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不要满足于参军入党当干部，或者进厂上学。如果满足于这些，始终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学习和读书才是重要的，凭借日积月累的知识和才能，才能在暴风雨到来时得到升华。
如果你听了我的这几句话要不高兴，那么，我只好再忍受一下‘久不来信’的痛苦了。”
再谈我回队的事：
“我与知青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我今后还将以知青点为基础，开展我的爱好――用笔记录这个时代。”
最后谈对她转点插队的看法：
“至于你的走，很多原因我并不太了解。
比如，你说是因为看不惯王雄涛，于是一走了之。
必须承认，王雄涛是有他的优点的，讲情义，敢拼命，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但事情都是变化的。
他当队长后，人们对他的意见变得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队长的要求本来就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还停留在原先的水平，没有突破自身的局限。我听说了一些事，具体就不展开了。
是的，王雄涛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并不想为他辩护，但他也在变化中，变好要有一个环境，变坏也要有一个环境。
以前插队干部在生产队的时候，采取的方针首先是鼓励，其次是批评。即他在为知青点和生产队做好事时，支持他；但发现他身上的缺点错误，就批评他。
插队干部走后，这种支持和批评都衰落了；而王雄涛当队长后，也缺少了具有权威力量的支持和批评，他的局限就显露了出来，影响了知青点和生产队的情绪。知青开始埋怨老乡的这股“水平低下的政治势力”，而老乡也对知青当队长失去信心，酝酿早点结束“知青当政”的时代。
这是一个环境和个人都在发生转变的复杂过程。
我们不能左右大环境，但我们能争取营造好的小环境。
我反对把他推到对立面的做法，我相信只有在支持和批评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包括知青点，才会在矛盾中前进，而不是陷入僵局。”
“对于你们这次转点回老家插队，有一些人有不同看法，你觉得无法解释，我更是没有言语了，只是在心中感到一点留恋。对每一个知青的走，我都有这种情感。
你说要在新的地方以以往的事作为借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十分支持。老生常谈地说一句吧：绝不要随着年华的增长而老气横秋，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我们一定要作为崭新的一代生活下去！
你有很多优点，尽管有时因为单纯而犯一些小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要我们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我们是能接受正面的教训的。
要说我对你的走有何意见的话，我只有这样一条：正直热情，敢于说话的你走了，真遗憾！
好了，你对知青点的现状并不承担责任，我这样说只是希望知青点里还能有像你这样的人存在。
其实，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就让他们去说吧，何必为此伤脑筋？走自己的路！
不多写了，现在已是夜深人静，身边的那些鼾声勾起了我的睡魂。”
107、远离官场 [本章字数：154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6 23:19:470]
公社传达了7月24号的中央文件，内容是全国知青工作六条意见。
散会后，各大队来听传达的知青点负责人私下议论：
听后一点感觉也没有，相当一般化。
知青中现在很多问题靠什么来解决？
官员一面教人务农，一面在屁股后面伸手把自己的孩子拽回城市，后门已经变成正门，羞耻变成光荣，卑鄙是一种能力，根子在哪里？
不问个清楚，大家心里不安。知青在下面傻傻地流血流汗地干，对当官的自私变态不闻不问，那简直是太蠢了。
发完牢马蚤，大家各自回去。
由于上次派我去买扬场机挺顺利，队委会又委托我去地区农林办，要求拨一台沈阳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
上次买扬场机时，我认识了地区农林办的张宝民。他知道我回爱辉的事，问我：“回去就当一辈子农民喽？”我跟他说：“农民也挺好，并不是吃饭挣工分睡觉三部曲，有很多故事，挺充实的。”他记住了我的话，要我以后有事找他。
我这次带肖明一起去黑河找他。
张宝民把我介绍给农林办一位姓孔的主任。
孔主任曾在孙吴县当过县委书记，人很热情，和我谈了二个多小时，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地区农机局解决。
晚上，张宝民还特地赶到我们住的大车店，给我们两张《闪闪的红星》电影票，再三叮嘱：“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比如缺少什么机械或零件，就来找我。”
张宝民走了，肖明说：“这下好了，等于农林办在我们生产队蹲点了。”
第二天上班时间一到，我们就去农机局。
