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车间旁边是个木工组，一帮小伙子，她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腿。
午休时或者下班之前，我们的安顿师傅就沉着脸到木工组去找自己的老婆。他其实比谁都明白，可就是执迷不悟。比如，蕾卡从浴室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正提裤子的小木匠。
安顿好象压根没看见这个小木匠，只对老婆说：“你洗好了吧，蕾什卡？咱们回家吧。”
最糟糕的一次是他当场抓住了蕾卡，那正是快下班的时候。她在木工组，正躺在一堆锯末刨花儿上，木工组长金卡压在她身上。他俩正干得起劲儿时，安顿轻轻走了过来，很有礼貌地问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蕾卡正在兴头上，快要达到高嘲了。她恶狠狠地从情人身下瞪了丈夫一眼说：“你看不见吗？我们正干呢。”
可怜的安顿转身回了办公室。蕾卡跟金卡办完了事，放下裙子，理理头发，出来了。她若无其事地走进办公室说：“咱们回家吧，安托沙。”
可他坐在那儿，眼睛盯着桌子，一声不吭。那小马蚤货哄他：“你还真以为我跟金卡在锯末堆上干哪。我刚才是逗你玩儿呢。我们只是在那儿比劲呢，看谁能打过谁。好了，快起来，咱们回家吧，该吃晚饭了。”
安顿默默地站起来跟着老婆回家了，再也没提过木工组里发生的事。他信了她的话。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相信她的话——不是在兴头儿上说的那句话，而是她的谎言，这才是他想听到的。
下面轮到尼尔娅讲故事了。
故事之八
音乐教师尼尔娅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苏联工人的形象。
你们刚讲的这两个故事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我先讲给你们听听，然后再讲一段我的亲身经历。
先说笑话，这是奥尔佳的故事提醒了我——关于男人对妻子不轨行为的态度以及他们猜忌种种。两位老友见了面，都是刚结婚不久，其中一个向另一个打听他的小妻子是否对他不忠，还说道：“我总怀疑我老婆跟哪位花匠勾搭上了。我每次下班回来，桌子上都摆着瓶鲜花，窗台上简直成了植物园。
一定是她有个跟花草打交道的情人。我心里明白妻子背叛了我。“
另一位叹了口气说：“我也怀疑自己的老婆跟电工搞上了。”
他朋友惊异地问：“你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每天都换新灯泡？”
“不是。有一次我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回到家发现老婆在床上躺着呢，身旁还躺着一个电工。所以我才开始怀疑她是不是跟这个电工有什么越轨的行为。”
笑话就讲到这儿，现在开始讲我那段真实经历。有一次厨房的电线短路了：线是嵌在墙里的，可墙非常潮湿。该去叫电工来修，可就是腾不出人手来。老人都得了流感，年轻人都要上班。而请电工必须得一大早儿就去，不然就一个人也找不到。那天我们音乐学校正好有场音乐会。我换上演出服，好好打扮一番，然后在去学校之前先找了一趟修缮科。老天爷保佑，电工正好在那儿。他红光满面，一双眼睛色迷迷的，好象能把人的衣服剥下来。
“我家墙里的电线短路了，需要换一根新电线，”我告诉他。
他流里流气地笑了一声：“哈，象你这样的美人儿，我们总会找到新电线的。我5点钟去。”
他其实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只不过象一男人那样开开玩笑，我也没在意。我急急忙忙地走了，忘了这回事。
我5点左右回到家。一会儿听见门铃响了，正是那位电工。我还没来得及换上衣服，就穿着睡裙。他站在门口，笑嘻嘻地望着我，也不说话。我说：“请进来吧，我告诉你毛病出在哪儿。”
他答道：“我已经知道你的毛病出在哪儿了。咱们试试看吧。”
我耸耸肩，把他领进厨房。我给他开了门，他突然看着我说：“可这不是厨房吗？”
“是啊，就是厨房呀。你看墙都黑了——短路了。”
他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说：“这么说是真的出了毛病？那你干吗打扮得那么漂亮去找我？”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打扮是为了工作，今天有个音乐会……”听到这儿，他扔下工具袋，开始凿墙皮。他再也不看我一眼。我看到这小伙子已经干起来了，就回了自己的屋子。他修好之后把我叫过去。
我一看都修好了，便问他：“多少钱？”
他笑着说：“掏什么钱呢？电线的钱是公家出的。我以为你叫我来是为了另一种病呢。
我自己身上的电线嘛，一般我总要10卢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随时可以侍候您。“
从此我才知道我们的电工师傅所从事的第二职业是什么。以后再去找人修理什么时，我总是让丈夫去。
女人们对这位电工的第二职业非常惊讶，特别是阿尔宾娜，“而且还这么便宜。比莫斯科夫斯基车站的清洁工还便宜。
显然他干这行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居然在这方面我们也赶上了腐朽的西方国家，真让人高兴。“
“怎么，他们那边也有这种事吗？”
“男妓吗？随便挑。我从报上看到他们还有给女人服务的妓院呢。进去后挑个中意的男人，好好地乐一阵子——当然，你花得起钱就行。不过，这也许是我们的报纸胡编乱造的，我也不知道……”“真让人恶心。”爱丽什卡喊道。
“可要是偷偷摸摸的，那就不恶心了吗？”
