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累马的一个活儿。人就不说了，那马要在水里拉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遇到稻池里冒出水面的土，人还要站上木板，使劲将土刮平。
马不是水牛，对马来说，拉水耙要比拉旱犁累多了。再加上我们这个队的地远，除了下水田拉水耙，还要来回拉人，每年种水稻时，队里都要累死几匹马。如果能用手扶替代马匹，不仅能去除马匹使役的一块心病，而且能腾出马匹投入旱田播种，大大加快整个春耕的进度。
蔡景行画好图纸给我看，我说：“我看不懂图纸，也不和你算钱，你直接上公社机管站，一定要在水稻播种前拿出实物来！”
西边稻地叠好了埂，放好了水。
这天，蔡景行开着手扶拖拉机，拖斗上装了一堆他自己车、刨、焊出来的铁件。
来到水稻地头，他把手扶的胶轮卸下，换上了铁片叶轮，说手扶有了这轮子就可以在水里行走了；又在手扶后面横挂上一根长两米的三角铁，说遇到土包就踩下三角铁刮平；最后在手扶后面还挂上一块如三角铁一样长的宽铁板，说有了它就可以把刮下的土推到低洼处。
他开着这个怪物下到水田，手扶果然在水里行走自如。而且12马力的手扶劲特别大，偌大的土包，他一踩三角铁，就像削豆腐一样痛快。削下的泥土被铁板带走，卷起水池里一排浪头，把水稻技术员吓得大叫：“轻点！轻点！”怕冲塌了新叠的稻埂。
老乡看得目瞪口呆，响起一片巴掌声和欢呼声。
这天，撒稻籽的、背稻籽的被手扶远远甩在了后面。而原来每年种水稻，这帮人经常坐在稻埂上，等着马拉水耙。
当晚，我召开队委会，对稻田播种作出调整。只留一个马拉水耙跟在手扶拖拉机后面检漏，两个马拉水滚在撒稻籽前趟水，其它马拉水耙全部撤下，提早进入旱田播种。
另外，还决定手扶不要在路上来回折腾，白天黑夜换人开，做好保养就可。
手扶拖拉机拉水耙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在县里引起很大反响。
那天，县农机科特地组织全县机耕队负责人来我们队水稻地现场参观。蔡景行在稻池里驾着手扶，或左或右，或踩或挡，操作得真是如鱼得水，神气十足。
地区农林办张宝民听说此事，也特地赶到现场，看了后喃喃自语：“一台小手扶，干出大事业，真是没白给这些知青呀！”
40垧水稻，过去每年播种要花半个月的时间，现在才一周就要结束了。
最后一天，下雨。
我顶着雨开手扶拉水耙，浑身湿透。晚上蔡景行来接班，我对他说：“还剩下最后3垧地，有个大半夜就干完了，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其实，我知道自己脸上发烫，着凉后有点发烧了，担心雨后道路泥泞难走，想坐手扶回去。
雨越下越大，等把最后一块稻池干完后，蔡景行对我说：“今夜雨大，把手扶开到地营子里放着，拆卸轮子和水田耙很费劲，不如明天我自己来弄。”
我知道他是宝贝这些机械，而他却不知道我在发烧。我应了一字：“好。”
俩人步行回家。
从西边稻田到爱辉古城有七八里地，只有土道，泥泞不堪，没走几步，鞋子就沾上粘粘的黑土，越粘越多，腿重得抬不起来了，只好用手抠去厚厚的泥巴再走。
如此反复，俩人筋疲力尽。平时1小时不到的回家路，今夜走了2个小时，才到坟头地。此时大概有凌晨四点了，离爱辉古城还有一半路。我们俩人再也走不动，瘫坐在泥水里。
这片坟头里有清朝一个将军的墓，文革前还有墓碑，后来被人炸掉当石材了。我们曾有几次在秋夜去西边稻田点烟防霜，经过这里时看到过星星的磷火，一帮女知青吓得尖叫。
今夜虽然没见磷火，但风雨大作，刮得坟头旁的松树呼呼作响。我问蔡景行：“怕不怕？”
蔡景行说：“真想就在这里睡过去，哪里还想到怕？”
我把粘满了泥的鞋子脱下来，因为鞋里也灌满了泥，沉甸甸的。突然我对蔡景行说：“我真的是头晕了，穿鞋干什么？光脚走还怕沾泥吗？”
蔡景行也恍然大悟，问我：“你怎么早没想到？”
我没说自己发了一天烧，脑子已经十分糊涂，省得在当下的困境中再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只是振作精神，拎着鞋子站起来说：“我们都傻了呗！”
光着脚，我们在烂泥中滑叽叽地、但轻松好多地往古城的方向走去。
看见了点着灯火的人家，看见了冒着炊烟的房子，看见了东方一溜的鱼肚白……
155、北营筑渠 [本章字数：208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7 09:01:500]
在手扶拖拉机助力下，今年春耕结束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正好，这为我们完成江边提水站的配套工程――修筑水渠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不得不很枯燥地介绍一下北面沙土地的地形。
从瑷珲古城到黑河，有一条与黑龙江并排的公路，把队里沿江的狭长沙土地一分为二，公路东边350米外就是黑龙江，修筑水渠的第一期工程，就是这段350米的长度。不要小看这仅仅350米长度的水渠，修好后却可以解决渠南渠北共680多亩沙土地的用水。
说来也巧，我们在江滩上已经打成的提水井，其岸上就是当年清兵留下的“北营”遗址。
我又不得不再啰嗦地介绍一下这个“北营”。
1855年，到瑗珲考察的俄国人马克，写了一篇《黑龙江旅行记》，详细记述了当时瑗珲的盛况：
“要塞（指内城）呈四方形，每边长约一百俄丈。整个要塞由内外两道栅墙固定在一排横木上，相互之间距离也是一俄丈。内外栅墙之间有一道高二俄尺的土堤。要塞的每边中间均开着大门，四角各修着塔形突出部，高度与要塞相等。”
“我们走出要塞大门以后，一条相当长而宽阔的大街立刻展现在眼前，据讲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市街。这条市街与河岸平行延伸着。大街的两旁有许多小巷和另外一些街道。至于说这条重要市街上的房屋建筑，则谈不上有任何优美之处。大部分房舍皆为土房，几乎每栋房子临街的一面都是店铺。我们走在大街上，颇有在一个商场里闲逛的感觉，店铺完全朝街开着，连放在货架上的商品都看得清清楚楚。店铺朝街的一面通常都摆一张柜台，把商人和顾客隔开，每座店铺都挂着写有花花绿绿的汉文和满文的招牌，而在木杆上还飘扬着用纸剪成的各种各样的图形、三角旗和龙。所有这些都使市街显得十分奇特。从两旁的房屋上，横着街拉着一些绳子，夜间上面挂着用来照明市街的灯……”
