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分，能调动积极性吗？能出来干活吗？”
“你们知青不像我们拖家带口的，不给分我们拿什么养家？”“跟你们好好说也没用，就得来点硬的！”
人多嘴杂，都容不得我插话。
这时，何明英指着说得最凶的曹士英说：“你别那么说，为啥你不出车不请假？为啥有意见不提，要消极怠工？我有时也有意见，可是从不停车！就算是不合理，我也不能停下集体的生产！”
车老板一听这话，蔫了。
我这才接上话头：“这样吧，你们觉得自己每天要比刨泡子泥的多干两个小时，那是把在家门套车到卸车都算上的。但刨泡子泥的五小时，却没把他们来回路上要走一小时算上，这算法有点问题。”
“那还差一小时呢。”有人嘀咕。
我接着说：“考虑到这一小时的问题，拉一趟35分怎么样？”
看大家低头算账后不再吱声，估计能接受这个方案，我补充说：“关于工分的问题，是经队委讨论定下来的，也许会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我今天就是来听意见，看看有没有要改进的。但是要改，也必须经过队委会。我只能把这事在队委会上提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队委会最后定了，大家都要接受。这不是谁硬谁不硬的事，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消极怠工。如果大家都消极怠工，打不出粮食，就是给你一天拿100分也是零！”
第二天一早，趁在队部派活时，队委人员比较齐，我把调整车老板定额工分的事提了出来，几名队委没意见，通过了。
见何明英乐呵呵地套车，我对他说：“这事呀，你也有责任，队委会最初定工分时，你就应该在会上提出来。”
沟通意见，平衡利益，执行程序，团结班子……22岁不到的我要面对这一切，感到队长真不是好当的。
114、以酒对水 [本章字数：136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5 07:56:320]
大雪封地后，老乡像往年一样，家家户户开始轮番杀年猪。
东北的习惯，杀猪那天，把猪下水和猪头什么的全吃了，剩下的好肉就挂在偏房里冻上，留着过年。
不管谁家杀年猪都会请几个要好的知青去。从东家吃到西家，四十多户吃下来，也就快到过年了。
无论到谁家吃杀猪肉，酒当然是不可少的。
那天在二胖家杀年猪，当地青年小牛的坐位在大水缸边，他起了坏心，舀了一茶缸井水与我碰杯。
那时没有酒杯，都是喝茶的搪瓷水杯，少说也有三两酒。
我一口喝完。
奇怪的是平时不爱喝酒的那小子竟然也爽快地一口干了。
有人提醒我：小牛刚才喝的是一茶缸井水。
我来火了，我并不担心自己的酒量，生下来就有10磅半重的我，父亲一直认为我长大后会是个武人，两三岁时，他就用筷子蘸酒给我舔，大了后，父亲只要一喝酒，总要叫我上桌来两盅。酒量是从小就练出来的。
我站起来，拿过酒瓶，给自己和小牛各倒了满满一茶缸，说：“刚才审查不严，算我倒霉，再满上，一人一杯。”
说完，我又仰头喝下。
小牛一看，脸上现出尴尬，但在众人目光之下，他理亏在先，什么也不用说了，只好紧蹙双眉，呲牙咧嘴地把那缸酒喝了。
回去的路上，小牛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就走沟里去了，一路上嘴上喷着胃里没消化的玩意，吐了自己一身。
我倒是酒足饭饱，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小牛。
进了他家院子，我就叫：“出工啦！出工啦！”
他爸牛大爷说：“出什么工呀？趴炕上了，一宿没动！”
直到第三天，才看见小牛出来干活，一见面就说：“哎呀，那晚你可把我整惨了。”
这小子从此见到我再也不敢提喝酒的事。
在东北，喝趴下是男人，喝了不趴下更是男人，但要是装熊不喝，那以后就别在台面上说话了，因为没人会把这种人当个男人看。