大家都同意阿尔宾娜的看法，认为暗娼并不比公开卖滛好多少。然后是爱玛讲的故事。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故事，与其说是讲“不忠与嫉妒”这个话题，不如说是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许多苏联妇女被烦恼的事情纠缠不休。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城里的那些金发碧眼女人们是如何背叛自己丈夫的。
为什么非得是金发碧眼的女人呢？你们听听就知道了。
事情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城里，城市的名字保密——说不定有谁的亲朋好友就在那里住呢。跟我丈夫离婚后我就到这个小城去当剧团导演。我在那个地方很惹人注目，身后有一大群追求者。还有一个好朋友在当地的文化局当局长。在戏剧学校时我们在一起上过课，可后来他却转到了另一个舞台——党政工作的大舞台，而且爬得还挺快的。我到那里工作后，他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很照顾我。他马上就把导演的位子给了我，还帮我弄到一套单元房。而且这一切都是不要报酬的，尽管他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
到那以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了，似乎还相当寒冷；小城在南方，但却坐落在山区，属内陆性气候：夏天炎热，冬天寒冷。这我可没想到。我跟丈夫离的时候卖掉了西伯利亚的毛皮大衣，现在没衣服穿了。我穿着件皮夹克上下班，估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会得肺炎。我必须弄件暖和的大衣穿。那一阵正时兴羊皮大衣，城里那些有钱的漂亮女人每人一件，一个个走在街上，神气十足的样子。所以我也想弄一件穿穿，我也不比她们差，就连剧团里的那些女演员有的还穿上了羊皮大衣呢。我问了一个又一个：“你这大衣哪儿买的？”
她们每个人都答的不一样，就象是商量好了似的。有的说是奥德萨，有的说是莫斯科，还有的说是里加。可她们大衣的款式都一模一样，我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就去找老朋友帮忙：“听着，高吉，我都快冻成冰棍儿了。你能帮我搞件羊皮大衣吗？”
他一蹦三尺高。
“什么。你，羊皮大衣。这绝对不行，你不可能。你随便挑什么样的都中，可绝不能穿羊皮的。你如果愿意我可以给你买辆汽车，你可以开车上下班。”
“你这是什么意思，高吉？我要辆车干什么，我又不会开。
我就想要羊皮大衣，我快冻死了。“
“不行，你不能从我这弄羊皮大衣。你是个正派女子，上学的时候我们有饭同吃，有钱同花，你就如同我的亲姐姐一样——你不能穿羊皮大衣。”
可他又不说为什么。我估计可能是当地的愚味的风俗，认为女人穿羊皮不正经。后来我偶然地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原来，高吉和所有高加索人一样，迷恋金发碧眼的女人，能把城里所有漂亮的金发女人搞到手，他们认为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就连在戏剧学校时他还常说他不敢奢望把所有的金发女人都睡一遍，但至少应该有这个志向。这个小城里金发的女人不多，南方的城市里黑发美女最多。高吉常常拿羊皮大衣作诱饵，使金发美女上钩。这些大衣都是从西乌克兰的一个熟人那儿搞来的，那里出产这种皮大衣。结果，这些金发女郎们几乎人手一件。这些女士中有当地领导的夫人，有女演员，大学教师和医生。我后来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可是没有几个人知道那些羊皮大衣都是出自高吉之手。碰巧很多高级领导的娇妻都是金发美女，象检察长的夫人啦，地委书记的太太啦，等等。其实他们的丈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给她们弄件羊皮大衣穿。可她们偏不，都想从高吉这儿搞一件。后来我常常逗高吉说：“幸亏这里的金发女人不多，要是你爱黑发美人儿的话，你能供得起么。”
高吉搔搔脑袋，装作着急的样子说：“那样的话，不出一年就得玩儿完，不是我朋友工厂里的羊皮大衣玩儿完，就是我自己玩儿完。”
最后一位是爱丽什卡。她一句话让大家吃了一惊：“我给你们讲讲我是怎样连续3次背叛我的瑟约什卡的吧。”
“你？你们小两口不是挺恩爱的嘛。”
“正因为如此。你们听着吧。”
故事之十
胖丫头爱丽什卡讲了她是如何为了“跟大家一样”，才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
我一直跟瑟约什卡过得很好。后来我交了个新朋友，她叫桑娅，长得象洋娃娃那么好看，可骨子里却是个马蚤货。她老在我耳旁唠叨个没完，说我如何不懂生活，不懂男人，就因为瑟约什卡是我唯一熟悉的男人。
“你没有亲过别人吗？”有一天她问我。
“亲过，象亲戚朋友什么的。”
“其他的男人呢？”
“当然没亲过。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呀，你连你的瑟约什卡都不了解。跟别的男人比起来他到底如何？也许他跟你不是一种类型呢，你却根本不知道。”
然后她又讲起了性生活不和谐之类的话。我反驳说：“可我跟丈夫都很满意呀，我们俩一有机会，星期日一整天都在床上过。”
“正是这样呢。”她说，“如果跟别的人也许整个星期连续7天都在床上过的呢。你从来没跟别人试过，象个瞎猫一样，碰上了瑟约什卡就很知足了。”
她整天跟我说这些，最后我真有点动心了。也许她说的有道理？可能真有比瑟约什卡更好的人，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这些念头搅得我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看电影时，里面如果有个英俊潇洒的大明星，我就想：我要是亲亲他会不会比亲瑟约什卡更好？在床上时，我总把瑟约什卡想象成别人，看看自己有什么感觉。为此我日渐消瘦，体重也减了。难以想象吧？就这么厉害。
