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得二等，但一到年底“算盘响换队长”的时节，就显得特别活络。
前两天，有人向我反映，他给社直干部家的鸡鸭猪鹅打针时，收了钱，却没入生产队的账。
我派人调查得知，钱不多，总共才二十七八元被其私掖。我想忙完评分这件大事再找他谈话。
谁知有人将我派人调查他私掖钱款的消息透露给他了。
吕永田得知后非但没有主动来向我说明情况，而是选择在评工分会上主动向我发起进攻，想用政治上的威势把我这个队长哄下台。
“吕永田。”主持评分的会计刚报出他的姓名，“二等！”像往年一样，社员听到他的名字几乎异口同声报了这个数。
但吕永田却同往年不一样地站了起来大喝一声：“凭什么？”
大伙有点发愣：这家伙怎么了？
吕永田继续用大嗓门吼道：“我要问问队长，你在生产队依靠的是什么人？你对我们贫下中农就是卡、卡……”
大家一阵哄笑。队里已经好长时间不搞政治运动了，陡然又出现这种腔调，把大家又勾回了过去，都觉得有点好笑。
吕永田觉得有点不对路子，用政治斗争这套唤不起大家的共鸣，就换了一付可怜相：“队长，你对我有成见，打击报复，给我穿小鞋！”但他举不出事实来。
我说：“别扯太远了，大家继续评工分。”
社员一声大吼：“二等！”
李树田回头扫了大家一眼，只得无趣地坐下，嘴里恨恨地骂了一句：“他妈的！队长瞎了眼！”
散会后，昊宇和我走在一起，说起吕永田刚才会上骂人的事很气愤。
我说：“当队长得罪人可真容易，这个也没办法。可这二等工是大伙给他评的，我一句话也没说，他如此反常地针对我，看来是另有目的。”
昊宇问：“他有什么目的？”
我说：“事情还在调查中，现在不好说。”
正说着，只见前面有人跌进了路边的沟里，大叫大嚷的。
我跑过去一看，跌进沟里的是吕永田，他在沟里叫着：“操，好你个肖明！”
肖明站在沟上，对他说：“哎！别怪我，这么多人挤我，我也是没办法。”
原来，这帮人走路嬉戏打闹，硬是存心把吕永田挤沟里去了。
一群知青和老乡在边上哄笑而过。
吕永田从沟里爬出来，见我看着他，他不理会，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哼！想整我，没门！”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土，自顾自走了。
第二天，我和贫协组长刘承新一起找吕永田谈话。
我开门见山：“要是早在评分前就找你谈，就没昨晚那出戏了。你自己先说吧，打针不入账的钱一共有多少？”
吕永田对我瞪着眼睛说：“你污蔑人！”然后他用似乎很无辜的眼神看着刘承新。
我跟刘承新事先都已经把调查结果研究过了，得出的结论一致：这家伙手脚不干净，要好好敲打一下。
刘承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你就不要再犟了，自己有什么事自己心里还不清楚？”
吕永田软了下来，说：“可能是忘了入账，有四元多钱吧，”
我根据调查的结果，一一和他对账，像挤牙膏一样，最后他老实了，承认了所有的调查结果。
我对刘承新说：“这样吧，让他写一份检查，范围也不要太大，就由贫协出面召开个贫下中农会，在会上检查一下。”刘承新一听，点头应承，他也不想把这事闹大，毕竟是他介绍来的人。
我最后对吕永田说：“你出身贫下中农，而且已经有了孩子，应该懂得做人的道理。不是我想整你，而是我想帮你。现在看上去是二十几元钱的小错误，再这么下去积累到几百元，来查你的就不是我们了。你不想和家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呀？”
此时的吕永田，唯有点头称是，喏喏而去。
138、他打不倒 [本章字数：169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10 08:17:570]
几天前，县里来了一份通知，要队里派一名兽医去学习二个月。
要不要派吕永田去？我考虑再三，犹豫不决。直到明天学习的人要报到了，我才下了决心，还是派吕永田去，并让会计去通知他准备行装。
一早，我刚起床推门出去，只见吕永田背着铺盖，站在外面。
我说：“今天去县兽医站学习，都准备好了？”
他眼神有点异样地看着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让我再干这一行。”他说不下去了，激动起来，竟朝我鞠了一个躬。
老子活到二十多岁，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鞠躬，真有点受不了，于是对他说了一句：“好好干吧！”然后我转身绕过他，自顾自去队部分工了。
今天开始收割水稻，这是无法用机械化操作的农活，要靠大芟刀和小镰刀。秋收中的一场硬战开始了。
晚上九点多，上面突然袭击，分来了一批县城的支农学生。
我让知青腾住处、找社员张罗做饭。回宿舍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
在宿舍外面，我听到一个学生对老师说：“生产队安排我们住在知青点，这能行吗？”
那个老师面露难色：“是呀，怎么可以住知青点？那不行，学油了怎么办？今晚先这样，明天我找他们队长说说。”
然后，他象煞有介事地一个人反复自言自语：“那不行，那不行……”
我听了心里觉得可笑。
他们把知青都看成了什么人？难道都是坏蛋？
如果让他脱下皮鞋，和知青一起干几个月，他就会知道，在知青面前，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第二天早上，那位老师果真向我提起学生住什么地方的事。