大队书记郭木森平时有十分良好的作风，有空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然后会利用休息时间到各个地头溜达，看看庄稼的长势、秋收的进度。
只是平时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因为害怕他拽着你一本正经地讲大道理，一讲就好长时间，特别枯燥难受。
这不，他又来刨泡子泥现场了。
那天，我正在衙门沟顶着西北风刨泡子泥，本来还闹腾的劳动工地，一见到他，以为他又要来说些什么大道理，一下子安静下来。
没想到今天他偏偏什么也没说，拿着铁锹一边帮我干活，一边悄悄地说起了自己的苦恼：
公社社直单位最近不断向大队要人，而且是指名道姓地要，要的都是社直单位干部的子女。老郭觉得应该让社员推荐，不能上面要谁就给谁。结果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
老郭一气之下，说自己不想管这些事了。
我听了无言以对。这年头，社会风气就这样了。不认真，自己良心过不去，认真了，别人跟你过不去，总之是过不去。
不怕别人跟自己过不去，那就顶着；怕呢，就脱离官场，省得同流合污。
但我不敢这么对老郭说，他什么都认真，一旦面子上下不来，反过来又要给我讲大道理。
老郭见我不吱声，问我想什么呢？
我确实在想前些日子打场送粮的一件事：
有一个县里来运粮的司机想到生产队划拉一些草籽。他对老吴队长说：到粮库抛秤时，他就坐在车上不下来；而抛皮时，他就下车。这样，我们交的粮不是就多了他这个100多斤的人了吗？
几个老娘们一听，嘻嘻哈哈地说这个司机挺够意思。
贾大爷站出来说话了：“你这是对付国家呀。哼！还穿一身黄军装呢！”
一下子把那司机弄得一脸臊。
面对老郭的问，我冒出了一句：“现在，也只有几个老农还比较认死理也敢讲话了。”
老郭听了摸不着头脑，走了。
115、雪夜追盗 [本章字数：157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5 08:40:200]
夜里，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昊宇从大队团总支开会回来，告诉我：会上别的生产队知青对我的回来有些异议，他们关心我两点：一、以后是否还想被推荐去上大学？二、会不会干一阵子就被上级调走？
这早已经是我两年前彻底想通的问题了：一、当我被推荐读中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不会有再一次被推荐上学的机会。二、自从1968年家中被抄，父母被拉走隔离审查后，我所看到的小至居委主任大到政府官员的善变，已经让我对官场不再有什么兴趣。
我对昊宇一笑，说：他们尽管可以放心，我走的路与他们不会有利益之争。
昊宇又问我：你回农村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当老师？
我说：老乡从来都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精明得多：不愿意当老师的更不会愿意去当农民。
我俩正说着话，只听屋外有人喊我：“张春芳叫你！”
我走出宿舍，只见张春芳紧张气喘地对我说：“快去知青点食堂，刚碰上了一个小偷！”
“东西少了没有？”我问。
“东西倒没少，因为小偷想去拿豆油时，被我们发现，逃走了。”
食堂北墙的窗户开着，风钻进来，冷嗖嗖的。
我仔细查看，寻找证据。这天做食堂的王晓晗在一旁有点紧张，对我们说：她跟小偷打了个照面，相隔只有四五步远，看清对方是汪永德，而且指出他没戴帽子。
十五的月亮斜射进食堂，不用打手电筒，屋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晰，窗台上有一块沾着雪的鞋印。
窗户外的雪地上，也有一溜新的鞋印。冰天雪地的东北，留下了再清楚不过的证据，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海产的“青年牌”单皮鞋的印痕。
