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正实施的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到今天,在现有的体制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从历史上看，“共和国”这样的模式不要说中国人没有经验，就是西方人也不过是在尝试而已。西方发达国家有些到现在还是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甚至有些国家还在实行帝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推翻了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当时，作为还具有相当地位的封建遗老们还不敢直接的去经营共和国，结果是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还搞了百日的帝制，后来虽然是恢复了民国，但都知道那是蒋介石的朝廷，真正走上共和国道路的是『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可是即便是这样，共和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21世纪初『共产』党就面临着执政能力问题，面临着怎么代表全中国人民的问题。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仍然有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这就是蓝琼现在所面临的局面。
『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本着实事求是来面对各种挑战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的问题必然是我们没有碰到过的，也是没有经历过的，因此，对于新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必然的。郑加新的观点不仅代表了党内的一部分人的想法，同样也代表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这不足为奇，毕竟我们的党现在代表的成分也比过去复杂多了，已经不是单纯的代表工人或者是农民的利益。从现实社会来说，劳动者的范畴已经扩大了很多，劳苦大众的提法也早就摈弃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在众多不同想法和做法的人群集合当中怎么去建立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道德规范就成为讨论的重点。
关于是否限制个人消费的问题，在小组会议上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为此，大会专门抽出一天在全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参加辩论的人必须在前一天将自己的发言提要提交给大会『主席』团，经过大会『主席』团审议以后安排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郑加新作为首先提出异议的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而司徒晟的发言则被安排在郑加新的后面，还有其他各个省市的代表共计多达20个人，会议要求每个人的发言不得超过20分钟，整个辩论会场议程安排的满满的，为了表示透明，会议还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人大委员会的委员，政协委员和知名报社的记者旁听辩论，同时，大会还决定在晚间新闻的时候播放辩论的节选。每个人的发言提纲都是印刷好了分发给与会者，这也是为了监督发言者在发言的时候跑题和又说出不在辩论范围之内的话题。
上午八点，辩论会议准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开始，由于是辩论会，会场的纪律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一些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挤了进来旁听，毕竟是共和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辩论。
首先，郑加新上台开始发言，他说，“我今天上台来十分的激动，我的观点连我自己都知道和相当多的代表的意见是背道而驰的，要是在过去，我可能早就给批判了，可是现在，我们党是民主的党，我们的国家是民主的国家，我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发表不同的意见，也感谢大家能够耐心的听不同的意见。”说到这里他向在场的所有人鞠躬。
“我自己是学经济的，也是搞经济的，从商了大半辈子，我深知商业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更知道限制消费会对市场经济有多大的杀伤力。在座的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里，并不是大多数人在掌握财富，而是少数的商人掌握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如果限制他们的消费，（虽然说限制消费对全国公民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是那些消费水平低下的平民即便是不限制也没有多大的消费，真正限制的还是那些有有钱人。）第一，会使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金沉淀为定期的或者隐匿的概念储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现在大家使用的都是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这种等价物甚至已经发展到没有实物的概念货币，比如，你存在银行、股市、基金里的钱就是告诉你一个数字，或者是你可以通过电脑查询，但是谁能给你几百万的纸币给你？你自己也不会要带着麻烦，到哪里消费刷一下卡就成了。第二，当消费被限制以后，会使那些人要么到国外去消费，使我们的资金外流，要么他们会变相的消费，甚至搞出更荒唐的事情来，从堵的角度来说是堵不住的，最后他们还是要消费。第三， 没有了这种有钱人身份的消费，对已经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来说是失去了动力，对那些向往加入的人来说是失去了奋斗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社会上大家都不去努力了，那么社会还怎么前进？”
郑加新说到这里得到了场下的一片掌声，特别是一些旁听的年轻人好像很兴奋。