我对他说：“这是你们唯一能集中住的地方，也是生产队最新盖的房子。否则，我就只能让同学分散住到社员家去，但那样我无法保证你对学生的管理。”
那老师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天不吱声。
我终于憋不住，说：“现在的知青是不久前的学生，而现在的学生也可能是不久后的知青，你担心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
他连连说：“我懂了，我懂了。”
上午割了半天水稻，中午下起了大雨，收工回家。
下午睡了半天，吃完晚饭觉得无聊，就上杜义田家，一直谈到夜里十点多。
他拿出一张葡萄牌香烟的内衬纸来，纸上有用铅笔写的一首诗。诗如下：
冰雪红梅报早春，
风口浪尖显巨身。
独在荒野展新枝
好气魄！
暖暖春意确感人！
敢树正气腰杆硬，
不向邪风让寸分。
团结乡亲齐向前，
“春来早”，
亲切期望唤我心！
他说，春节时我上他家贴了“红旗飘飘干劲高，征途万里奋今朝，春来早”的春联，他就写了这首诗，一晃九个月了，都没好意思给我看。
我笑了，春天播下的种，现在终于有收获了。
连着两天下雨。晚上，知青学习小组开会，先谈《水浒》里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
跟五六年前比，知青的独立思考更多了，有的知青提出：《水浒》主要是写“逼上梁山”还是写宋江的投降主义？还有人提出疑问：宋江百分之一百错了吗？更有人表示：批小说宋江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对的全面整顿是不是走资本主义，大家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尽管批邓还没有正式开始，但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越争越面红耳赤，直到最后有人激动地说：是打不倒的！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争论不下去了。
我说：“差不多就学到这里吧，强调一句：学习小组上的话，是各抒已见，一律不得外传，如果有人外传，学习小组就解散。”
等大家散了后，我和同住的刘金鹏交流了对学习的看法。
知青当时的学习分成两类，一类是政治学习，一类是文化学习。很实在地说，我比较偏重文化学习。我感觉一个人的文化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的人，只能靠善良的意愿去对社会进行判断，而无法从理论上去分辨上层在治理社会时发生的分歧。
还有，由于我们并不了解更多的背景，政治学习的气氛总是比较单一；而文化学习时我们可以占有许多资料，运用很多方法和技巧，观点和看法更加多样也更有意思。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文化学习的，因为它对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社会没有直接的用处。
学习“无用”的文化，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毅力的。毅力的强弱，是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再加上对未来的目标所决定的。经历越坎坷，目标越远大，毅力就越强；反之则递减。一般来说，我还没有见到平白无故而毅力坚强的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毅力坚强的人？反正，在经历了1968年夏父母被打倒隔离审查那样沉重的打击之后，我沉思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真正的有意识的文化学习，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目的就是好好蓄些养料，以行沙漠之途。
139、今年放弃 [本章字数：179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11 16:05:530]
在收割水稻的大忙季节，每年一度的大学生招生开始了。
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已经搞了四年，自从两年前张铁生交白卷的事后，原本“推荐＋考试”的模式就变成只有推荐了。
知青对这种变化持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
很多没有被推荐机会的知青认为应该考试，有的人本身就不是读书的料，硬推荐他们去读书，三年后出来也是废人一个。再说现在能被推荐去上大学的知青，要么本身是队长、团支书……大小是个当“官“的；要么其老子是个当官的，推荐已经成了干部私下交易和走后门的代名词。
而一些有被推荐机会的知青反对考试，认为假如要考试，那些全心全意扑在集体生产上的知青实在是太吃亏了。以后大家都可以不顾农忙，关进小屋里实习数理化去。甚至回上海呆在家里复习，每年只要等到考试时回生产队参加就行了。
其实，知青两种意见的对立，源于国家这种做法本身的矛盾，又要知青劳动好能被推荐，又要知青学习好能考上大学。能面面俱到的知青毕竟凤毛麟角，大部分知青真的是左右为难怎么干都不是了。