已经入冬了，老乡和知青穿的都是棉胶鞋或大头鞋，穿单皮鞋的只有一个人：汪永德。白天他休息没出工，来食堂吃饭时，大家就看到汪永德穿着一双单皮鞋。
大家追寻着那鞋印，直奔男知青宿舍去。
推开门，没看到汪永德，但炕上却放着他戴的皮帽。
事情已经很清楚：刚才从窗口进入食堂的是汪永德。
夜已深，我把其他人都支回去睡觉，一个人在汪永德的宿舍等着。
我想看看，他回来时是否没戴帽子？是否穿着那双单皮鞋？
但是，他连油也没偷成，我跟他谈什么呢？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汪永德母亲的那双泪眼，挥之不去。
汪永德，三年前因与吴茂财等一起砸了西岗子一家供销社而被判刑两年。我回上海探亲时，曾去拜访过他的家。那天刚和他父亲打了个照面，就被他的小弟弟带出家门，绕了整整一圈后，去另一个知青的家里见到了他的母亲。
原来，她母亲怕她男人听到我们提起汪永德，这个细长瘦弱的老实工人在汪永德被公安抓去时，就出过工伤事故。所以，得知我们要去家中，她就自己先来到另一个知青的家里，派小儿子在家等着我们。
一见到我们，她就告诉说，汪永德最近写信回来说自己如何积极上进，向母亲讨要学习材料和报纸。前几天，她又给汪永德寄出了十天的文汇报，她每天叫小儿子上街去买文汇报，集到十天就寄去。
说到这里，她擦去满眼的泪水，看着我们说：“他还会变好的，你们要帮帮他呀，帮他好起来。”
那双母亲伤心无奈却还求助期盼的眼神，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回队后，汪永德也刑满释放了好几个月，平时倒也安分。我也没有歧视他，对他挺好的。前几天看他衣服单薄，我还借了件球衣给他。
没想到他贼心不死，又干上了！
汪永德一会儿回来了，他看见了坐在炕沿的我，也不打招呼，直奔屋角的大水缸，拿起大水勺，舀了大半杯冷水，“咕嘟咕嘟”地仰头喝下。然后，还是不搭理我，自己坐在炕沿上。
我也没着急搭话，仔细看了看他，没戴帽子，稀稀的头发，自从监狱出来，白了好多。砖块般平方的黑脸上留了浓浓的唇须。五短的身材，披着的棉袄，里面穿着我给他的那件褐色球衣，而脚上穿的正是那双“青年牌”单皮鞋。
我问他：“出屋干什么去了？连帽子也不戴？”
他看看我，不吱声。
我说：“你不说也可以，这大雪天已经把你走过的地方告诉了我。”
他急了，喉咙粗了起来：“我去过什么地方啦？我……”
我打断他的话：“今晚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好长时间了，深更半夜的，不想大嗓子跟你说话，明天早上再跟你谈。”
我走了。
116、哑炮背后 [本章字数：162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6 08:26:090]
第二天一早，我到队部派活，看见汪永德蔫不支地也来了。
我对他说：“你带7个人去大庙石场采石。”
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用防备的眼神看着我：“昨天夜里，我真的……”
我打断他：“昨天夜里的事，大家都明白。今天分给你的活儿，整明白了没有？”
他睁大眼睛，十分意外：“什么？你真让我带工干活去？”
“你行不行呀？”我问了一句，再重复一遍这个分工，告诉他带的是哪7个人，连看也不看他，就接着派其它的活去了。
他挠着头，领着人走了。
我不知道给他这样一个尊重，他能不能把握好？
派完活，我也来到大庙采石场。
爱辉要建粮库，花20000元要了我们队的8亩地，作为另外的回报，我们拿到了粮库的基建活，是队里一项创收副业，今天是第一天开工。
五个炮眼已经打好，把炸药填满，一声令下，点上导火线，人都跑出警戒线外，可等了好久，只见冒出一股烟，连屁大的声音都没响。
一大早的，就碰上哑炮，叫人心里窝囊。我说：再试一次！
汪永德带人把炮眼掏净，重新装药、点火，依然只是冒了一股烟。
炸药是保管员李胜俊炒的，他是一位有经验的人，没人怀疑炸药配方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以为炸药受潮了，只要拿回去放在饲养员屋里的炕上温一下就行。
