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朝廷财政管理的目的，他没有顾忌，却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
也就是将各地达到行省、以及朝廷的六部归尚书省管辖，桑哥更被他任命为朝廷的平章政事。
而桑哥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汗御驾亲征前，请旨“检核中书省钱粮之事”。
桑哥如此行径，一是有卢世荣和叶李的看法在先；二是他充分汲取了卢世荣过于缓慢的教训，务求尽可能的早见成效，以堵住众人的嘴。可他更知道，他需要先在朝廷的众人面前立威。
忽必烈听了他的请求，先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言道：“此事汝固当放手为之。”
如果桑哥先搬出其它举措，也许老忽还需要考虑一下，但对于这个请求，他实在是太明白其背后的用意了。因为你无论是讲“检核”，还是所谓的“理算”，它们在这位老人的心目中，不过就是另外两个字，“钩考”。
“钩考局事件”在他的一生中，是如此的重要，就如同岩石上留下的一个深深印记，随着岁月的风化，即使它变淡了，依然有着清晰的痕迹。
真正云消雾散的，是他当年的怨恨，因为在他登上帝国的顶峰之后，他已经、或者说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仅从做法的本身讲，这并非没有必要。
更何况这个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亲临前方平叛之前，如此授权给桑哥，实际上也是他太需要有人来帮他解决帝国的一些问题。
得到了授权的桑哥，的确没让老忽失望，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魄力和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上有一类人常会令有些人不安，那就是做事认真的人；而他们中间最令人可怕的，是既较真、而又真有本事之人。
桑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圣僧”在校检了中书省过去经手的钱粮之后，结果被他查出在帐目上“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
所谓的“昏钞”，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残损纸币。按朝廷的惯例，一旦发现，它要在官员的监督之下，予以销毁，然后以新代旧。元代为这个“昏钞”曾定有二十五种样式。
桑哥发现的问题、以及所涉及的数额，其实在朝廷的钱粮往来中，只能称之为微不足道。但能从中书省所经手的繁杂项目中找出来，这足已证明了他的认真。
中书省的官员、同样为平章政事的麦术丁，震惊于桑哥的细致，立刻就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但另一位参政杨居宽则辩称：他负责的是官员选拔，钱粮之事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捅了马蜂窝。
以桑哥之横，当年朝廷的重臣、西域之人和礼霍孙他都敢拉过来殴打，你一个汉人他又岂会客气？再加上手中又握有忽必烈授予的大权，他当场“令左右拳其面，因问曰：‘既典选事，果无黜陟失当者乎？’”
桑哥不仅直接让手下练了拳击，而且就像他以前做事的路子，边“拳击”还边教训杨居宽：“既然你管的是选官，难道就没有官员选拔不当的过失吗？”
打人之后，这不算完，他又直接派人将此事的前前后后全报给了这时候仍在在前方的大汗。而忽必烈给他的回复则是：“彻查。”
老忽自卢世荣的事情后，其实早就对中书省的官员不满，现在有了这个由头，他一回到大都，立刻就召来了安童和桑哥。
他的眼中露出了寒意：“既然中书之人敢于欺朕在前，朕就不能不严惩。但朕命你们一起去再度审讯，务必给朕查实，莫让此等狡诈之徒，以后再以受胁被诬为辞。”
桑哥心中暗喜，他立刻回道：“臣遵旨。”
安童则内心里剧震，他明白，朝廷中又将有一场风暴了。
“臣身为丞相，中书之事，罪责不免，请大汗予以责罚。”
忽必烈却冷冷地说道：“丞相前段时间在闭门思过，怕是也没必要事事均往自己身上揽吧？”
安童身子一颤，他知道他的大汗仍然记着“往事”。
他的身子深深地躬了下去：“臣实有过，内心难以自安。”
帝国大汗的声音愈加森冷：“丞相莫非想要朕改旨？”
安童拜倒：“臣不敢。”
当桑哥离开皇宫之时，他的内心颇有点失望，因为中书省出了事，身为丞相的安童在事实上是脱不了干系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打击这个自己非常忌惮之人的最好时机。他首先从中书下手，立威是其一，但看看能不能再度找到安童的过失，以求最终搬掉这个自己最大的威胁，也是其目的。
但忽必烈是不会如他所想的，因为此时的他不仅要考虑到朝廷架构大致的稳定，同时在平定乃颜的叛乱后，还需要有人出面代表朝廷来安抚辽东等地的诸王。而放眼朝廷，此时最适合担当此任的，只有安童，这就是他把闭门思过的安童再度召出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说，平叛之后的草原诸部落均有些不安，如果他此刻又将蒙古重臣安童也处置，这必将加剧草原上人心的动荡。所以老忽根本就没考虑过处理安童，相反，他还要对他委以一些安抚的重任。
但安童并不能理解帝国大汗的用意，因为忽必烈在朝廷实施的举措，也不能不让他有想法。