当时的瑷珲，确实相当繁荣，据民国九年的《瑗珲县志》记载，当时瑷珲“人口四万，商贾三千，诚为黑龙江中枢之点。”
在1900年瑷珲被燓之前，这里有公署衙门、大人府、电报局、税捐局、矿务局、海关、演武厅、街道厅、永积仓、北营、南营、教军场、船库、船坞等机构。
内城有城隍庙、万寿宫、真武庙、文庙、外城有大佛寺、先农坛、昭忠祠、娘娘庙、地藏庙、九神庙、龙王庙、关帝庙等宗教建筑。
其中提到的北营，是瑷珲被焚之后留下不多的遗迹之一，现在被老乡称为“北大营”。
“北营”的面积只有要塞内城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还用俄国人马克的记数方法来换算的话，北营长宽各50俄丈约1067米；四周由2俄尺约142米高的土堤围成；面积在1垧2亩左右。
也许因北营里曾经驻扎过兵马，沉淀了不少粪肥，土壤要比周边沙土地强好多，队里每年都在这1垧2亩地里种西瓜，西瓜的质量远近闻名，连30公里外的黑河，每年都有人专门来这里买瓜。
不过，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北大营里已经种上的西瓜，而是北大营靠南的那段1067米长、142米高的土堤，可以改造成提水上岸的水渠。这一段土堤的长度，占了第一期水渠工程的将近三分之一，可以省去我们多少工呀！
筑修水渠是最吃劳力的活，由我带着社员干。先易后难，我们先清理“北大营”的土堤，把它整理成标准的水渠，然后兵分两头，一头向江边延伸，约50多米长；一头向公路延伸，将近200米长。
水渠工地就靠在公路边，来来回回的人们看见了口口相传，传到了县长吴隆洲的耳朵里。
吴隆洲，就是五年多前在西岗子水库和云龙对骂，骂完后啥事没有的那位县长。他一向对农业基本建设十分重视，闻讯后来到筑渠工地查看，回去立即发动县机关干部每周日前来帮助我们一起筑渠。
事情弄大了。
周日，两三卡车的干部，百十来号人，自带劳动工具和午饭，呼拉拉地和我们一起扑在筑渠工地上。
那天，吴隆洲也来了，他皱着眉头问我：“听说你还不是党员？”
我回答：“嗯，还在争取中。”
吴隆洲停顿一下，转移了话题：“筑渠是个大事，以后每周星期天你组织社员突击筑渠，县里也会在这一天多派些人手来，估计有十来个周日就可以完成。平时你要抓紧田间管理，不要影响正常的趟锄生产。”
我心中关于筑渠与夏锄劳力怎么安排的纠结一下子被他解开了。
江边提水站的一些后续工作，我交给了蔡景行。他领着两三人在那里拉电线、造泵房，修岸坡。手扶拖拉机的活儿就交给了汪永德，由他带一个黑河知青作徒弟。
为了买泵机的事，我跑了两次县城，第一次定购了一台80马力的。蔡景行说他查了一下资料，用不着这么大的，只要60马力的泵机就行，我只好再到县城找水利科换一台。
办完事后，我去县城长途汽车站回生产队，看到好几个来自各公社的生产队队长，因在一起开过生产现场会，大家彼此熟悉。同他们打过招呼后，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参加地区农科所组织去大寨学习的，我们生产队的王晓晗今天也应该到县城来报到了。
这几天忙得，我把这事都忘了。毕竟去山西大寨那么远参观学习，对生产队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总该表示一下重视，嘱托王晓晗一些什么吧？
可这是当天回瑷珲的最后一趟班车，我来不及去看王晓晗了，就写了一张纸条，让这些队长中我熟悉的一个人带给她。那家伙诡异地看了我一眼，哈哈笑着接下了纸条。
其实，纸条上面就一句话：“除了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外，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他们在科学种田方面的经验。祝你一路平安。”
156、恋爱话题 [本章字数：19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8 15:31:210]
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人中，有一部分人尽管是少数，但却不可忘记，那就是插队干部。
尤其是第一批插队干部，在1969年春天第一批“一片红”下乡的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后，当年的秋天，上海就有一批出版系统和大学的干部也来到黑龙江，并同知青一样，分插到各个生产队。他们在大队或生产队兼任各种职务，同知青吃住劳动在一起。
我们生产队有两名插队干部，来自上海一家大学的叫老邵，来自上海一家出版社的叫老孙，都已经四十多岁。他们妻离子散的，虽然还拿着工资，但却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上海，真的挺不容易。但正是在他们的关心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才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年。
1972年，这些插队干部撤走了一批，到1974年的春天，他们全部回沪了。
以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而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记得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吴、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还有上海外事办的老沈。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受到过大学教育，多才多艺。
