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领导的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晗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并且成了生产队的劳动主力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但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岚。
程岚是与我们一起在1970年下乡的女知青，8月份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
国明曾经想让学校根据他70届的身份，按四个面向的政策重新分配。在上海折腾一年后没有结果，只好再回到生产队。回来后他一心想等招工走，连煤矿招工也想去，被我劝了下来。那是一年多前我还没上学时的事。这次我回来发现他情绪不错，觉得有点奇怪，难道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王晓晗说：“可能有点什么原因吧，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国明的对象，跑到我家打听国明的情况。她说她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国明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回上海去的，要么被抽调回上海，要么就自己跑回上海。”
蔡景行说：“还想抽调回上海？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他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人家上海小姑娘？”
王晓晗说：“自己跑回去倒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人家父母不同意，小姑娘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大家问我对队里知青目前的思想状况持什么观点？
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回生产队后，曾来信再三告诫我：“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与全局有关的，都是党的需要，你回农村只是个人的愿望，不能强加于党，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于是回答他们：“能走的就高高兴兴地走，不能走的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我陪着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轻松的，因为我是已经走了再回来的人，心归于平静，与别人不再有利益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知青在走和留的痛苦反思中，开始揭去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面对真正的现实，回归到了正常的人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青曾经失去的正常青春开始焕发，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生活追求、爱情欲望、知识渴求……悄悄萌芽。
知青不再为自己曾经高喊过的口号而激动，他们开始像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样，梦想着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安居乐业。
104、老乡心思 [本章字数：157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9 16:49:110]
回来后，参加了第一次队委会。
一年多之前，我就是队委，回来叫我参加队委会也属自然。
队长王雄涛又在会上提名让我担任政治队长，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当时队长是一把手，另外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车马队长、妇女队长，都是副手。作为政治队长，负责生产队前景规划和夜校的工作，还是比较超脱的。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的队委会成员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除了队长王雄涛、政治队长我、妇女队长张春芳是上海知青外，团支部书记刘金鹏也是上海知青，原来还有一位上海知青担任会计，刚被推荐上了大学，会计就由刘金鹏临时兼着；老乡在队委中除了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外，还有保管员和贫协主任；知青和老乡一半对一半。