在元朝的体制中，名义上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但能担任的人极少，依《元史》所载，从忽必烈开始，只曾有三位皇子任过该职，真金就是其中之一。故此，朝廷真正的行政长官是左、右丞相。而蒙古的习俗崇右，右丞相地位实际在左丞相之上。丞相之下是平章政事，它也算是丞相的副手，再下面，就是左、右丞。
当年安童就被忽必烈任命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
现在，桑哥直接就被大汗任命为平章政事，这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对桑哥的重视。
在安童看来，桑哥的任命、尚书省的恢复，以及它的权力强化，显然都是为了架空自己，那么，自己还不如主动让位，更何况自己与大汗已经有了隔阂。所以在桑哥走后，他再度提出了辞去相位的请求。
“臣尸位素餐，实无德无才居此相位，恳请大汗许臣让贤。”
也只有在仅为他们两人的情况下，老忽无论是语调、还是脸sè，才变得有些柔和。他听了安童的请求后，淡淡地说道：“安童，朕既没准备拿掉你的丞相，也不会做此打算，此事休要再提。”
忽必烈是从整个朝廷的角度来考虑事情的，但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却也是对安童的一种折磨。
第二百四十一章 另一手
( )当桑哥登上北元帝国平章政事的宝座时，这已经注定他将在这个东亚之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但他不知道的是，除了北元朝廷里的官员，这个世上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同样在盯着他。
东是从杜浒嘴里知道桑哥已担任平章政事、以及其它北元朝中近期的变动。
而杜浒一讲到桑哥的名字，赵与庆眼中立时充满了杀机。
杜浒的话音刚落，他立刻就接到：“陛下，贫道在北地之时，就已曾暗中查探过此人的住址和行踪，现另一盗陵的恶贼杨琏真加，就和他在一起。但贫道与杜将军商议之后，恐贸然行事，误了朝廷的大计，所以一直没有下手。如今全真教之事已定，贫道请旨寻机捕杀此獠。”
杜杀手则y森森地说道：“陛下，如此恶贼竟然爬到了北朝的高位，臣以为，如能击杀此人，上可慰先帝在天之灵，下必引起北元内乱。”
而一旁始终无言的吉安面容大变，他罕见地冷冷插话：“臣请将杨琏真加给臣留下。”
道士看了一眼吉安，却没有反驳。
无论是被掘了“祖坟”的赵与庆，还是受了一掌之创的吉安，他们均一ri也没忘了当年之仇，更早已心照不宣地定下了各自的目标。
听了他们的话，东脸上的神情好一阵子变幻后，却说道：“关于此事，汝等、包括军情司，仍不可妄动。”
杜浒不再多言，吉安看了看陛下，躬了一下身，又恢复了他的常态。
赵与庆则有些不解。俗话，有仇不报非君子。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陛下，似乎在这件事上过于淡然。
东其实并不是什么好鸟。不讲其它，他现在是皇帝，桑哥和杨琏真加身为僧人竟然干盗墓的勾当，而且还盗到皇家的头上来了，他又如何会与他们客气？只不过他内心里并没有如道长所想象的那么深的“仇恨”而已，这种心态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他绝不会为此事冲动。
杜浒等人向北方渗透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如果仅为了哪两个鸟人，又何必等到现在？
以桑哥和杨琏真加的强横，任何时候出手都不会没有风险，况且这又是在大都，这种动作很有可能会引起忽必烈的jg觉，不利于军情司在北方的渗透。在这时候，老忽的jg觉xg越低越好，他对有些事情的察觉也越迟越妙。
所以，当初杜浒、赵与庆等人北上时，他就曾当面向杜杀手交代：“杜将军，你在北地有临机决断之全权，但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何时，帝国的复国大业为先，其它均为次要。”
而对有着“深仇大恨”的赵与庆，他则说道：“道长，有些事情不急于一时，来ri方长。”
杜浒、赵与庆其实对事情的孰轻孰重还是知道的，但现在桑哥和杨琏真加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没，而且也不能说没有出手的机会，更何况这还涉及到帝国之辱、皇家之仇。他们固然一直在忍耐，可也始终没有消了杀人的念头，所以才有前面的所言。
东接着说道：“要杀此二人不在此一时，朕认为，无论你们中的任何人出手，眼下的风险仍很大。”
杜浒眼中有感动之sè一闪，因为陛下讲的是实话，这种行动的风险他不会不清楚。
赵与庆则问道：“陛下的意思是？”
东的脸上露出了y冷的笑容：“道长，从军情司查探到的消息来看，桑哥和杨琏真加为人、行事都极为蛮横，这样的人在位，不等他人出手，只怕他们自己就会给北朝的朝政带来动荡，你们实不必冒此等风险。”
“朕更敢断言，用不了多久，想杀了他们的人就不会仅是我们。”
赵与庆和吉安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见到了寒光。
“道长，吉安，最后究竟如何收拾他们，朕可以放权给你们，而且必要之时，杜浒将军和军情司也可从旁协助。但朕希望你们先忍耐一时，因为北朝的好戏只怕还在后面，我等实有更好的机会。甚至，此事都无须我等下手。”
兄弟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再说就不妥了。
帝国陛下的面容此时的确够y。
杜浒回道：“末将遵旨。”