“我个人认为，针对消费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引导而不是限制，对于一些特殊服务行业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但是绝对不是一概抹杀。我们过去对一些领域里限制过多，这些年刚刚宽松了一些，现在再加以限制不是又在走回头路吗？针对市场，我们应该更多的遵循市场上的规律，让市场去调节而不是人为的去限制，因此，我建议，1、对于回扣应该合法化，使之公开透明，只要是在交易的环节中起到作用的就应该给予报酬，这样可以杜绝暗箱『操』作。2、商品的生产可以分级进行，消费也可以分级进行，只有体现了社会的差别，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才能促使人往高处走。3、在沿海一带和大中型城市里适当的设立红灯区，与其我们强行的对那些『性』交易的禁而不止，还不如国家适当控制，一方面可以疏导一些人的压抑，控制卫生交易，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得到补充，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得不到发泄的，这样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流行了二千多年，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多大的阻碍，我们不应该一说到娼『妓』就认为是洪水猛兽。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全民族的富裕还差的很远，现在对于将来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过度阶段，因此，只有宽松的『政府』环境，我们的经济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郑加新的讲话很简短，前后用了不到八分钟。他走下台的时候获得了不少掌声。
司徒晟接着走上台，他正而八经的向代表们致谢向『主席』台致谢，关于这位年轻的副总理党内的大多数委员都是熟悉的，人们期待着司徒晟讲话，特别是有些委员明知道郑加新的讲话道理不对，可是怎么驳斥却也想不出来。大多数人都想看看司徒晟到底怎么去反驳郑加新的观点。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了我们党的最终目标这个出发点，郑加新同志的观点是基于经济发展这个侧面建立的，我认为是不全面和片面的。我们不要忘记，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由经济，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市场的控制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无论那个国家，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都是牢牢的控制在『政府』的手里，而恰恰这些生产资料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大型企业，在股份制的今天，担任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算那个阶层？按照郑加新同志的观点，社会要有差别，要有阶级差别，我在这里不是扣帽子，请问，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要消灭社会上的贫富差别，达到共同富裕吗？如果我们现在的政策不要说是鼓励这样差别的存在，即使是偏向这样的差别存在，那么用不了多久，那种荒『滛』嬉戏的腐朽社会就会再现！有一点我想郑加新同志是弄混淆了，我们党现在允许一些工商业者加入到我们这个中国人民的先进组织里来，这是对工商业赋予了新的定义和内涵，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商人，那种惟利是图，为富不仁，骄奢『滛』逸，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坑害百姓的传统商人是永远不能加入我们的组织的。我们接纳的是在新型社会分工里产生出来的工商业劳动者，是跟时代和社会同步的劳动者，这样的工商业者的工作目的是造福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作为这种工作的回报，社会给他多于普通人的报酬，要说他们与普通人的差别那就是他们工作的目的已经不是谋生了，在思维上的高层次必然会让他们对社会丑陋现象的深恶痛绝，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其实也根本就不需要加以限制，咱们国家里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工商业者我在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咱们就说郑加新同志，他担任自己企业的董事长已经长达30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真正腐败过，说来你们也许不相信，我的一个同学跟他合作谈项目，项目谈成以后庆祝的项目是请我的同学去吃山西刀削面，说是不忘祖宗，他是山西商人的后裔。我那同学是南方人，一吃不得面，二见不得酸，给整的回来直吐酸水。你们再看看郑加新同志穿的衣服，好像已经有年头了吧，我是从款式是看出来的。鼓励消费的郑先生自己却不消费，可是他的后代会怎么样？”
司徒晟说到这里，郑加新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尴尬的表情，“其实，那些疯狂消费，腐化生活的人根本上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他们是地道的寄生虫，绝大多数都是寄居在祖辈的财富上享乐，我们不要忘记老北京的那些胡同串子、八旗子弟是怎么来的，不要忘记共和国早期的那些是怎么来的，当一个人不需要去动脑筋谋生存的时候，当他不需要为了生存去学习的时候，那么他的脑子里会想些什么？如果这个社会的风气主流成为游乐玩耍，那么我们将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司徒晟并没有当众去揭郑加新的疮疤，而是一言带过的泛指。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首先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国民素养的道德规范问题。有人说当年越国的大夫范蠡首开官娼，对国家的经济起到了主要作用，这是不对的，当年越国的官娼只是起到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重要的还是文种和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使他们内聚人才，积累兵力，发展经济，如果说靠娼『妓』来富国，那范蠡最后也成不了陶朱公。
还有人说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我们的台湾省都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那么我倒想问问，如果历史倒回去，他们还愿意那么干吗？而且这样做的后遗症到今天还没有弄完。