我把炸药摊在炕上后，让老王看着，自己骑车再去工地。谁知还没骑出场院，就听后面大叫大嚷的，饲养员屋子冒烟了。
还好人多，七手八脚地扑打一阵，没烧起来，免去了一场火灾。
老王以前也炒过炸药，悄悄告诉我：“硝氨、锯末、柴油的比例应该是91：7：2，我看了一下这炸药的成色，就知道比例放得不对，柴油和锯末放得太多，这哪能炸响呢。”说完，他“嘿嘿”了两下，带着深意地瞅了我一眼，走了。
难道是保管员存心？
我沉住气不吱声，把工地上的汪永德找来，跟他讲清炸药比例，架起大锅，炒热锯末后，倒入硝氨，搅匀，再加入柴油。
中午，我们将新炒的炸药再次填入炮眼。
那五炮，炮炮像霹雳一样，震得古城上空回响良久。真替我们出气呀！这是知青自己炒的炸药！
下班的途中，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
李胜俊在今年队委改选中有些异常，先是不想干，后来被选上也一声不吭。事后我了解到，在上海知青王雄涛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后，以李胜俊为首，部分老乡开始反对知青当家。
尽管后来王雄涛应聘大庆招工，自然退出选举，但新回队的我却被选上队长，依然是知青当家。
对此，李胜俊等人心里并不满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在生产上拿一把也是可能的。但这仅仅是“可能”，第一，我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在拿把，第二，我也不愿意把别人想得太坏。
不管怎么说，知青当家确实存在不足，我们没有掌握全部的农业生产知识，还需要老乡的扶持。在部分老乡对我们还不理解时，我们不光要真干实干，成为生产的内行，还要心胸宽阔，争取让曾经拿把或旁观的人也能和我们一起为生产队出力。
想当年带着“杂牌军”来黑龙江插队，不也有人因此而不高兴吗？现在，我们知青点不是成了团结的集体了吗？
晚上开社员大会，动员大战今冬明春，搞好改土基建，在布置了生产任务后，我极其平淡地提到了今天的“哑炮”。但一字不提保管员炒炸药的事，只谈自己的工作不仔细，差点引起火灾，并以此为教训，严肃提醒各位认真工作，不要耽误生产和造成集体财产的损失。
这并不是避开矛盾，而是弓在弦上，引而不发。我想先试试矛盾有没有转化的可能，我不想把“哑炮事件”升级为政治斗争。
我不怕别人说我愚钝，连这些矛盾也看不出来。我只怕自己过于敏感，因为这世上好多事都是被精明人干砸的。
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的动员大会起了作用，还是我对“哑炮”一事的态度起了作用，第二天出工刨泡子泥的人比往常多了三四倍。
刚从学校毕业，才十六岁的小丫，一个瘦弱单纯的农村姑娘，本想在家“猫冬”等开春后再到队上干活，今天也顶着寒风去衙门沟刨泡子泥来了。
东北，拿大镐干活是男人的事，可是小丫却扛着大镐来了，她举起来就很费劲，放下去就再也没劲了。有人笑话她：“你刨的像鸡爪蹬出来的一样，又少又碎，这一天挣的工分连碾镐的钱都不够呀！”
小丫倔倔地回答：“刨一点是一点，总比在家猫冬的大老爷们强吧？”
117、过年新招 [本章字数：142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6 20:06:580]
下午，公社来了个电话，告诉生产队：县里大庆招工组把王雄涛退回来了，估计是家庭政审没通过。
这对王雄涛是个打击，也给我出了个难题。
工作队提出：既然退回来了，就调他到大队机耕队去，把蔡景行换回来。
我没有表态，我得为他的今后好好想想。
王雄涛本来就想离开生产队，走得远远的，如果到大队机耕队去，他以后就失去了招工的机会。因为招工名额一般都是分到生产队，不会分到大队机耕?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