赵与庆则看着陛下森然言道：“贫道定要亲手击杀此獠。”
吉安也有点期盼地望着陛下。
东没有躲闪地看了看他俩人，点头应允：“可以。”
nǎǎi的，对这样的鸟人，兄弟我当然不会心慈手软。而且我也知道，你们都希望用江湖的规矩，亲手来解决这件事，咱也没必要不给你们这个面子。只不过可惜了，怕是咱又无法亲眼看到其过程。
东的确不想让所有的人过于冒险，他认为以后还有更好的机会也不假，但在他反对立刻下手除掉桑哥等人的背后，还有着他一个更隐秘的想法。
因为他过去的历史知识告诉他，就时代而言，桑哥这个人其实还是有一定能力的。这主要表现在他掌了北元的大权后，所实施的一个举措。
元代在国家体制上，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设立了行省，但它另一个常被人忽略的重要举措则是发行了元宝钞。
元宝钞的产生，实际上有着宋代的“交子”和“会子”、以及金代“交钞”的深刻背景，但它不仅是人类货币史上另一个首创之法，而且更是一个超前的举措。
后世世界主要国家的近代货币史，基本上都有个共同的轨迹，那就是：先施行贵金属本位制，即金（或银）本位制；随后是纸币与金、银挂钩的货币制度（金块本位制）；最后则为脱离了贵金属的现代纯纸币制度。其典型的代表，是英国的英镑和美国的美元。
以美国为例，它在二战后所实施的，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政策。当时的美国zhèng fu规定：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
也就是说，如果您有美元，您就可以按美国zhèng fu的官价把它换成黄金；但假如是其它货币，您必须先把它换成美元，然后才能换取黄金。
（货币的话题太复杂，这里只能简单地一说。其中的内容，兄弟们不必看专业的书，网上就能查到。）
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纸币与贵金属挂钩、或紧密联系的制度，既不是英国人发明的，更不是美国人的专利，因为元代早已实行过该政策。
元代在忽必烈当政期间，发行过两种元宝钞，即中统钞和至元钞。当时朝廷规定：二贯钞相当于银一两，这实际上就是标准的纸币与贵金属挂钩的货币制度，只不过它不是以“金”、而是以“银”为本而已。
这个制度的设立，最先要追述到耶律楚材这个汉化的辽国人，至于其整个规制的大成，则在刘秉忠等汉臣的手中。但它在实施以后，很快就出现了“物重钞轻、钞法虚弊”之病。用后世的话说，就是朝廷难以维持官方的兑换率。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以某些人眼中高高在上的美国人，他们玩这个挂钩制度，多了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不到六十年；少了算，则从二战后计起，没超过三十年，就再也玩不下去，因为这里面有体制上的缺陷。
元代能维持更长的时间，自然有很多其它方面的原因，但也与桑哥有关。
忽必烈执政的初期，为了推行宝钞，一方面在民间禁止私下里的金银买卖，另一方面在各路设立了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以保证宝钞的信用。
可制度上的缺陷，导致老忽始终难以解决朝廷的两大难题：一个是“钞法虚弊”，另一个则为“国用不足”。任何人上位，都必须帮他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否则他会毫不留情地向此人下手。
历史上忽必烈在位的中后期，朝廷多位管理财政的丞相、平章政事等等，纷纷丢官，其原因就在于此。
桑哥上台后，他同样面临着这两大难题，但在其他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他采取了一种最朴实、而又最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钞法虚弊”问题。
“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
（《元史》中的这段话同样表明，当时金、银的比价的确为一比十。）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桑哥的做法，也就是：宝钞进，金银出；金银入，宝钞出。
这个方法的确保证了宝钞与金、银之间的严格挂钩。其中的少许差额，应当是官府的手续费用。同时朝廷严格立法，打击伪造假冒。
这就是桑哥上台之后所采取的第二个举措，《元史》对此的评价是：“其法为最善。”
而东的看法是这样的：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很有可能以后帝国会同样采用贵金属货币制度，而到了这个时候，北元曾经的做法就会成为一种宝贵的经验教训。
讲白点，他要留的不是桑哥这个人，而是他的做法和经验教训。如果您愿意用另一种更y险的话来表述这个狡诈之徒的想法，则是他同样想在桑哥临死前，“榨出”他的价值。
他更有一种好奇心，当他在这里把那么多的举措都推出来之后，它们必然会逐渐传到北元哪里，那么，这些人会怎么来应对呢？
他慎重地和杜浒说道：“杜将军，桑哥揽权之后，北朝必会有不少动作。无论他们采用了何种举措，军情司都要认真地收集，尽速报往朝廷。”
杜浒“咔”的一个立正：“陛下放心，末将明白。”
怕有一个星期不能更新，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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