已经是10月中旬，大雪就要来临，队委会的主要议题是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
散会后，保管员李胜俊和我俩单独走，他言语不多，闷闷地憋了好半天才对我说：“你还是不回来好，在我们生产队，谁要是敢说几句公道话，那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听了只是一笑，觉得他话中有话，很有意思。
是对我的关心？还是对我的警告？
撅黄豆，一周下来，我已经慢慢适应。
早晨，西北风送我们上工地，风力很大，把我的耳朵吹得辣辣的。云块也随着我们往西边聚集。不一会儿，空中便飘起了细粉一般的雪。
天更冷了，哪怕你弯腰累了，直起身挺一下腰的那么点功夫，也会冷得全身打颤。
中午休息吃饭，发觉水壶里结了一层冰花，就着冷馒头，吃得心窝里就像塞进了冰块。
午饭后，老乡走了一半，回家睡热炕头去了。
农村自从搞定额管理后，干多少算多少工分，上下班时间没有人管。
我脱下棉袄，跳着活动了几下身子，又干了起来。天越冷我干得越欢，要不是镰刀断了，今天能干两个定额。
人出汗了，天也放晴了。
下班时，西边的太阳连着山尖那半部被拉得尖尖的，红得像火一样；太阳的上半部却圆圆的，黄黄的。看上去真像一只倒置的成熟蜜桃。
坐在颠簸的马车上，我感到一天劳动后的轻松。
回到知青点，看到肖明正在抹墙，我拿了把铁锹帮他和泥。
每年过冬前，东北都会用稀泥把外墙的缝抹平，再把窗户外的缝也全部贴上纸条，这样屋子不透风又保暖。
俩人边干活边唠喀。
他说起自己分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已经入团当了干部，自己有点自卑，说：“我就当个农民吧，别看没出息，每顿五个馒头！”
嘿嘿地笑了一下，他又叹息到：“哪个当领导的真正关心过自己？重视过自己？”
他觉得知青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单纯天真了，人心思走，相互间变得有些冷淡麻木。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奔放，开始看破红尘，封闭自己。甚至对别人的帮助也抱着戒心，怕成为别人的戏子；但当别人稍离他一些时，他又感到被边缘的苦闷。
我从和好的泥中挑出冻块说：“自然环境使它冻上了，一般的水还化不开它，它自己也有些顽固；扔了吧，太可惜；不扔吧，派不上用处。”
肖明很敏感，平时跟我也开开玩笑，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和它一样呀？”
我说：“我不是指一个人，好像老乡的气氛也都有些怪怪的。”
我把那天保管员李胜俊对我说的话跟肖明学了一下。
肖明回头张望了一下，见没人，对我说：“你没听人说李胜俊以前与队里妇女打情骂俏的事吗？这个人有问题。现在他对知青也不好，分粮时还克扣了知青点300斤小麦。”
在我的印象中，李胜俊以前对知青很好的，过年过节还来知青点食堂帮助掌勺烧个菜什么的。怎么现在有知青对他反感了呢？
肖明说：“不是我们对他有意见，是他们现在对王雄涛当队长有意见，你回来对王雄涛又支持，都是知青嘛，他们当然有想法。”
我不相信传说，我更愿意相信的是眼下的现状。
我想起那天队委会在讨论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时，副队长老吴、车马队长李明伍、保管員李胜俊、贫协组长刘承新几个老乡，好几次对王雄涛的安排不是很满意，讲话口气都有些呛。
这个生产队自合作社以来的20多年，没有一个人连任过队长的，从来就是一年换一个队长，已经成了习惯。是不是上海知青当了一年队长，也让他们感到了厌烦？让他们对知青当队长已经没有了兴趣？
105、出差嫩江 [本章字数：17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4 23:40:440]
事后想起来，我胆子太大了。
生产队派我去嫩江买一台扬场机，我竟然把1200元现金带在身上就出发了。
那时厂里工人一个月才36元工资，你想想看，相当于他们三年的工资呢！
要让歹徒知道了，非招来横祸不行，不把你打死，也会整你个半死。
我把钱放在棉裤的后插袋里，再罩上一条单裤。在黑河晚上睡觉时，就把棉裤放在脑袋下枕着。
第二天一早出发，下午2点到了嫩江。
在嫩江农机供应站，看到了扬场机，却少配件，等配齐了，人家也要下班了。
我不想再等到明天，因为正在打粮季节，队里等着用。我赶紧交完钱，去联运站找车。
这是个我并不认识的司机。我们装完车，已经是夜里7点多钟，供应站的大门已经锁上，警卫说没有出门证不让我们走。
我缠住警卫让他给领导打电话。这才来了个主任，大开“恩门”。
来回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挺对不起司机的，就请他去饭店，想犒劳他一下。
但司机不肯去。我以为他在恼火，就给他一个暗示：条件好说。