但农机局的人说：“今年的手扶拖拉机指标已经全部用完，但孔主任托办的事，我们一定放在心上，等有了新的指标，一定会通知你。”
人家把话说到这里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出门来，正好碰到上海慰问团的干部，把我叫去他们的办公室，要我写一篇回农村的材料，说是要向上面汇报，还要我在毛主席12月21日指示发表六周年前写一篇文章给他们。
我哪有心情弄这些东西，出来后对肖明说：“回生产队！我有点怕，怕像肥皂泡沫一样爆掉，不写，什么也不写。”
肖明说：“对，实实惠惠，上面给东西要，上面让写东西不行。”
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不认识的知青和当地几个工人吵架，要打起来了。只见那知青大声说：“黑河的官和流氓我都认识！”
那几个工人竟然不再吱声，站在一旁蔫了。
我在一旁觉得好奇，便问那知青：“官和流氓不是对头吗？你怎么能统一起来？”
他嘿嘿一笑，吐露良机：“这样才不会吃亏，才能到处走得通。”
我又好奇：“后门你也能走得通？”
他开导我说：“走后门是一种本事，领导能开后门，那是本事，群众能走到后门，那也是一种本事，你既不能开后门，也找不到后门，那你就白活了！”
红黑相通，什么时候开始的？
至少在我出生到20岁之前还没有这个概念。
这世界已经脏了。
见我发呆，肖明先是骂了一通现在的领导如何会走后门，说要是自己的父母在这儿做官，这帮大小领导都会来巴结自己。
他还想着手扶的事，说：“你手里有地区农林办主任的条子，趁这几天没事干，得天天找农机局领导磨嘴皮子去，有志者事竟成呀。
我说：“磨什么磨？回去，我们可以提出要手扶的请求，但不能太过分。古人云，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官场正气，年轻人可施才报国，官场污浊，年轻人最好远离自洁，以免将来拉清单被人算账。”
肖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跟我上了回生产队的长途车。
在车上，我对肖明说了前不久刚看过《叶尔绍夫兄弟》的其中一段：
名利熏心的工程师克鲁季里契想利用人缘关系，用走后门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个好地位，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
市委书记是这样说的：“对你提到的几个部长我都不认识，只是工程师是否认识另一个人？”
工程师说不认识。
市委书记告诉他，走出大门，向右拐一下，往一个街园里去就可以看见他的墓碑。说这个已经牺牲的烈士能帮助工程师解决一切问题！
肖明听了很不以为然，说：“像你这样，什么事情都照书上说的那样讲原则，那么认真，要吃亏的，没什么意思。现在谁不是出门讲马列，关门图私利？”
108、四级干部 [本章字数：125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7 21:36:300]
贫协主任刘承新和队长王雄涛吵了一架，导火线是分豆秆。
豆秆是东北农村过冬的好燃柴，黄豆脱粒打场时，马绳吐出的豆秆都当场装车拉走，挨个分到社员家。
这天送豆秆的人马虎了一点，当中漏了人家。其实，只要后面补上就是了，可是偏偏连着两车没补，刘承新来提意见了。
王雄涛正忙着入马绳口，嫌他烦，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俩人吵了起来。
这一吵，一连串不顺的事都跟着来了。
24马力的柴油机起火，差点爆炸；电动机的线源接错，找来两个技术员都傻乎乎地没看出来；知青点也跟着凑热闹，跑到队里找队长，说是丢了6只鸡。
由于查不出电动机的毛病，打场的夜班停了。
晚上，知青班子趁空开了个会，安排过冬的一系列事务。
也许是大家心情不太好，开始会开得还顺，到了如何吃粗粮的问题上，卡壳了。
知青集体今年分了4000余斤粗粮，除用2000斤换粮票给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外，还有2000来斤粗粮要大家吃的。
有人说：为了防止一些人在食堂做粗粮时不买，做细粮时多买的情况，建议食堂连续做粗粮，不把2000来斤粗粮做完就不做细粮。
有人反对，认为这妨碍了大家正常的生活，最好还是粗细粮搭配，每天两顿细粮，一顿粗粮。
但立即遭到回击，用语十分激烈，甚至带着点攻击性。
我让大家好好说，谁知情绪激动的他们无法安静，还有人连连劝我别“打岔”。
没办法，都是那年代过来的人，说话习惯“上腔”，喜欢用强加于人的气势来逼使对方接受。
会议对如何吃粗粮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会开到一半，队里让我和刘金鹏跟车去县城送粮。
从粮库出来已经半夜12点。我和刘金鹏跑遍了黑河的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住处。大小旅馆都反扣了门，叫都叫不开。
我们只好再回到粮库，在冰冷的走廊里，躺在麻袋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回到生产队，听说要开四级干部会。
当年干部的大小有一套数字分级，数字越小，级别越高，听说十三级以上就属于高干。瑷珲县上海插队干部中就有八级的大官，比黑河地区领导都要大好几级。
但这里说的四级干部并不是数字级别，而是指县、公社、大队、小队这四级干部。
