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被老百姓戏称是“五星级”监狱大酒店。一些小混混对记者说，“有这样的酒店住，我什么都招，一进去就招。”
而在西北的《西夏新报》则报道了被关押在罗布泊监狱中的犯人抗议他们没有得到内地监狱的待遇，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是违反《监狱法》某条某款的，并集体委托律师起诉监狱当局，要求给予『政府』赔偿。
一时间，这些小报都开始了各种各样针对法律笑话和漏洞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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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1）
第一节
为了召开党的中央全会，蓝琼紧急的跟几个中央常委磋商，在常委会上，蓝琼征求大家的意见。
“这次由司徒晟挑起来的争论我个人意见是不是暂时不要召开全会，司徒晟同志年轻，有冲劲，为我们国家也建立了不少功勋，人品没有话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次是不是玩的大了一些？这些理论问题不仅是给那些学术权威出了难题，对于我们中央来说何尝不是也出了一道难题？不过我这个想法也不成熟。对于我们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我自己也是没有想明白，也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我才想，是不是等我们有了一定的想法以后再开会，否则这个会议怎么控制？”牛华西一如既往的首先发言。
陈小山皱了皱眉头，然后轻声的说道，“我们党在建国以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要控制会议，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说那是不对的，既然是集体领导，既然是发扬党内民主，那么就应该在会议上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这次会议我的意见是早开比晚开好，开了比不开好，我们是领导国家的党，一些问题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去指导民众的生活？至于司徒晟同志的想法我认为很好，这不是他给我们出难题，是时代的进步给了我们新的要求，以前说‘与时具进’，我看这个提法要改一改，我们不能老是跟在时代的后面或者是跟着时代一起前进。我认为司徒晟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起码他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想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党只要有这样的同志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曲广善同志想了想说道，“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先是建立了计划经济，当计划经济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时候，我们又逐步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现在，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经济模式也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这都得宜于我们党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面对社会和世界的挑战，在今天，当我们的同志已经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说严重点是已经在发生的问题时，我的态度首先就是要鲜明的支持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目前，我国在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的确是存在着漏洞，这些从大面上讲是影响了国家的进步，从小的方面说是纵容了一些丑陋的人更加变本加厉的去作『j』犯科，因此，改革是必然的，不在乎早一点晚一点。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司徒同志提出问题的时机反映了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我们要亟待解决的，即便不是他提出来也会有其他的同志看到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定论，但是不等于我们的讨论就也没有定论，我认为还是让大家都来讨论的好。”
“我们现在的国家很大，各民族的构成也很复杂，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地区的代表都是高智商高水平的，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将近八百多名，比起上个世纪末翻了一番还要多，他们来自各个地方，分别代表着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人的利益，有些新区的委员党龄还没有我孙子大，这样的人员结构本身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要小心翼翼，谨慎处理，万一意见不统一弄出分裂怎么办？谁负责？”牛华西老道的说到，“对于这样的大型会议不控制不行，没有明确的会议目标更不行，这是原则。”
“我来说两句，”蓝琼打破了沉默，“我们党发展到今天走过的路线告诉我们就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广大党员’。大家还记得吗？在我国经济腾飞的初期，在我们国家里不是有那么一些人食民膏喝兵血吗？我们党内不也有那么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各种机会携取社会的财富吗？这些现象极大的影响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对『政府』的信任。可是，我们党还是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这样的腐败。因为广大党员是好的，广大的基层民众是好的，在历次的党内斗争中，有人说是个人的威望战胜了分裂分子，我不这样认为，还是我们广大党员的党『性』战胜了分裂分子。
现在，『政府』里单个个人的腐败现象已经鲜见了，顶风作案的人现在很少了，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完善和法律的威慑，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比较准确的体现了高薪养廉的政策，可是现在民间的奢侈腐败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向我们扑来，为了抗衡这样的腐蚀，我们的一些政策和手段也势必也要水涨船高，这样的疲劳战长期打下去对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说是不利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历史上，一些朝代为避免兴衰的轮回曾经想过不少办法，但是他们在理论基础上都是脱离广大民众的，因此也拿不出什么良方来。
