由去阻止司徒晟的继续晋升，从而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中央的各个部门，这也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权谋。作为总书记的蓝琼对于牛华西的举动焉有不知？可以说是洞若观火，蓝琼的想法是如果不能和平解决，那么安排驻港部队采取果断措施也来得及，这个便宜无论如何也不会让牛华西拣了去，更何况她一贯对自己这个小弟弟有信心，她相信司徒晟能够妥善的解决香港问题。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黄发雄特批了几个在巴拿马注册的游船在香港开赌，原本香港就有几条游船在玩这套擦边球的把戏，现在又多了几条，并且几乎是半公开的开赌。这些本来是李春桥给黄发雄出的点子，为了解决『政府』的长期财政赤子问题，黄发雄接手的时候，『政府』就已经是负债累累，上台之初急于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能够卖的地早就卖光了，能够收的钱也早就收完了。由于香港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中的地位越来越小，能够收到的过境贸易的差额也越来越少，中兴过的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又处在更新换代的时期，新的工业门类尚未兴起，旧的工业已经失去了竞争的能力，作为『政府』应该是放水养鱼，可是这个时候黄发雄却提高了一点点的利得税，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请愿。于是立法会抓住他的小辫子，声言要弹劾他。
香港的山顶会所，一百多年来一直被港人称为“富人俱乐部”，这里最让富人放心的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记者的出现，也就是说在这里可以稍微保留那么一点个人的隐私，因此许多重要的交易大多都是在这里的喝茶聊天中敲定的。
这天一大早，不少超级富豪就来到这里“喝茶”，有些是好多年都不来的人，而今天好像是要开什么会的，大家都来了。
“沙翁，许久不见，您老还康健？”
“丘老，久违了！”
“黄生，最近又发了吧？”
“……”
大伙相互打着招呼，这个时候突然大家都一起向门口望去，原来是司徒晟搀扶着老态龙钟的阿良走了进来。自从哥哥阿松走了以后，家族中年纪最大的就是阿良了，尽管当时阿良自己在三葵公司里多少也有点股份，但是他主要是从事自己的渔业饲料的生产，后来跟司徒家族联手做远洋捕鱼业也颇有建树，阿松退出商界以后，就是阿良在支持着他们的家族生意，现在留在香港的生意主要就是阿良这一支了。跟在阿良后面的是他的小儿子铭心。
“良伯！您老可是多少年都没有出山了。”证券大王沙伟林走上前去恭敬的问候着。
“是林仔啊！你也好久没有来看我了。今天我是来陪我侄子饮茶的，你们自己饮，莫烦我。”老人摆摆手。
让大家吃惊的并不是说阿良如何，一个过了气的老人能有多大能量？尽管阿良还是这个富人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