针对那些个人消费的控制本质上不是出于对国家经济的考虑，而是对社会公德的考虑，作为社会总财富，无论有多少富人和穷人，无论谁在消费都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样的风气对社会的影响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人为财为利铤而走险，许多人变着花样的去折腾显摆自己的那点财富。我们的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可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正是由于社会财富的这种高低起伏使社会风气也跟着变化，最后的结局就是朝代的更替，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就说社会的变革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当我们深刻的思考以后，我们会觉得有些不对劲，社会经济是人的文明造成的，是人创造的，当人这个集合的风气变化时经济才会发生变化，比方说，更替朝代的开始，人们从战『乱』中要恢复生机，那么相对一些嬉戏玩闹的行业必然受到压制，当国泰民安的时候，一些所谓的高尚文雅的娱乐就开始抬头，在这样的趋势下各种游乐享乐的东西就出来了，不能否认有些东西对一些人是十分具有诱『惑』『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决定经济的是民风，一个聪慧正义的，刻苦努力的，勤劳勇敢的，勤俭朴素的民族是决定自身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好逸恶劳，玩物丧志绝对不可能为经济带来多大的好处。当一个民族树立不起正气和廉洁的风尚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离溃败就已经不远了，清朝『政府』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我们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差别。不可否认，人是会有差异的，社会的结构也不会一成不变，但是，这不是让我们人为的去建立等级制度，不是让我们扩大社会里的贫富差异，一个社会里资产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是危险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苟延到今天，也是因为他们大量的吸纳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富差别，在社会结构中扩大了中产阶级，有些国家甚至是利用税收的杠杆来调节贫富的差异，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司徒晟的讲话显然没有郑加新那么激昂，但是，话语里却透着朴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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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赤橙黄绿青蓝紫（3）
第三节
这个世界有时就是这么奇怪，能够雄辩的并不是掌握真理的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人出现了多次。希特勒用雄辩的口才忽悠的德国人民跟着他走法西斯的道路，那个什么功的创始人不也是把一些『迷』糊的人给忽悠的做出了那么多叫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情？当年台湾的和国民党为了选战搞出了种种花样，他们叫这为造势。曾几何时势力可以造的出来吗？这种忽悠人的做法在20世纪末也传到了中国，一些商家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运用各种造势手段来忽悠消费者，喧嚣的一些原本是好的商品也要跟着去起哄，要不就没有办法销售，郑加新在商场打拼多年，忽悠人的本事也是不让他人的。
“我们的共和国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是世界上的强国，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存在我们内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贫富差别的问题，”司徒晟继续说道，“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就在不断的扩大，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在2005年超过047，到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528，进入危险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时基尼系数会开始下降，可是我国现阶段人均gdp早就超过了二千美元，可是基尼系数还是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在继续上升的。这说明了什么？首先说明了我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不少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行业还在呈‘剪刀差’的形式发展，其次是我们要谨防‘拉美化陷阱’，防止因贫富悬殊过大而出现社会动『荡』，政局动『荡』、经济衰退。其三是这个基尼系数不一定在我国适用，但不等于没有对我们的政策敲警钟，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发生西方国家预料的那些问题，可我们不得不回头看我们在过去工作存在的漏洞。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也要仔细的研究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一般来说，我们一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当我们用开拓探索的眼光去看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在形而上学的走过去我们前辈走的老路，人类的发展本质上是在外界的影响下一直有着自己的主观指导思想，如果一味的跟着经济发展的后面去搞上层建筑，那么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的轮回，历史也正是这样演绎的。我们『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而放弃或者放松对社会文明的建设，文明建设不能给经济建设让路，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和谐、勤劳、廉洁的社会。任何用各种借口来掩饰对文明建设的挑战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今天，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腐败的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我们不能把这些腐败的社会现象遗留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更不能姑息纵容那些有害的事物在我们鼻子底下泛滥成灾，所谓特殊服务红灯区不过是给那些从事下作的行业者一个合法的外衣，给那些骄奢『滛』逸的纨绔分子一个更加挥霍的场所，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去解决一些人的压抑和发泄渠道无异于扬汤止沸饮鸩止渴。这样的政策在我们?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