晚上，大队召开各队队长会议，先是汇总各队收割进度，再讨论康拜因收割机的安排，郭书记又用很长时间讲了最近上级布置的批宋江投降主义的要求。
这些天，队长们起早摸黑干活，都很累，一开始围绕生产的话题大家还有点精神，后来就都迷迷糊糊的，快睡着了。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郭书记谈到大学招生名额：“一个是复旦大学，另三个是省里的中专。大家先提个名看看。”
夜已深，负责生产的邵大队长有点不耐烦：“不用讨论了，正好四个名额，四个生产队一个队拿一个名额自己回去搞推荐然后报到大队就得了。”
四个生产队长中，只有我一个是知青，对此事比较上心，说：“把复旦的名额给我们队吧。”
那三位队长睁开迷迷糊糊的眼，都漫不经心地应道：“行，一队的上海知青是不错，把上海的名额给一队吧。”
开会回来，我对刘金鹏说：“我想推荐你今年上大学去，名额已经下来，是上海复旦。”
刘金鹏从团支书当到会计，又是水稻技术员，还经常给队里夜校讲个课什么的，是个爱学习的人，我以为他听了这消息会很高兴。
没想到他沉默了好久，竟然对我说：“让别人去吧，你刚回来当队长，我陪你一年。”
我听他说要陪我一年，很有点感动，但上学涉及到人的一生命运，可不能感情用事。我说：“机会难得，能走就走吧，我走的路跟你不一样，真的不用你陪。”
刘金鹏说：“我不会陪你在农村一辈子，但陪你一年总是可以的。我已经决定了，上学的事明年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昊宇：“刘金鹏今年放弃被推荐上大学，你去吧。”
昊宇回答我：“我也不去。”
“为什么？”我连着问了好几声。
昊宇没有回答为什么，他的脾气有点固执，再说也没用。
由于他俩的放弃，队委会没有提出过硬的推荐候选人，就把招生的名额放到社员大会上，由社员直接投票，最后推荐了一名当出纳的当地女青年。
大队最后在讨论四个队推荐人选时，郭书记看到我们队没推荐上海知青，而别的队推荐了上海知青，就在会上说：“上海的名额还是让上海知青去吧。”
其他队长都说：“这应该。”
我无话可说，只是在心里一个劲地叹惜：大队里唯一一个大学名额，而且是上海复旦新闻系，竟然被刘金鹏和昊宇俩人就这么放弃了！
蔡景行回生产队后，手扶拖拉机派大用处。
水稻地因为有稻埂障碍，康拜因收割机是无法下地的，每年只能靠大芟刀和小镰刀人工收割，进度很慢。
聪明的蔡景行把手扶拖拉机与原本的马拉摇臂收割机相结合，“突突突”地，这家伙在稻地里跑得挺快，后面十来个人捆个子也跟不上趟，实现了水稻收割的半机械化，大大加快了收割进度。
收工时，坐在蔡景行开的手扶拖拉机上，跟他说起刘金鹏和昊宇放弃上大学的事，我还在叹惜。
蔡景行却沉浸在自己小发明的高兴中，哈哈笑着说：“那还不好？大家在一起干。明年我还想用这个小手扶来拉水耙，把现在公社已经达到的农业80机械化，在我们生产队达到90。”
他的眼睛凝视远望，路旁是小麦收割后已经秋翻的黑土地，如宽阔的黑海。我心中也荡漾起翻滚的浪花。
在轰鸣的马达声中，蔡景行大声对我说：“我看你也不会当一辈子生产队长的，那枝笔才是你一生的武器。”
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知我莫若君呀。
手扶拖拉机在坎坷的土路上前行，我被震得不想再说话，只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响：笔是醮着心头的热血来写的，一旦对生活冷淡麻木，笔尖也就会凝固起来。假如今后我有机会写边境线上插队的故事，我的脑海中一定会有一群在艰难中仍然团结向前的知青，只要想到他们，我游走在笔尖的，除了热血还能是什么呢？
140、玛瑙烟嘴 [本章字数：183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12 08:44:080]
蔡景行和汪永德用手扶拖拉机牵着摇臂收割机，从水稻田干到大豆田，在他们的助力下，整个大田收割进度提前半个月，才10月中旬，黄豆都快撅完了。
我去大豆地里检查收割质量，手扶摇臂收割的质量很好，但人工撅的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王加顺，撅得实在不象话：那垅里尽是因为割得太高而留下的豆荚，人称“耳朵”，还有不少没被撅倒而站着的豆杆。
我让他返工，他便吵吵起来，说：“你这样严格，以后还会有多少人拥护你？”
我对他说：“我不幻想每个人都拥护我，我只要求每个人都善待集体。如果你不返工，我就派人替你返工，但工分要算给别人了。”
他嘴里说着：“算我倒霉，被你看见了。”身体转了过来，向自己身后的垅里捡漏去了。
我不知道以后会得到多少人拥护，只知道用真诚去对待所有的人。
其中也包括像老王这样的人。已经落选队长快两年的老王这两天喜欢到我这儿套近乎。
昨天，他来找我闲聊，先扯了自家的柴禾情况，说想请几天假。
我说：“这几天收割进度很快，你想歇一两天也可以。”
今天，他又来找我闲聊，提到春天时保管员炒炸药比例不对造成哑炮的事。
我说：“是呀，要没你提醒，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炒炸药。”
他高兴了，话题转到上次保管员把小麦掺进稻籽的失误，说：“保管员这工作可马虎不得。”
我说：“对呀，那次教训后，保管员工作仔细多了。”
他见我反应有点迟钝，又把话题转了一圈，干脆点明了：“现在，安排曹士英喂马不对，曹士英只会喂马，而我还能干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