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虽然给这个暗示时我也很不自在，但为了生产队早一天完成征购粮任务，又有什么办法呢？
沉默了几分钟，很尴尬。我不知道他会开什么条件，毕竟生产队并不富裕。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问。
见我不回答，他告诉我：“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目的在于支援农业，不在于个人的私利。”
天很黑了，他看不出我脸上的红晕。
我们回联运站，一人吃了两个馒头和一碗汤。
吃饭出来，正巧碰到师范的同学，他家就在嫩江县城，硬拽我去他家坐一坐。
他那个顶多是科级领导的父亲和我聊天，向我夸口说：“要不是我被冲击的事，我儿子早就入党了。”
见我淡然一笑，他又吹嘘起自己的经历。可是在我的眼里，这些经历并不出众。
正当他喋喋不休时，一个邻居进门来求他办一件私事。他当场轻飘起来，为了在我面前露一手，竟像办公一样，亲手动笔给那个邻居写了一张纸条儿。那邻居接过纸条，连连作揖后走了。
我依然淡淡地笑着，让其捕捉到了我眼神里的不屑。
我累了，想早点回旅馆休息。临走时，他又站在门口特意给我讲了一个老掉牙的秀才故事：
从前，有个迂腐的秀才问和尚：“秃”字怎么写？和尚生气地说：秀才的“秀”翘尾巴。
东北人骂人是不说粗话的，细想一下，就知道他是在说我的傲慢。
我看在他是同学父亲的份上，依然淡淡地笑着说：“秀才翘的仅仅是尾巴，和尚秃的可是脑袋，有一句话叫作无法无天。”
他脸上稍一抽搐，便不露声色地哈哈大笑，把我送出家门。
老天下雨了，绵绵不绝的水，轻轻地落在污浊的地上，一起同流合污去了。
走了一会儿，雨点变成了雪花，把满地的污流一起盖上，给人一种洁白的假象。
晚上，躺在简陋的小旅馆里，身上的钱付出去了，不用再担心。但今夜的雪会不会有麻烦？那司机的一本正经是真还是假？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凌晨两点，我和司机一起上路往生产队赶。
好在昨夜雪不大，天气也转晴，早上7点不到，就到了大岭。
这是嫩江到爱辉的中点，所有往来车辆都必须在这里接受边境检查和林业检查。当然，这里也就成了人们休息吃饭的地方。
我们找了一家饭馆，吃饭时，司机向我讲了一个故事：
今天春天，他执行一项任务，和另一个司机一起，运一批稻种到新生公社去，那个公社在爱辉县偏僻的西角，是个鄂伦春乡。
由于雪大，那里已经十几天没有一辆车进去了。如果稻种再不运进去，就会贻误春耕。
他们两个司机，只好一个在前步行探路，一个提心吊胆地开车跟着，爬行了20多公里山地。等到了这个村庄时，他们看到老乡和知青老远就迎了出来，拍起了巴掌，一张张高兴的脸上竟然流着泪。
他看到这种场面，呆在那儿了。
他说他一开始感到惊讶，后来又感到自愧。他无法描绘出那种场面的氛围，但却能深深感受到老乡和知青那种对集体、对国家、对党的无限信任和感情。他自愧自己没有这样的思想感情。
但从此以后，他体会到了司机这项工作的意义：那就是为人民，不是为私利。
想起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担心，我现在倒真的是感到惊讶和自愧了。
中午，扬场机就拉到了队里的场院。
我带司机去知青食堂吃饭，然后与之告别。
回到场院里，见扬场机已经安装好，老吴副队长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么快就回来了，干事真利索！”
突然，老乡们发出了欢快而又吃惊的叫喊声，原来，扬场机通了电，金黄的稻粒像一道弯弧，腾飞在半空，在阳光下显得分外鲜艳。
而我脑子里却是挥之不去的司机故事。
106、南方回信 [本章字数：15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6 10:25:220]
仲志红给我来了一封信。
她和弟弟志浩一起转点去南方老家插队已经快一年，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封信。
信很长，说了三件事：
一、她听说知青点针对她的转点是不是“逃走”发生了一次争论，谈了自己转点的原因，并对王雄涛表示了不满。
二、对我的回队表示担心。
三、告诉我，她弟弟志浩参军了。
仲志红与我的家庭背景差不多，父亲都是“三八式”干部，彼此平时交流就直截了当，相当干脆。
我给她回信的风格依然如旧。
先谈志浩参军的事：
“志浩参军是值得庆贺的。
我在儿童时这种愿望也十分强烈，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开始有了写作课，第一篇命题作文的标题是：“我的理想”，我写了自己想当一名空军，竟然得了个5分加☆。
那时，从没想到过后来会当一个农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不知道这一辈子还有没有战争在等待我们？如果有，希望是在我们年轻力壮时。因为那样我还可以拿起枪，还可以是一名战士。
现在？就让别人争着去当“和平”兵吧！希望这不是一种脱离插队的侥幸，不是一种走后门带来的外快，因为这些都与我已经无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