一百多年前，中山先生倡导国家的体制实行共和制，而那个时候的世界上到底有几个共和制的国家哪？当时的欧洲列强大多是君主立宪制，只有法国是共和制，而美国那个时候还在荒蛮的西部搞牛仔运动，即便是法国也不过是1889年才开始的共和制，当时世界上对于这样的制度并不成熟，因此，尽管孙先生极力推崇但在推翻帝制以后还是没有能够实现这样的制度，因为封建遗老的势力太大了，他们搞了一个民国的模式，即便是这样也被袁世凯给弄了个百日帝制。我们党早期的领袖深知要想从根本上避免朝代的更替轮回只有建立共和制的模式，但是建立共和制是不是就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轮回？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常出现跌宕起伏，那么是不是也是一种轮回？这些都反映到现实的社会结构里面，我们现在有些公民穷奢极欲，极大的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些使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在法律制度上，公民生活结构上对这样的现象加以限制，怎么样在民族进步的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这就是我们这次全会要讨论的主题。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不要去讨论。我们党在历史上形成了控制会议的习惯，那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要求的，而在高度文明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广大党员有正确的鉴别能力，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如果我们连这几百个中央委员都害怕，害怕不能统一认识，害怕出现分裂，那么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太脆弱了？所以说，我们不要怕会出什么岔子，也不要担心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责成中宣部和中央理论研究室尽快的拿出讨论的命题来，我们几个也多思考一下，每个星期大家把思考的心得碰一下，我们不能等着新的理论出台，要广泛的发动群众，把今后的理论研究推上去。我提议中央全会在2个月以后召开。”
经过蓝琼的推动，中央全会如期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有史以来的没有标准议程的会议，会议仅仅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个会议提纲和一堆要阅读的材料，还有就是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准备了大量的办公用具，提示他们要在会议前做好“功课”。其实在一个月前，中央就已经把有关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发了下去，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都在组织各位中央委员在讨论和研究，有些委员来的时候已经是有所准备了。
在开幕式上，蓝琼做了简短的发言，她说，“同志们，这次把你们请了来是对我们今后的一些方针政策，法律和条理进行一次广泛的研讨，你们在来的时候都已经收到了中央发给你们的资料，总的来说，就是要靠大家的讨论澄清一些社会上存在的误区，纠正我们在指导理论上一些已经不适合现在社会发展的东西。在这里我首先声明，大家不要有顾虑，不要怕秋后算账，一九五七年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们要的是大家的真识卓见，要的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负责。会议初步计划讨论的时间为五天，在生活节奏这么快的今天拿出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我看已经是很奢侈了，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时间，大家都是来自各个岗位的，各种都很繁忙，所以，我看还是抓紧时间开始吧，我就不多罗嗦了。”
司徒晟很滑稽的参加的是香港代表团，而香港代表团的组成绝大部分都是由中资驻港机构和中央驻港机构的人员组成的，因为『共产』党信守诺言，不在香港发展组织，即便是过了五十年，现在香港的经济已经基本上融进了祖国的大经济圈，在香港的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跟『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香港人看来，只有靠大陆这个基石才能使香港长期保持繁荣稳定。有意思的是一些香港人要加入『共产』党组织还要到深圳来履行手续，而香港代表团也是在名字前面加上了内陆驻港机构香港代表团的字样。司徒晟由于特殊的出身背景，使他成为了香港代表团的一员。
在讨论的时候，司徒晟说到，
“政策和法律上的漏洞会贻害无穷，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里，我不跟你们讲现实，我想讲讲在上个世纪末国企改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也许对大家会有一些启迪。
国企改革是我们国家经济腾飞时最艰难的改革，这不同于在解放初期收购民族资本家的股权和企业，因为牵涉到的面太广，涉及到的人太多。国企的改革原本的出发点是打破大锅饭，发掘企业的自身生命力，通过吸纳社会资金，使庞大的国有企业活起来。可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是在一些企业单位转制的时候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流失，特别是一些地方集体企业的资产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湖北，一个年产二百吨的白酒厂只要20万就卖给了原来的厂长，使这个厂长在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许多原来地方企业就是这样被一些不法分子吞噬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使当时的一些人发的不清不楚，也使一大批党政干部小水，还有一些干部则是放弃官本位，直接购买了企业成为当时腐败现象中最复杂的一部分。二是在一些原本是事业单位的改革中使一些人钻了空子，本来国家对事业单位的各种开支是有明文规定的，这些企业的头头都是国家任命的，那些搞名堂的人也不过是要偷偷的搞，可是，把一些事业单位演变成企业以后，国家不仅没有节约开支，反而是使老百姓更增加了负担，那些原来偷鸡『摸』狗贪点小钱的人后来摇身一变都成了董事长总经理了，他们的工资几乎是上不封顶，明目张胆的开始『乱』来了，还记得那些强制消费和搭配吗？一台bp机要卖到4000元，最早上网的调制解调器要卖到2000多元，电视台的广告要有他们的公司指定办理，本来是自愿购买的电视网络被强制的捆绑销售，难怪那个时候一些单位的干部说‘给个省长都不换自己现在的位置’，这些都是当年由于政策不清造成的漏洞。