就拿上海外事办的老沈来说吧，是来我们生产队几轮干部中唯一女的，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但却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是当时上海外事办有名的才女。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还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上海知青，就连当地老乡都十分佩服她。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我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现在谈恋爱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既然要在农村呆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对她说：“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就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何雨琴也要转到其父亲所在的安徽上海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在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她说：“你要是不考虑，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就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说：“别人能挑走的，那一定不是我考虑的。”
话到这里，她见谈不下去，便说了一句：“你再想想。”自己走了。
大队党支部让我填写一份入党志愿书。
18岁时，我曾经填写过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准。五年后，才有了这第二次填写。
我并不是觉得这五年的时间太长，恰恰相反，由于发生了“醉闹秧歌”、“喂马安排”、“邵家搅局”、“酒后失言”、“稻田用人”等一系列有争议的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靠向技术性的生产干部，甚至有可能一辈子成为党外人士了。
公社武装部长后来告诉我：“吴隆洲县长在最近一次公社党委会上特地问起你的入党问题，要求我们积极帮助知青在政治上的进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让我有了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原因？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数字就“二”。尽管“二”在北方人的嘴里是个损人的数，但我好像无法避开这个数字。小学里加入少先队我是第二批，下乡插队后入团我也是第二批，包括插队，不也是第二次吗？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似乎也是最正常不过的。
我已经习惯了处在老二的位置，但我并不会因此而跟在老大后面混混，我对自己一向有严格的要求。就像两颗子弹，从同一枪膛射出、向同一方向前进时，谁先谁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定位的准确，只要在射出枪膛的那一瞬那，有了000000……1丝毫的误差，最终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一颗，会以火热的情绪，扑进敌人的胸膛，实现自己的战斗愿望；另一颗，却会发出怪叫，钻入泥土，绝望地在掩埋中发臭、腐朽。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对人生定位的丝毫误差，都会在以后生命经历中，随着时间的延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别，直至造成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
入党后不久，宣布我为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就如同以前我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一样，尽管不会是第一批，但总是会被吸纳进团队的核心。
王晓晗从山西大寨回来了。
在她去大寨的日子里，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来我们队，向我提出要把王晓晗借调到地区农科所。
我不知道“借调”是什么意思，临时性用人？不需要时再回生产队？或许，“借调”一阵后给个正式编制？然后在黑河嫁人过日子？
我经历过留还是不留在黑河的艰难选择，我不想让那些可能有更好机会的知青陷入到类似的艰难选择中，更不要讲令人心里不踏实的“借调”方式了。
我对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说：“正式调人，我没意见，但是借调就算了，不要耽误她别的机会。”
地区农科所的“借调”就这样被我拦下了?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