每年年底，县里都要开四级干部会，这是一年中全县最重要的活动。今年开会的通知已经下来，生产队的一把手、二把手、会计都要去，会期是七天。
队委会开了一个短会，把队里的全面工作都交给了我。
黄豆打场还没结束，我带着又打了一个夜班。
星儿平静地眨着眼睛，好像在告诉我，这一夜航行顺利；月儿柔柔地弯下腰，好像想低声跟我说：明晚再见。
快亮天了，刮起一阵清风，冻得我下巴都有些麻木。天更冷了，飘起霜粒，就像把天空中的蒸汽冻成了冰片一样，它们在灯光的映照下，晶莹闪烁，慢慢落下。
远处，鸡鸣狗吠，百家农户升起了缕缕炊烟。打了一个夜班的社员看到了晨曦，格外精神起来，赶马的吆喝声，相互打闹的嘻笑声，合着“突突突”的脱谷机声，洒满了场院，迎着即将升起的太阳。
已经第五天了，夜里干活，白天处理事务，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夜班结束回去路过大队部时，老贾头仔细地看了看我的眼睛，说：“回去一定要马上睡觉！”
想起昨晚，贫协组长刘承新也想代我打半个夜班，说是让我歇歇。我说：“没关系，还能顶住。”
109、揍锅底 [本章字数：154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8 22:38:080]
县里四级干部会已经第六天了。
明天晚上，去县里开会的队长王雄涛、生产队长老吴、会计刘金鹏将回队。
夜班打场快收工时，县里来了送粮车。看大家一夜辛苦，我就自己跟着车到黑河送公粮。
第二天上午回到生产队，听人们议论纷纷，说堆在场院里的水稻被人动过了，留下了作案的痕迹：盖着的油布被掀起，还有两只脚印。
下半夜我去送粮时还在庆幸自己：临时全面负责工作的几天挺顺利。结果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心里有点窝火。
我盯着云龙，因为跟车送粮前是我让他看管场院的。云龙脸色涨红地说：“不是人动的，是猪拱的，都是猪蹄印！”
他负有责任，当然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敷衍过去。
现场早已经被破坏了，我只好询问当时看见现场的人，并通知他们到我这儿来共同分析。
昊宇见我到处找人，便打听怎么回事。
听完，他哈哈笑着说：“今天一大早，我们知青点的那头猪要送到队上来杀，我看绳子没绑牢，就到这里掀起油布，在水稻里扒出几节口袋绳去扎猪。”
我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找绳？”
他说“因为我夜里下班时，看到有剩下的口袋绳放这儿的。”
事情水落石出，一场虚惊。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地，抓住他的衣领向满场院的人喊着：“小偷抓到啦！”
我私下提醒云龙：“有人进场院掀开油布你都不知道，还硬说是猪拱的，你肯定是去哪儿睡觉了，幸好是一场误会。”
云龙依旧红着脸嘟囔着：“那上面是有猪蹄印嘛。”
“猪来了，看场院的也得管呀。”
说完这话，我觉得头有点晕。
肯定是昨晚送粮，被风吹得感冒发烧了。
回宿舍，我昏昏沉沉一直睡到傍晚才醒，颤颤巍巍穿上衣服，准备去食堂里弄点吃的。
门“吱”的一声开了，近80岁的贾大爷端着一个饭锅，紧扣着盖，盖上是一只白瓷碗和一把饭勺，笑着看着我。
我有点吃惊，因为在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已经下起了雪，贾大爷是从风雪中端来了他亲自给我做的饭。
“你怎么样？好些了吗？”他把我推坐在炕上，然后打开锅盖，锅口上还嵌着一只碟子，碟子里是酸白菜炒肉，端出碟子，锅里是热呼呼的大米粥。
“就在这儿吃吧，”他帮我盛了一碗米粥，“我中午回家特地给你烧的。有病了就得好好歇着。”他坐在炕上掏出纸，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白色的烟雾飘绕在他白色的头发上。
他见我瞅他，就对着我说：“你怎么啦？快吃吧！”
我说：“你也一起吃吧？”
他摆摆手说：“我早吃过了。”
四级干部会结束，去县里开会的干部回来后，生产队开始班子整风，天天开社员大会，会场拉起了横幅：“找差距，揭矛盾，揍锅底”。
“揍锅底”是东北农村独特发明的说法，那意思不仅要来个底朝天，还要把锅底的黑灰弄出来抹一抹。
由于队长是知青王雄涛，知青在会上发言比较平和。但老乡不买账，发起言来话语呛人：
“学大寨的口号，每年都是春天喊得挺好，而一到夏锄，就像老头上山，一步不如一步。冬天总结的一些东西，到大忙之后就忘掉了。”
“咱队领导班子人员不少，上第一线的不多。比如今年夏天，队长一早到场院，把社员指挥走了就行了。领导对生产一线问题不了解，产生了窝工，今年来支援的不少，苞米都是别人扒的，但社员的工分也没少花呀。总之，一线少，看不见，指挥不了。”
“县里领导有小汽车，咱队没小汽车，但有人说，队长西不过衙门沟，北不过头道沟，连路也不会走了。”
“队长有时只能听好话，不能听坏话，拿马列主义电棒照别人，不兴照自己，听不得孬话，谁干的好一点，就说闲话，什么你怎么干也好不了。”
“现在，学大寨别的没学好，评分学好了。我看，咱队上连评分也没学好，领导班子里一到评分就拉不开面子。”
作为生产队一把手王雄涛，甭管老乡提的意见是针对哪个队长，他都听不下去了，气呼呼地在会上什么也不说，情绪十分低落，对即将开始的选举生产队班子已经毫无信心。
开完社员大会，王雄涛看到我，大发牢马蚤，对那些意见逐条反驳，骂道：“这生产队，没个搞好?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