05年的审计风暴查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我说这个历史就是告诉大家，由于政策的漏洞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因此，我们这次的讨论就是预防在先，就是要尽可能的杜绝再次大面积的去发生那样的事情。当年我们党为了清理那些腐败的贪官花了多大的力气？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过来人，也都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那些关于法律上的漏洞我们也都看了，当然 我们也知道，有些是在本世纪初为了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做出的一些规定，有些则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出好办法的权宜之计，我赞成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可是，我实话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改。”驻香港记者站的委员许嘉新说。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讨论研究这个问题，”香港文化界的委员牟乙章说，“综观中国历史，有那么多的朝代更替，说白了就是一种轮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们没有能够解决，最早他们认为是血统问题，后来又认为是风水问题，一些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也清醒的看到这个历史规律，他们也知道社会的变革来自民间，这才有‘防民胜于防川’的论断，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一个朝代从兴盛到衰败不是一朝一夕的，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们党为了民族的长期昌盛在过去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就是现在这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也是能够解决的，中国人就是在不断的磨难中奋起的。长期的养尊处优就会使整个民族腐败，前一段时间看到司徒同志关于『政府』腐败来自民间腐败的提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光打击官员的腐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会死灰复燃，因此从法理上解决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解决民间腐败的问题，起码是有助于解决民间的腐败。”
其他组的讨论也十分的激烈，河南代表团的一个劳模委员郑加新则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我们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在物质繁荣的今天为什么要限制个人的消费自由？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我觉得个人应该享受充分的自由空间，不能再搞专制的那一套，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法律不是太松了，而是太严了，针对一些人的特别消费，应该考虑可以在特殊的地方设立特殊的服务场所，要不怎么体现我们国家的优越『性』？过度的限制个人消费会损害民办业主的利益，同时也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从社会结构来说也是不对的。”
郑加新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今年已经六十岁了。在允许工商业主加入『共产』党的时候第一批入党，到现在也是老党员了，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河南省评为劳动模范、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在上次的代表大会上作为工商业主的代表被选为中央委员。他本人生活很廉洁，工作努力，也为民众的疾苦到处奔走，但是，从思想上来说，他的根本利益还是在私有制上。在他看来，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而这些优秀分子使社会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反过来，这些人也就应该得到随心所欲的精神上物质上的享受，如果不给这些人这样的好处，那么，在整个社会里就又会出现大锅饭，平均主义，这对社会的杀伤力是极大的。所以，他倡导用物质享受来引诱人的能力的发挥，这就是他的出发点。
郑加新的观点在会议上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也引发了更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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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2）
第二节
中国党内的这次大讨论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少冲击，一些友好国家在观望中国的新变化，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本身也存在着那样的问题,而长期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敌对的西方国家则是在等待机会再次用人权这张牌来打压中国。
作为党的领袖，蓝琼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也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司徒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社会进步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必须由人提出来，即便不是司徒晟也会出现其他什么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我们党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次大的飞跃，在经过百年多的发展，深深的知道历史的轮回是多么可怕和愚蠢的事情，这也是中国人民为之流血牺牲要解决的问题。当年，中山先生在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轮回问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作为封建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避免这样的轮回，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共和国的概念，这虽然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