一次丈夫出差，我决定试着背叛他一次，看桑娅说的对不对。在内心深处，我觉得瑟约什卡是最棒的。我说对了……别打岔，我会告诉你们的。我开始考虑到哪儿去找合适的人眩最后终于选中了3个人：一位是让所有的女孩子着迷的全能歌手；第二位是喜剧团的著名演员；第三位是在美国举行过个人画展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我弄到了他们的地址，给他们每人写了一封信：“为了我的家庭幸福，我恳切地要求和您私通一次。万望您能首肯。”
每封信中我还夹了一张我的照片及电话号码。三位都立即表示同意，我把他们安排在连续三天之中。你们猜结果如何？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比得上瑟约什卡，没有一个。我兴高采烈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桑娅。瑟约什卡回来后我给了他无限的快乐，然后把一切都告诉他了，还建议他也去找几个女人试试，看看哪个更好，是我还是她们。可他却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跟我结婚之前他已经睡过几个女人，结果发现我是最好的。
我有时觉得他也许是哄我才这么说的。你们说呢？
大家听了爱丽什卡的恶作剧，都笑了起来。谁也不真的相信她的故事，但都装作相信的样子。爱玛出于礼貌问道：“你在跟别人试验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新的感觉了吗？”
“唔，他们都想让我高兴。我把原委都跟他们讲了，也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用的是力气。而瑟约什卡用的是爱心。这就是不能相比的原因。”
“可见你并不那么傻，爱丽什卡。你可能很天真单纯，但你还是很有主意。”拉丽莎很圆滑地说道。“可这种怪念头不能太多了，不然真要出麻烦的。”
“当然不会的。我现在已满足了。我后来跟桑娅闹翻了。
谁知道她还会让我做出什么蠢事来。“
到了睡觉的时间，女人们还笑着爱丽什卡的“心理加生理的疗法”。这样就结束了第五天。
第六天
强j犯与受害者
第六天的早晨，流浪女吉娜提醒大家说：“嘿，姐妹们。
咱们不是说过要讲讲那些想强j我们的男人吗，你们忘了吗？“
“你还不如别提这个茬呢。”奥尔佳抱怨道。
可又没人提出个新话题，所以决定今天就讲这个。
到了晚上，婴儿都睡觉了，拉丽莎开始讲起她的故事。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差点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可后来事情又有所变化。
我很想再给大家讲个小笑话，可我们在这儿不仅仅是要说笑话取乐，还要谈论严肃的话题，所以我这次讲一段我的痛苦经历，请大家思考。
在这段往事中，佳丽娜，我曾与你们不同政见者圈子里的人有过交往。这在列宁格勒的知识阶层是很普遍的现象；知识界差不多人人都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持不同政见。况且这对我来说也不奇怪；既然找不到一个象弗洛德卡那样的英雄，自然会把目标转向这些我们时代的英雄们——持不同政见者。在60年代这种机会很多，人们常常为某个受迫害的政治犯请愿、征集签名什么的。如今这类事情似乎是平静下去了，人们也更谨慎了，可当时能加入到不同政见者的圈子里几乎成了一种时髦。我相中的那位不同政见者名叫弗洛德亚；之所以看中他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我的情人之中大约有一半都叫弗洛德亚。他是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而且智力过人。他精通所有欧洲语言，还精通文学——不仅仅是看过那些被查禁的文学作品。他在劳改营呆过，就是那个著名的弗拉基米尔监狱，在那里他结识了布柯夫斯基和金茨堡。也就是说，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了。
凡是跟不同政见者相爱的人，都没有时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我也不例外，整天为他的工作忙碌着。象签发文件材料呀，传递信息呀，到了晚上还得不停地打字，找那些地下刊物、传单之类。虽然累得要死，我却感到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了。这当然同政治无关，只是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第二个弗洛德卡。要适应那种生活，开始我觉得相当困难。我也开始写诗了，记得还在一首诗中把自己比作一朵暴风雪中的小雪花，在风暴中成长——反正就是那一类的。我知道这很傻气，但我当时感到非常快活。
还有一件对我来说相当困难的事：我习惯支配别人，可这时我得学会服从，这已经成为我心目中幸福的象征了。现在我是不会用自己的独立去换什么幸福的，可为了认识到这一点，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盲目地信任我的新弗洛德亚——还能信任谁呢？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民主斗士。他的那些“营中朋友”曾著书记述了他们和他的传奇式友谊。他曾两次被关进监狱，他都经受住了，没有屈服，出来之后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